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上)-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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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塞特于1882年5月20日出生在丹麦开伦特堡，十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这对她的生活和思想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好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温塞特进入一家法律事务所做律师助手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在心中酝酿创作小说的计划。处女作长篇小说《玛特·欧莉太太》（1907）描写当时社会风尚，有现实主义倾向。《珍妮》（1911）这部小说使她闻名于世。
《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1920—1922）、包括《花冠》、《女人》、《十字架》，通过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挪威的幸福生活》（1942），具有反法西斯的色彩。
温塞特获得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有幸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金，但她将这笔奖金全部捐赠给社会福利机关，并筹备设立了一个基金会。1949年6月10日，温塞特在挪威中南部的城镇利勒哈默尔病逝。
爱发牢骚的文坛宗师
——1929年获奖者： 〔德国〕托马斯·曼（Thomas Mann）“虽然托马斯·曼于1924年底推出《魔山》，可是他仍可单靠《布登布鲁克斯》一书取得获奖的资格。虽然他的另几部小说，特别是《特里斯坦》、《托尼欧·克洛格》以及《死于威尼斯》——均有极为深刻的心理分析与高度的艺术造诣，可是这些远不足以确定他的获奖资格”。这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会长霍尔斯陶穆写在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评语。
然而，托马斯·曼对于这一评语并不满意。其原因是扬此抑彼，贬低了
《魔山》。依他看来，《魔山》是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传世佳作，他应以《魔山》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获奖。然而，他没有成功。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尽管对《魔山》的题材也很感兴趣，但他以为从艺术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却是一部失败之作。尽管这届文学奖的“桂冠”已戴到托马斯·曼的头顶，但他还是牢骚满腹。获奖不久，他在给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信中强烈地表达了他与瑞典文学院的评语相悖的不满情绪。他说：“关于这部作品（指《魔山》），我所听到的尽是很不谅解的评语，指责的人大多想证明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理性和某种批评精神的产物。奇怪的是，一位诺贝尔委员会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批评家——博克教授，曾在公众场合说这部作品是蹩脚的艺术品。因此，瑞典文学院授奖于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的早期作品
《布登布鲁克斯》，这是院士的共同的心声。从各方面来看，瑞典文学院是完全走偏了。单靠《布登布鲁克斯》，我绝对无法足以获得瑞典文学院的褒奖。总之，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确实是由这部倒霉的小说造成的。我深信，这部小说的故事性不但能胜过了它所包含的分析与哲理性的议论，而且使它的内容和艺术价值显得更加突出。”这一点足以证明托马斯·曼的牢骚情绪。
1929年的侯选人名单上，共有二十四位来自各国的作家，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当中，只有一位在成就上足以与托马斯·曼抗衡，那个人便是伟大的德国诗人史蒂芬·乔治。乔治是一个抒情的天才，那时他刚刚获得歌德奖。最后，瑞典文学院经过反复衡量，还是确定将大奖授予托马斯·曼。1929年12月10日，托马斯·曼率领全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在德国北部靠近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城。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倒下》发表后，获得文学界的好评。他的代表作《布登布鲁克斯》（1901）以商人布登布鲁克斯一家由盛到衰的四十历史为主要线索，艺术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社会的生活面貌。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没有认清德国统治者发动的战争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抱着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幻想迁居美国，1952年又因这种幻想的破灭而回到瑞士定居。托马斯·曼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雅阔布的故事》（1933）、《年青的约瑟夫》（1934）《约瑟夫在埃及》（1936）、《赡养者约瑟夫》（1943）〕，中篇小说《马利奥和魔术师》（1930），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等。
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在苏黎世病逝。“桂冠”飞越大西洋
——1930年获奖者： 〔美国〕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930年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里华灯高照，金壁辉煌。当瑞典国王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奖金交给一个面容消瘦的美国中年男子的时候，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获奖者热泪盈眶，异常激动。因为他今天不仅是以一名作家的身分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祖国和新兴的美利坚文学赢得了世界公认的崇高地位。从 1901年起，诺贝尔文学奖已历时三十年的历史，然而，三十年来，唯有1913年那次，“桂冠”横跨过了欧洲大陆（授予印度“诗哲”泰戈尔）其余全部获奖者均是欧洲人。如今，这顶“桂冠”飞越大西洋，使美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册上。他，就是辛克莱·刘易斯。
193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中，苏联作家高尔基，无疑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坛宗师。然而，瑞典文学院并没有把大奖颁给他。法国诗人瓦莱里也是一位呼声极高的竞选人，但由于三年前法国的小说家柏格森刚得过奖，瑞典文学院认为，此年度“桂冠”不宜再给法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评选活动后，颁奖国难免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尚未问津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而那时候，刘易斯的名声正在欧洲日益鹊起，他的作品《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在瑞典非常畅销，1929年出版的《多兹沃思》受到瑞典文艺界的好评。在1930年11月5日瑞典文学院的表决会上，著名的修克教授极力赞扬刘易斯的新著《多兹沃思》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刘易斯就这样较顺利地获得了瑞典文学院多数院土的支持，以在创作上“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的评语而一举夺得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刘易斯于1885年1月7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苏克萨特镇的一个医生家庭。1902年，即在刘易斯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乡，到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读大学预科，翌年进康狄涅克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文学院学习。1910年以后，先后在爱荷华州、旧金山、华盛顿的几家报刊杂志社工作过。他的处女作《我们的雷恩先生》发表于1914年。1920年，他的长篇小说《大街》问世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同时也标志着刘易斯创作的成熟期已经开始。他发表于1925年的《阿罗史密斯》曾获1926年的普利策奖。《大街》以乡村和小市镇为背景，通过一对夫妇的曲折经历，揭示了小市镇的闭塞和保守，嘲讽了市民的偏狭、愚昧，也讽刺了知识分子的浅薄和软弱。《阿罗史密斯》通过一位名叫阿罗史密斯的医生的经历，揭露了医学的商业化，对于腐朽的社会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美国医学界的状况。刘易斯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还发表过论文、特写、诗歌和剧本等。他虽然在创作中从某些侧面揭示了中产阶级生活中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但他批判中产阶级的同时，又同情他们，喜爱他们，这无疑对小说的批判力带来一些局限。刘易斯1951年1月10日在意大利罗马逝世。
特殊的获奖者
——1931年获奖者： 〔瑞典〕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Erik Axel Karlfeldt）
1931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平时是每年的十二月十日）用一种沉痛的纪念性调子这种特别方式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追认给一位特殊的获奖者，他就是已故的瑞典著名抒情诗人、瑞典文学院的曾任秘书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
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规定，获奖者必须是还活在世上的作家。这一年的授奖特别例外，这在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卡尔费尔特获奖的消息公布后，瑞典的舆论界一片哗然，人们立即群起围攻瑞典文学院，他们利用报纸、开会等场合公开批评瑞典文学院违背诺贝尔本人的意愿，公然将文学奖金会奖给一位去世的人，为以后的颁奖开了一个坏的先例。这些诛伐的文字在瑞典最为激烈。瑞典学院对这些批评家的答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规章明确规定允许颁奖给已故的人，只要这个人的推荐书是在他去世之前提出来的，卡尔费尔特的情况确实是如此。
早在1918年，瑞典文学院几次想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但都被他本人婉言谢绝，其理由是，自己是瑞典文学院的官员，授奖给自己有诸多不便。就这样，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被他推了下来。
1931年，年迈而多病的卡尔费尔特提出辞职报告，瑞典文学院考虑他的年龄与身体等因素，同意了他的请求，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职务委任霍尔斯陶穆。这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又提出将该年度的大奖授予退职的卡尔菲尔特，他已不掌权，应该无所顾虑，可能不会反对，然而遗憾的是，没等瑞典文学院正式决定，他已匆匆离开人世六个月了。
这年的诀择并非由于没有其他人参加竞选才能这样做的，参加角逐的大约三十位，包括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获奖的高尔斯华绥和伊凡·布宁。法国就有三名势力较强的选手，第一位是保罗·梵乐希，他于一年前首度被一群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提名，接着由伦敦大学的法学教授梭拉特二度提名。第二位是已经角逐好几次的艾斯陶涅。第三位是詹美士，一位歌咏巴斯克乡间美景的诗人，由奥斯特林所推荐。给已故作家授奖是因为：“表彰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的诗作。”
卡尔费尔特1864年7月20日出生在瑞典东部福尔卡纳的一个律师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年生活在农村，瑞典优美的乡村风光和陶冶个性的大自然景色，为他提供了绚丽多彩的诗歌题材。1885年他考入瑞典文化古城乌普萨拉市的乌普萨拉大学文学系，1892年获文学士学位，1898年又获得瑞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两科的硕士学位。1904年被推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他的处女作《荒原和爱情之歌》发表于1895年。《费里道林之歌》（1895）、《费里道林的乐园与达拉纳绘画韵文》（1898）两部诗作的发表，使他一跃而成为瑞典的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诗的基调，曾翻译成英、法、德文。
在193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奥斯特林代表该院发表了介绍获奖者卡尔费尔特的演说，如果这位特殊获奖者在九泉之下能听到他获奖消息的话，他也一定会很感激的。“文学国际主义”的倡导者
——1932年获奖者：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圈里的角逐十分激烈，早在年初 （元月一日），瑞典文学院收到一份篇幅相当长的推荐书，支持美国作家厄普吞·辛克莱。有二十位知名之士，如科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麦克独孤、政治学家拉斯基、哲学家杜威等人，为了要推荐他，特地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在纽约设立秘书处，其活动相当积极，它竞发动了五十五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七百七十个作家、诗人和知识界人士，签名支持辛克莱，摆出了美国“势在必得”的局势。然而，这一全球性的活动实在不可能奏效。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刚得过奖（1930年刘易斯）。第二，这位侯选人的论调太过激进，不易为瑞典文学院所接受。这位“全球瞩目”的侯选人就这样落选了。
法兰西学院的正式侯选人梵乐希，一生著作繁多，曾于1931年前往斯德哥尔摩一游，现在时机似乎成熟了；法国著名作家布尔傑、贺斯龙也是多次被提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场上的“老手”了；苏俄侯选人高尔基在那时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理应受到世界文坛的高度重视，然而遗憾的是，瑞典文学院并没有认真考虑他的入选问题。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祖上原是德文郡的农场主，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已成为一个豪富的家族。父亲是律师，中学毕业后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律。1895年开始创作，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 《四面八方》出版于1897年，1906年出版了为他获得杰出小说家声誉的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这部作品和后来出版的《骑虎》（1920）、《出租》（1921）组成了著名的《福赛忒家史》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现代喜剧》三部曲，剧本《银盒》、《斗争》、《正义》等，作者以深邃的洞察能力，高度的艺术概括，典型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广阔生活场景，其作品感情深笃，朴实无华，动人心弦，然而，更主要的是他一直以高度的热忱，致力于文学的国际主义，他的这种文学主张符合诺贝尔先生的理想主义思想，颇受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赞赏，瑞典文学院的修克教授亲自当他的推荐人，高尔斯华绥一举获得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乃是“由于他出色的小说艺术——该艺术在《福赛忒家史》中有高超的表现”。也是由于他一生倡导文学国际主义”的结果。
流亡者的福音
——1933年获奖者： 〔苏俄〕伊凡·布宁（Lvan Bunin）
1920年6月26日，正当苏联红军向黑海的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赛挺进之际，一个五十来岁小个儿的俄国人挤上了从这里开往法国的最后一艘轮船，他在惊恐混乱的人群中向自己的祖国留下了难忘的一瞥。他对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怀有深厚的感情，但顽固的旧贵族的立场又促使他对红军的即将来到怀有莫名的恐惧情绪，他在惆怅的心情中踏上了流亡 （法国）的道路。十三年后的一天 （1933·12·10），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授予他1933诺贝尔文学奖，给这位浪亡者带来了福音。
在长达三十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活动中，从沙皇统治下的旧俄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尚无一位作家获过诺贝尔文学奖。是这块土地上没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吗，答案是肯定的。托尔斯泰、高尔基曾都相继提名过，但都未获奖。瑞典文学院也在考虑让这一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出一名获奖作家。1923年，布宁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推荐，同时被推荐的还有高尔基。从1923年开始，布宁和高尔基几乎每年被提名。诺贝尔委员会曾于1918年和1928年，委托有关专家撰写过高尔基作品的研究报告，而报告者却以所谓高尔基“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为由，不予推荐，提醒瑞典文学院把目光转向了流亡国外的作家布宁，命运为这位流亡作家带来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