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0-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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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章去世已经七年，吴还发表洋洋数千言的《上海苏报案纪事》，为自己辩白。鲁迅病危之际撰文评说此事，也是站在章的一边。数十年后徐铸成仍持此见。只有历史学家唐振常经过严密考证，为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了可信的说法。单从上面所说俞明震的情况来看，指控吴稚晖卖友就缺乏根据。在一场轩然大波面前，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抉择，临难的表现往往分出人格的高下，但不能因此而不顾事实，任意编造历史。
六十一年前（1942年），徐铸成在桂林和章士钊、龙积之相遇，“那时，龙已年近九十，银髯飘胸，白发皓然，但仍神清气爽，步履矫健”。两位“苏报案”的当事人畅谈四十前往事，让这位年轻报人感慨不已——“邹大将军（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追赠邹容的名号）才华盖世，热血满腔，但是，二十岁刚出头就被迫害逝世了。龙老活到九十高龄，享尽清福（国民党中委焦易堂是他的女婿），老而弥健。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谁长葆青春，谁短命夭折呢？”这一答案倒是不言自明的〔52〕。
注释：
〔1〕《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2〕〔4〕〔10〕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231、231、235页。
〔3〕〔5〕〔41〕〔42〕蒋仁法：《〈苏报〉馆主陈范》，《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7、63、64页。
〔6〕 徐进：《陈范与〈苏报〉案》，《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7〕〔39〕〔43〕〔44〕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8、388、389页。
〔8〕〔17〕〔40〕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269、239页。
〔9〕〔18〕〔25〕〔26〕〔28〕〔32〕〔33〕〔4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69、240、244～245、247、248、268、270、238页。
〔11〕〔4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176页。
〔12〕〔13〕〔15〕〔16〕〔20〕〔22〕〔27〕〔47〕〔50〕《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4、354、437、234、238～239、238、239、440、380页。
〔14〕
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2001年7、8期合刊，第23页。
〔19〕《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1页。
〔21〕〔23〕〔24〕〔29〕〔30〕〔31〕〔34〕〔35〕张篁溪：《苏报案实录》，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1、380、377、383、383、384、380、416页。
〔36〕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669页。
〔37〕《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38〕朱苏：《广益丛报和重庆日报简介》，《新闻研究资料》总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09页。
〔4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页。
〔49〕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51〕 唐振常：《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52〕徐铸成：《从“苏报案“看清末的报界》，《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
？ 何新华
一
有一小片土地，它是喧嚣中的安逸，是骚动中的静谧，是无序中的秩序，是天国带给南国广州城的礼物。这就是，在落日的余晖中，漫步于一德路，一座哥特式的石结构天主教堂映入眼帘：双尖塔造型挺秀，高耸指天；尖拱券式的门窗，流动着明朗与轻快的线条。踱步进入教堂内部，空旷而宏大，轻盈通透的飞扶壁把上万块千斤巨石的重荷引领到修长的直柱和簇柱上；花窗上镶嵌着绘着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在室外光线的映照下，斑驳陆离。教堂钟声悠扬，使人仿佛置身于远离尘世的另外一个世界。
这座教堂就是奠基于1863年，竣工于1888年的法国天主教教堂——石室圣心大教堂。
就是在这座被人们称为远东最高大的天主教堂的基座下面，埋藏着与之紧密衔接的另一段历史。圣心大教堂的所在街区，是一条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街道。
查阅史籍，这条街道从宋代起就已被称为“卖麻街”。从清初至咸丰十年（1860年），设在广州外城卖麻街上的两广总督府已历经了两百多年的沧桑。这座两广地区最高权力象征的府衙〔1〕，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的炮火。史载：“咸丰六年（1856年），以岛夷之变，（督署）焚毁无存。其废址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改建洋人礼拜堂。”〔2〕法国人在1861年租买了这片督衙废址。从1863年起，法国人开始在两广总督府的废墟上建造天主教堂。但中国近代的外交史，实际上就开始于这座被焚烧的两广总督府废墟中。
二
1858年1月，广州城被英法联军攻破，到处是断壁残垣。两广总督府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兵丁衙役忙不迭地搬物扑火，英法联军发射的炮弹不断地在督衙中爆炸，枪声、炮声、尖叫声混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那么多令人不祥和使人窒息的气味……
就是这幢燃烧着的两广总督府，曾经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设在广州的外交总部。从这幢中式建筑的府衙中，曾经诞生出了中国近代首批外交大臣们。
按照近现代外交惯例及其实践，外交部应设立于一国的首都，外交部长们也应坐镇于该国首都。但朝贡体制下的历代中华帝国却并无上述“外交”观念。与现代外交部有些相似的礼部仅仅是处理与属国或藩国关系的机构。而进入帝都的“外国”使节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朝贡国的使臣。“外国人进京，皆系朝贡陪臣”〔3〕。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争得与清政府平等地位的西方国家不再满足于中国这种传统外交体制，而此一时期的清政府也无力将西方国家纳入传统的朝贡体系中了。清政府只得创设“五口通商体制”来应付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由清廷派遣的外交大臣（时称办理夷务大臣、五口通商大臣）驻扎广州城处理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因此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广州成了中国“外交部”所在地，两广总督也成了这一期间的“外交部长”。这一体制的出笼，一是出于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一口通商时代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历史传统，“中国与外国往还，总在边界”〔4〕。二是出于战后要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限定在远离帝国腹地的遥远南方。从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并于1840年2月以两广总督身份入住两广总督府算起，到1859年1月最末一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为止，其间的琦善、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都先后以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的身份办理过对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务。
现代的外交部长们，大多面对的是礼炮、鲜花和红地毯，在职时和卸任后的命运一般不会出现跌宕和波澜。但1840至1860年间中国历任办理“夷务”的外交大员们最终面临的命运却是镣铐和死亡。在其任内不管执行何种外交政策，他们的结局基本上是悲剧性的：流放、革职、受弹劾、被外军所俘或被自己的主子赐死。林则徐因“启衅端”被撤职流放新疆；琦善因订立《穿鼻草约》而在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带着镣铐离开广州；耆英在1858年被咸丰帝赐死；叶名琛在1858年被英军俘获。最后一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黄宗汉在1859年1月被革去办理各国事务之权。其中最能代表这些“外交大臣”悲剧命运的，当属这一时期主持外交事务最为长久的耆英和叶名琛。
耆英是1842至1848年间办理西方外交的钦差大员。他于1842年4月、1843年4月和1844年4月被三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第一次钦差大臣任内，耆英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任内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第三次则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作为清廷与西方国家谈判的最高官员，耆英几乎参与了战后奠基中西关系的全部条约谈判。而其他诸如赔款交涉、收复舟山和鼓浪屿失地事宜以及中外民夷冲突事件，也无不浸透着耆英的心血。我们这里姑且对耆英办理西方外交事务的成败和绩效不论，但无论如何，从1842至1848年，可称得上是耆英外交时代。
1848年之后，耆英奉旨内招入京。1850年咸丰登基之后，耆英开始为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付出代价，最终被降职为五品候补。后来在1858年大沽口被英法第一次攻破之后，惠亲王绵愉等会奏：“已革大学士耆英，熟悉夷情，请起用。”〔5〕耆英重被“弃瑕录用”。咸丰随即赏耆英侍郎衔，与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华沙纳同赴天津与西方国家谈判。但因在中西谈判中被“夷人”看破底细，并被外国使者当面羞辱，耆英羞愧难当，“未及候旨，踉跄回通州，为王大臣论劾，赐自尽”〔6〕。
关于1858年耆英被赐死一案，大抵而言是冤枉之极。1858年1月，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之后，在劫掠叶名琛的督府之时，缴获了装有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广州办理夷务期间的奏折、谕旨和皇帝对外交条约的批复原件等外交文件的“黄匣”〔7〕。正是这些“黄匣”所含的内容，使西方外交官洞悉了清朝官员办理夷务的具体做法。美国代表在天津曾向中方谈判代表问及“黄匣”一事，称“条约印册，应藏京师，何以存在广东？耆英告以想因质对要事，奏请发出备查”〔8〕。黄匣中保存有耆英于1844年1月“驾御夷人情形”的奏片。英国人在阅读之后，对耆英两面三刀的做法非常厌恶。耆英1858年首次在津与英国代表会晤时，“英夷威妥玛于座前呈出一件，即系当年耆英具奏驭夷情形摺，语多贱薄夷人，且有宣成宗皇帝朱批”〔9〕。西方国家外交代表对耆英先前办理夷务的做法怀恨在心，英国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当场就拿此奏片奚落耆英。本来清廷欲以耆英的“亲夷”好名声作为在桂良和华沙纳与英法谈判失败时的另一张王牌来再次笼络英人，但英国谈判代表一上来就点破了耆英的算盘和伎俩。桂良和华沙纳害怕耆英妨碍和局，上奏咸丰称：“连日闻人传说，谓英夷因从前受其愚弄，有欲报复之意，祸且不测。”最后向咸丰帝建议赶快让耆英回京〔10〕。但咸丰帝坚持让耆英“仍留天津，自行酌办”。但在这道圣旨到达天津前，耆英已经离开了天津。耆英因在天津颜面尽失，加之天津又兵荒马乱，七十多岁的耆英大概老来惜命，在天津被辱不久便急奔驻通州的僧格林沁军营。僧格林沁把耆英将到军营之事上奏咸丰帝，咸丰帝以擅自离职有违圣旨为由，命令僧格林沁派军将耆英押回北京。经过几次会审之后，咸丰帝命耆英在颂读谕旨后，在专门处理拥有宗室血脉案件的宗人府自尽。至于耆英是仰药自尽，还是一绢白绫魂飞去，史料未作记载。不过，曾经是宗人府最高官吏的耆英在宗人府的“空房”（关押处）走上人生的最后一站，感慨良多该是肯定的！
关于耆英之死，一位曾在华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1885年出版的《旧中国杂记》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耆英后来被召回北京，接着被派与额尔金勋爵谈判，但北京政府对谈判结果不满意，又命令他回京。他一回到北京，就被赐予一条丝带，他知道丝带的含义，就自缢了结了他的生命。”作者还对耆英用丝带自杀作了注释：“耆英用丝带自杀，是由于他与皇族的亲戚关系而获得的一项特权。”〔11〕关于耆英用丝带自杀这一方式，作者言之凿凿，不知依据何种史料。而当代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样记述了耆英之死：“当年老的大员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对英国人施展其魅力时，二十六岁的李泰国便向耆英引用了广州衙门缴获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话，即他曾把蛮夷描绘得多么蠢笨；耆英因此也闻之愧赧。这也有损于朝廷的面子，因而经过审讯，清帝赐耆英自尽而死。”〔12〕
从1842年到1850年，耆英因外交而荣耀一时：三任钦差大臣，四签中外条约；从1850至1858年却又因外交被贬职并最终丧命黄泉。关于耆英，郭廷以曾评论说，“耆英的为人与功罪，论者不一，中国人大都诋他媚外，西人则称他开明”〔13〕。
叶名琛是另一位办理夷务的钦差大员。他是鸦片战争后期（1852～1858年）主持清政府对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内因执行鸵鸟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广州城破后被英国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英国之所以把叶总督关押在遥远的印度，是把叶名琛当作了东方的拿破仑。在1814年首次俘获了拿破仑之后，英军曾把拿破仑关押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上。但在1815年3月，拿破仑没费多大功夫就逃离了该岛。当伟大的拿破仑重登法国国土，一路便应者如云，不到几天几十万大军就集结于欧陆昔日的主人拿破仑皇帝的麾下。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之战中，胜利之神没有惠顾这位伟大的将军。在拿破仑兵败再次被俘后，英军吸取上次教训，把拿破仑关押在了遥远的大西洋中的一个荒芜人迹的小岛——圣赫勒那岛。这次拿破仑丧失了毗邻欧陆的优势，其支持者不仅难以到达，而且拿破仑显然也不可能自己泅渡大西洋回到欧洲东山再起。英国人最终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正是这一对待元帅级俘虏的案例，使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没有把叶名琛囚禁在中国，甚或离中国大陆较近的新加坡或者东南亚的某处殖民地。英军认为，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多年，旧部无数，影响深远，如果把叶囚禁于大陆附近，不仅广东地方有可能派出营救小队，而且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也可作为内应从旁协助。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到了这种顾虑：“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14〕其实，英国人在此已经犯了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毛病，以欧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实际上，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或者通过实行交换战俘来搭救叶名琛的行为，反而因为害怕英法联军把叶名琛作为要挟清朝政府的人质而随后罢免了叶的一切职务，并让广东当局通知英方说叶名琛现在已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无关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