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0-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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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格林的预测在他看来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所说的工业巩固期，而事实是，正如他所说的，“中国的工业巩固期正在来临”，因此在他看来，他的预测将是完全有理由实现的。如果说是乌托邦，那么它更大意义上也是一种未来的乌托邦。波伏娃说，最让她感动的是，中国生活在未来中。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看，是巨大的，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的乐观努力的精神、政府与民众意志的统一和谐，那才是美好未来的基础。
物质进步是人类社会幸福与自由的保证，而人民共同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与奉献的精神，更能加强人们对未来幸福与自由的信心。巨大的物质成就令人感动，然而，中国人民完成这种物质成就的勤劳、勇敢、公而忘私、乐而忘忧的精神，就更令人感动。西方传说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与公社化运动，是以血腥强暴的形式推行的，但旅行者们发现，没有哪位农民是被迫加入互助组、合作社或人民公社的，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仅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也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F。格林说：“十年之内中国农村经历了三次变革——土改、合作化及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国人相信，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已将世界上最不具凝聚力、最不具生产力的农业生产体制带到了世界上最巩固、最具发展潜力的生产体制的门口。”〔13〕四继尼克松访华之后，1973年，曾经率领一支美国妇女代表团访华的美国著名演员、作家雪莉·麦克兰妮说：“中国因为遥远而神秘……尼克松访华成功回到美国的时候，就像当年马可·波罗从大汗的宫廷回到威尼斯，他不仅带回了关于那个遥远帝国的消息，也指明开通了通往那个帝国的道路。”〔14〕尼克松访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是，一、它创造了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条件并引起了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兴趣，二、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内久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推向高峰，中国从一个邪恶的红色帝国变成了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红色恐慌终于变成红色希望。莫舍尔在讨论尼克松访华对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时指出，尼克松访华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中国形象。“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的那些日子，恐怕并不像他自己夸大其辞的说法那样，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但这一周的确改变了美国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这种变化可以从两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中看出来。接受测验的人开列出一些他们想到的最适合中国人的形容词。在1966年的民意测验中，除了一个‘勤劳’之外，接受测试者最常想到的四个词全是贬意的，如‘无知’、‘好战’、‘狡诈’、‘危险’。到尼克松访华结束时那次民意测验，受试者列出最常用的五个形容词却变成了‘勤劳’、‘智慧’、‘灵巧’、‘善于进取’、‘讲求实际’。”〔15〕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不仅改变了冷战世界的格局，而且还改变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各行各业的西方人带着各种不同的幻想与信念进入中国。他们往往不仅是去某一个地方旅游，而是期待着在旅行中发现某种预想已久或难以确信的东西。“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16〕前往中国旅行，不仅是一个地理历程，也是一个心理历程。他们坚信并且证明，他们在遥远的殊异的世界里，可以发现生活与自我的真实意义。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按照同一条线路同一种方式旅行，从广州到北京，从大寨到延安，参观工厂、人民公社、学校与医院，回到西方后，又以同一种方式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乐观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平等自由的社会、丰衣足食的生活。西方社会关注中国，前往中国，创造并传播美好的中国形象，似乎他们现在所谈论的中国，与几年前传说的那个邪恶、残暴、灾荒、混乱、野心勃勃、极富侵略性的红色帝国根本没有关系。美国的中国热不仅将已出现十年之久的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这个曾经最仇视中国的国家迅速推向高潮，而且还带动了欧洲国家的热情，赞美中国几乎成为一种时尚，犹如G。桑迪尼说的：“中国如今变成了一种世界时尚，一切都是那么确凿无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还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客，都争先恐后地赞美起毛泽东来，以此来重塑自己的政治生涯。”〔17〕改变了的中国形象从邪恶的地狱变成历史进步的天堂。旅行者像朝圣一样前往中国，读者像阅读福音一样阅读他们的游记，而那些曾经连篇累牍地刊载中国噩耗或诅咒中国的媒体，如今却若无其事地大唱中国赞歌。那几年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不管出自什么人的手，从金融巨头大卫·洛克菲勒（DavidRockefller）到演艺明星雪莉·麦克兰妮，不管写成什么体裁，从日记到新闻报道，都有人出版，有人阅读。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而是这些人的这些书重复讲述的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卫·洛克菲勒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革新，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壮举之一。”〔18〕演艺明星似乎比金融巨头更容易被感动，麦克兰妮说：“……中国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见到了一个民族，……在改变政治、经济和物质生活本质的同时，他们让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在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就没有人表现得自私、残忍、邪恶、贪婪。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充满集体荣誉感，彼此友爱、团结互助，他们热爱和平，富于人道主义情怀。”〔19〕红色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某种异国情调想象的美好的国家，甚至成为西方社会需要学习的具有严肃意义的榜样，一个“现实的乌托邦”。1973年，美国政治学者、后来成为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米歇尔·奥克森堡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书中收录了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如何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文章。在该书前言《向中国学习》中，奥克森堡说：“我们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学习，但情况最复杂也最值得学习的是中国。仅仅二十三年前，这个国家还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内战、通货膨胀、外国势力、阶段性的灾荒、无知、迷信。不出一代人的努力，这些发展的障碍问题，就大多解决了。国家获得了新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试验，诸如行政管理、教育、城市化模式、罪犯改造、公共卫生、企业管理、军民关系。这些试验都与我们紧密相关。”奥克森堡认为，中国革命对西方社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涉及西方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首先，西方人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完善的，而毛泽东则认为对立可以统一，一个社会既可以民主又可以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兼顾集体与个人，社会的和谐就产生于对立统一中。其次，西方认为社会的变革必须通过体制的运作，循序渐进地完成，而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证明，社会发展与人类幸福，也可以通过非体制的激进的革命完成。再次，西方人认为现代国家权力是为人谋利益的重要保证，人不可能推翻国家政权，只能设法减少国家对个人的危害。但中国革命证明，人民尤其是穷人的武装革命，可以推翻国家政权，建立新秩序，保障和平与幸福。最后，西方人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一些制度与自然的灾难，这是进步的代价，难以避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恰恰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种种缺陷。中国经验是一种趋于完美的社会变革经验，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是重要的启示。“除此之外”，奥克森堡说，“远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昭示了一种乐观的信念，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建设完善的社会。这种精神将给美国以灵感，美国需要这种精神。中国人努力建设一个更完美、更正义的社会的事业，激励着所有的人”。
总之，“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20〕。
五美国人推崇的革命，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太激进，因为构成美国文化主体的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小镇上的“乡愿”精神。法国人则不同了，革命经常成为一种民众激情。这个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的故乡，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现在，新世纪里，却将中国当作他们学习的榜样。
1968年“五月风暴”，差点又酿成一场法国大革命。全国罢工，内战一触即发。“五月风暴”期间，巴黎的游行队伍里，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们，时有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他们称为“小红书”。但“革命”在戴高乐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如果说革命期间人们还没有真切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那么革命失败后这种意义就明显了。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惟一一次成功的、没有“变修”的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革命早已变修，斯大林不过是个红色沙皇。法国共产党也变修了，“五月风暴”期间它反对暴动，认为应该走和平议会道路。只有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革命，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法国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以《泰凯尔》（TELQUEL）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歌颂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文章。他们的新中国崇拜的主要内容是：一、西方革命接连失败，中国革命彻底成功。中国代表的东方的革命，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镇压不了的，是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秩序永远的否定面，他者的旗帜。二、中国革命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铲除了社会等级造成的剥削与压迫，是西方革命向往已久、又似乎永远没有希望达到的乌托邦。三、苏联革命证明了列宁主义的失败，“五月风暴”原想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预言，现在事实似乎令人失望，革命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才成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失望使他们认为，“毛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哲学。四、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前卫的文学艺术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改造人的思想，准备了革命精神。“毛主义”恰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的武器。而且，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诗人，诗人治国是西方自从柏拉图时代就有的古老理想。
法国“泰凯尔”圈子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推崇中国革命与“毛主义”，将中国当作最终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的绝对的“他者”。“泰凯尔”圈子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写了一本书《中国妇女》，论述中国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某种异国情调，中国体现着政治革命与前卫艺术的精神。只有那些真正主张革命，具有前卫艺术观念，并且对西方文明有丰富的知识与深刻感受的人，才能够理解中国〔21〕。实际上“泰凯尔”圈子的理论家们，既有前卫艺术观念，又有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惟一欠缺的是“中国知识”。他们中只有克里斯蒂娃获得过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其他人的知识与经验背景，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实际上本来也不需要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或“毛主义”不过是他们表现自己的政治与艺术观念的一面旗帜，就像他们喜欢印在杂志封面上的汉字，这是一种装饰，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或想知道那几个汉字的意义。
西方文化将中国想象为乌托邦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推崇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危险的疯狂念头，最终在中国导致了“一切都是可能被破坏的”这一灾难性的疯狂现实。回顾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历程，有两种明显的“差距”令人惊奇。
一、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变化的“差距”如此之大，天堂地狱，时常让你很难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国家。十八世纪从孔教乌托邦演变成东方专制帝国，转变的幅度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二十世纪这种变化就更激烈更极端化，而且变化的时间也更短更急剧，从一个世纪到一代人。
二、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如此之大，使你时常难以相信他们谈论的就是那个现实的国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时中国的现实越糟，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越美好。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的确不是一个现实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想象中的作为“他者”的地域。这个地域不是由现实构筑的，而是由“故事”构筑的。所谓“故事”，强调的是其想象虚构性与某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