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0-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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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的抗英军事行动，奕经失败的命运会很快落到林则徐身上；如果林则徐在1850年10月被任命为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钦差大臣后，不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广东潮州普宁，林则徐很快会蹈其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李星沅、赛尚阿的失败覆辙。林则徐在当世和后世的一般人心目中成了一位空怀爱国抱负和拥有治敌良策但无施展机会的跨越时代的英雄。琦善、奕山、杨芳、奕经、伊里布、裕谦、牛鉴和颜伯焘这些林则徐的同僚都被认为缺乏林则徐的道德、勇气和智慧，以致有人认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成败与否仅系于林则徐是否被任用上〔53〕。
与上述看法相关，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对中国军队的失败从心理上也并没有完全服气。众多的绅士和官员仍然认为，鸦片战争之败，一是因为忠勇爱国的林则徐被革，“林文忠倘获始终其事，必能令桀骜之夷叩关悔罪，由我操纵，畏若神明”〔54〕；二是英军取胜只是靠了船坚炮利之力在沿海城市获胜。魏源就认为：“英夷所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55〕咸丰末年的户科给事中薛书堂也同样认为：“夷人所恃者炮，而炮所恃者船。若陆地相角，万不能挡我东省劲骑。”〔56〕胜保在咸丰九年正月的奏折中也认为：“英、米等国，在外洋固船坚炮利，然深入内江及登陆驰骋，皆其所短。”〔57〕如果有一位林总督那样的统帅，或者诱敌于内陆，英军难免会遭到八旗精兵的毁灭性打击。
但上述观点不久之后便被事实击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咸丰帝视为清帝国最精锐之师的，是由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拱卫京师的蒙满八旗军队。僧格林沁的忠诚、爱国、勇气与林则徐在伯仲间，陆战指挥才能应该在林则徐之上，其统帅的军队无论从士兵的作战素质、军队装备和士气方面都优于南方的军队。正如直隶总督谭廷襄所言：“天津内河狭窄，与广东迥然不同，北路劲兵，更较南方强壮，咸丰三四年间，剿办粤逆，即是明证。”〔58〕在1858年天津失陷之后，以这支部队为主的清军还做了两年紧锣密鼓的备战。1860年8月23日英法联军再次占领天津，并发起了为占领北京进行的一系列战役。在京津之间辽阔的地域内，僧格林沁的军队使用赖以成名的草原骑兵和马队与英法联军展开鏖战，但草原民族的勇气和剽悍难以抵御西人的近代火器和近代军事战术。“近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59〕僧军在9月18日先败于张家湾之役，后败于八里桥。在9月21日的八里桥之战中，清军增援部队的统帅，那位认为英人“登陆驰骋，皆其所短”的胜保，驰骋于八里桥头，“红顶黄褂，骋而督战”，是何等威武气概；但不久之后，就因“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60〕，这又显得多么虎头蛇尾。可以预料，几日之内，清军便溃决不堪，通往北京的大门已向联军敞开，咸丰帝奔逃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西方军队首次占领中国首都。几千年来，北部草原民族从大漠倏进倏出，周期性地攻略地处北温带的农业文明。他们兴起时就像海洋中骤起的飓风，扫荡和卷挟所过之处的所有物品；他们消退时又像幽灵般的顿失踪影。快速、机动和力量成为了草原军队的特点。但就是这些无数伟大帝国创立者的后代们，随着清军在北京城外的军事溃退而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洒落在八里桥边的清军战士们的鲜血变成了草原民族煌煌战绩的最后一抹容光。这是一个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以雷霆万钧之势吞灭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时代。帝国首都的陷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此说来，连帝国以逸待劳的精锐之师都难以抵抗的英法力量，叶名琛的广州兵恐怕无论如何也保不住广州的。即使把叶名琛换成张名琛、王名琛，广州都会注定被攻破。
叶名琛早已化为了灰尘。但如何评价叶名琛却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它牵扯到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不同认识。对于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需要找到一个替罪羊来对战争失败负责；对于普通百姓，战争失败引起的耻辱感也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对于儒家传统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61〕，因而失败必须从道德层面来评述。叶名琛无可逃避地被各方面圈定为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固执、颟顸、愚昧、迷信，甚至“不投降”、“不出走”和“不自杀”都成为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但后人如果仍然以个人品格优劣作为探讨战争失败的主要出发点，或者把“文官贪财，武官惜命”这样的陈词滥调作为中国战败的原因，会掩盖这一论调背后深藏着的真正原因。这里不是为“投降有理”作脚注。中国文明在与西方近代文明的两次遭遇战中，已明显落伍了，不提高到这一高度不足以明白中国战败的理由，过多地从个人品德的因素去探讨战争失败原因，会导致只注意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而忽略海面下的整座冰山。
作为清政府的一名得力干将，叶名琛是一位知人善任、勤勉政事的地方大员；作为屠杀百姓的刽子手，叶名琛是一个令人憎恶的政客；作为一个客死他乡的有气节和保持了中国人操守的俘虏，叶名琛又是一个值得敬佩和尊敬的政治家。对叶名琛的评价，当时人就觉得颇费思量：“（叶名琛）死事隐约，挽之者，曲辞固非所宜，直书又难得体，故落墨殊未易也。”其旧部华廷杰和陈兰甫写给叶名琛的挽联是这样的：
华联：
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
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
陈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62〕。
有无名氏在粤东五层楼题壁两律：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军壁上观。
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且加餐。
传闻日绘丹青像，只恐愁容下笔难。
伶仃南去叹无家，鹤信犹传节度衙。
海上难寻高士粟，斗边真泛使臣槎。
身轻跃虎波涛阔，望断慈鸟日影斜。
惟有春风依旧返，女墙红遍木棉花。〔63〕
三
对于这一时期的这些夷务大臣们，当世和后世的学者们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胜保在1859年上的一篇奏折中例举的材料，反映了时人对这些外交大臣们的看法：“近有编造对联，到处哄传，有云：柏叶于今难再颂，桂花从此不闻香。又：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窃比于我老彭。又：数月中三相云亡，一死一囚一罪过；旬日间四夷来服，半推半就半含糊。”〔64〕上述引文中的材料，都以对联的形式，夹以一些谐音来讽刺这些办理外交的大臣以及与西方国家谈判、交涉的清朝官员。其中第一则对联中的“柏叶”指的是与英法联军合作的巡抚柏贵和被俘的叶名琛，“桂花”暗指1858年之后与英法侵略军进行谈判的钦差大臣桂良和华沙纳。第三则对联中的“三相”当指耆英（一死）、叶名琛（一囚）和黄宗汉（一罪过）。而在《平夷策》中，记述了广州城陷后，时人描述叶名琛被俘、黄宗汉无所作为和巡抚柏贵被挟制情形的另一条谚语：“叶既黄兮柏亦枯，朱门多是鬼奴奴。”〔65〕此谚语首句中的叶、黄和柏同样影射叶名琛、黄宗汉和柏贵三人。这些办理外交的大员们在时人们眼中，几乎成了卖国贼和魔鬼的化身了。
编撰于民国初年的《清史稿》，对从琦善到黄宗汉的历任钦差大臣或通商大臣作了评价。对于战后四十年代的三位大臣的评价是：
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耆英独任善后，留广州入城之隙，兵衅再开，浸致庚申之祸。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66〕。
对于战后五十年代的三位通商大臣的评论是：
当道、咸之间，海禁大开，然昧于外情，朝野一也。粤民身创夷患之深，目击国威之堕，愤惧交乘，遂因拒入城一事，酿成大衅。朝廷误信民气可用，而不知虚声之不足恃也。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叶名琛狃于前事，骄愎致败，宜哉。黄宗汉依违贻误，终以依附权要被谴。广缙在粤东剿平罗镜匪有功，及代赛尚阿督师，军事已坏，旁皇失措，咎无可辞焉〔67〕。
在这一时期中，谁被清政府任命为主持西方外交事务的大臣，谁就已踏上了通往充满坎坷凶险“幽暗之门”（the
gate of darkness）的大道。两广总督府成为了埋葬这一时期夷务大臣们的政治坟场。二十年间，这些夷务大臣们竭力消灭的“夷祸”不仅未平，反而愈演愈烈。林则徐、琦善、耆英、叶名琛出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前，都是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受皇帝非常器重并被委以重任的帝国精英人物。他们在承平年代，必会扬名青史。他们这一时期办理“夷务”大都兢兢业业，甚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但结果处处被动、人人失败，个个变成了“黔之驴”。上任之初，皇帝对他们往往满怀希望，“卿乃国之栋梁”、“必不负朕之重托”。而被任命的官员也欣欣然，壮志盈满胸间。但过不了多久，便会因无效的外交政策被皇帝怒斥为“可恶之极”、“是何居心”、“丧尽天良”、“无能之极”，以致被革职拿问。
二十年中办理“夷务”的大臣们个个被困于局中，这绝非个人的才智、品德所致；这种悲剧是制度性的，而非个人的；是因为中国传统外交政策和制度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外交大臣们的这种悲惨命运其实早已经由清政府这一期间的外交政策蕴涵的内在逻辑所预定好了。
外交政策一般分为外交战略和为达到外交战略而实施的外交策略。就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而言，这一时期清廷制定了以“俯顺夷情，以示限制”作为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即一方面要“以示限制”来维持国体，使大清体制免遭邪恶的西方蛮族的破坏；另一方面要“俯顺夷情”，保证稳定的“中西相安”局面维持下去。
对于清政府制定的外交总战略目标来说，其中包含了难以克服的悖论。如果执行“俯顺夷情”这一目标，意味着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的让步和妥协，这必然导致清政府对固有的外交传统有所改变，从而威胁到了另一个“维持国体”的战略目标；如果执行“维持国体”这一战略目标，意味着清政府实行与西方对抗和不妥协的政策，这难免导致中西冲突，从而又威胁到了另一个“俯顺夷情”和维持“中外相安”的战略目标。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外交战略目标包含的悖论已经提前使这些办理“夷务”的大臣们处于了“死官”境地：如果执行维持“中西和局”的“抚夷”这一目标，显然难以实现“维持国体”的另一个战略目标，主持“夷务”的官员肯定会因此被罢职丢官；如果坚持“维持国体”的这个目标，则一定会激化中西矛盾，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以至于违背另外一个维持“中西和局”的目标，主持“夷务”的大员因此同样摆脱不掉丢官罢职的命运。这些主持“夷务”的大员陷入了前后难以相顾、左支右绌的“必败”境地：“……诸公或以挑衅获重咎，或以壮往致挠败，而主和之人，又皆见摒清议，身败名裂……”〔68〕皇帝“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所在”〔69〕。清政府这一外交战略目标内部两部分的潜在的相互冲突，降低了这一战略目标对清政府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意义。
对于清政府采用的对西外交策略而言，“以夷制夷”、“以商制夷”和“以民制夷”这三种外交策略，它们来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治边方略。它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外交的所有精华，但这些策略的实施基本上以周边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原文明的发展水平为前提的，而且这些策略也并不总是成功的。清政府利用这些中国传统“制夷”武库中的方略来应付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近代国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功效，显示出了不知世事式的迂腐和时代错位。西方史学家对此评论说：“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年中，清方谈判者天天使出了他们整套的传统策略伎俩来虚与委蛇，而极少有任何新颖的奇谋妙算。”〔70〕
在维持这种传统外交政策和体制的前提下，以林则徐、叶名琛等这些“太平文吏、翰林侍从”来“御非常之变”，难免“智勇俱困”。正如西方一位外交家评论耆英的那样：“经过四年的交往和谈判，我得着一个好机会去估量耆英之为人，当他偶尔不照条约行事的时候（中国大臣们大多数经常这样），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处境困难所致，而非由于他的天性褊狭。”〔71〕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产生的最伟大的一位转型期外交家应该归于何桂清。他已认识到了清朝传统体制中存在的这种制度性障碍。他是第一位敢于向皇帝的外交政策表达异议的大臣，也是第一位洞察国际间权力斗争和强权政治实质的中国高官。“臣维驭夷之法，从古以来，并无善策，向兵精饷足之时，鞭捶四夷，如使左右手；一遇中土多故，（夷祸）即乘间而起，无不深受其害。”〔72〕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和短暂的五口通商大臣时期，何桂清采用新式的国际惯例和方式来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对清政府一贯忽视的近代国家利权观念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清政府一直坚持的“华夷之辨”观点和政策持有不同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竟敢冒杀头之险对皇帝谕旨提出不同意见。此前不论是林则徐还是耆英，或者任何一位其他天朝大臣，有的昧于时势，有的碍于名节，或噤若寒蝉，或装聋作哑，偌大的一个清王朝竟然找不出几个既明晓时势又敢于直言的大吏，何桂清为第一人也。但最为可惜的是，他因1860年太平天国攻破常州城之前，弃城而走，被锁拿进京，于1862年被斩杀。何桂清成为一闪而逝的政治流星而未在外交史中留下更多的痕迹。
注释：
〔1〕咸丰十年（1860年），新任总督劳崇光奏准把两广总督府移往内城司后街华宁里口（同治《番禺县志》）。“总督新行署……规模仍悉旧，但稍狭耳。制府劳文毅公崇光，尝笑谓人曰：‘此缩水兰亭地’”（同治《番禺新志》）。
〔2〕同治《番禺县志》。
〔3〕〔4〕〔8〕〔10〕〔15〕〔16〕〔28〕〔29〕〔43〕〔45〕〔58〕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3、748、917～918、917～918、624、639、645、679～680、639、645、739页。
〔5〕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8页。
〔6〕《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6页。
〔7〕1858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后，将广州各衙署的档案劫掠一空。据后来该档案的“目录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