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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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就有写作的心思。只因为“三农”问题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耗费了他们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才搁置下来。“三农”之后，很多读者都希望他们再一次“振聋发聩”。那也是他们的愿望所在。我知道，他们为下一个选题，也做了很多前期调查。本想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没想到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了一些意外，搞得身心疲惫，短期内实在没有精力做再一次冲刺。
转告所有关心他们的读者，他们真的不忍心让你们失望，在又一次“振聋发聩”之前，他们真的很需要休息调整。借助这次休息调整，他们也正好了却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
那是他们作为包公故乡的作家，实在搁置不下的心愿。
二
征得桂棣和春桃同意，我们将这部作品定性为“纪事”。
之所以不沿用“报告文学”，是因为有太多的疑惑。说声名狼藉太过分，但的确有太多的读者早已经不习惯报告文学的“高屋建瓴”、“滔滔不绝”、“振聋发聩”。通常的“报告”，应该有三种角度：１．平等的告诉；２．下面向上面的汇报；３．上面对下面的教导。但既然有了“告诉”和“汇报”，所谓“报告”，实际上就剩下“教导”的意思了，所谓报告文学的“报告”，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多少年前，没有改革开放，思想没有解放，我们都很蒙昧，且承认自己蒙昧。期盼启蒙，期盼教导，期盼振聋发聩，如久旱的禾苗盼甘露。报告文学所以应运而生，那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所以让我们热血沸腾，那义正词严的报告文学家所以让我们敬仰。二十来年过去了，现如今，我们已经不蒙昧了，至少以为自己不蒙昧了，连北京的出租司机都能够滔滔不绝了，再听报告文学家滔滔不绝，会是什么感觉？会觉得自己傻还是报告文学家傻？
或许，这就是我们反感报告文学的理由？
其实，我们远没有自以为的那么聪明，我们还常常需要启蒙，需要振聋发聩。只是希望作家的确比我们聪明，所“报告”的思想和故事的确能够振聋发聩。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希望居高临下的磅礴口吻。
桂棣和春桃这回讲的包公遗骨故事，与农民故事相比，离振聋发聩远了。所以他们试着用平和的口气讲述，也希望我们用平和的心态阅读。这也是他们同意将作品定性为“纪事”的初衷。
第一章一里三公
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府。自秦嬴置县，已逾两千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了。
合肥城东南十五里，史书上称其为“公城乡公城里东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就叫它合肥市郊区大兴公社双圩大队黄泥坎村生产队。现在虽说它已是黄土裸露，几无树木，在早却是草木葳蕤，松柏森然。其周遭皆为开阔的平畴之地，惟独兀兀然隆出一个缓缓的岗头，这岗头虽不似峻拔的山岭，亦无峭崖矗削的惊心动魄，然而却也地势高亢，气宇非凡。
就在这气势非凡的岗头之上，长眠着闻名天下的“包青天”包公。
包公生前大家就尊称他为包公了。宋代称呼做官的人，通常是姓加上官名。开始时，人们称他包待制、包学士、包龙图；在他调任开封府尹后，由于他革除陋习，撤销门牌司，让老百姓直接进入大堂诉说冤情，于是，人们开始称他为“包老”。还编排出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后来包公进入“二府”，成为北宋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之后，虽贵为宰辅，但他的衣着、饮食和器具，却依然“如布衣时”，人们于是尊称他为“包公”。如今，一千多年了，人们相沿不改，一直就都这么叫着，以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包公的正名叫包拯。
一千多年来，岁月延宕，战乱不断，黄泥坎屡遭兵燹，包公墓也早就被破坏得残碑断碣。但历朝历代又都不乏修缮之人，每每又使其焕然一新。历史上这里似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凡庐州府知府或是合肥县知县来此赴任，头一件要办的事，便是前往护城河边的香花墩上拜谒包公祠。这既是为了顺应民意，更是为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而且，每年的春秋两季，府学教授和县令也都少不了亲率全体师生出城祭扫包公墓。
包公墓其实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名播天下了。只是到了明代之后，在合肥近郊大兴集的包公墓地的附近，又多出了两座坟茔，于是，黄泥坎的岗坡上就有了三座巨冢鼎立相望。当地人会指着另两座墓丘告诉你，包公墓右前方那隆起的坟包，葬的是明朝初年的开国元勋张得胜；右后方突起的坟墓，埋的是大清王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也许知道张得胜其人的并不多，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名赫赫大将，最后战死疆场，被太祖敕葬于包公墓侧。
李鸿章与包拯本是同乡，光绪八年母亲病故，李居丧回到合肥，目睹自己年少读书时经常光顾的包公祠在太平军的炮火中变成废墟，感慨万千。这位历经过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出访过欧美见过大世面的文华殿大学士，论职位比包公高，论管的事也比包公多。包公生前只留下不过十万字的《包拯集》，而累计足有两千多万字的《李鸿章全集》，则几乎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李鸿章对包公尊崇有加，联想到自己多次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给后人留下“卖国贼”的骂名，竟也忍不住掉泪。后来，他独自捐出白银两千八百两，重新兴建包公祠，并在他亲自撰写的《重修包孝肃祠记》中，借包公之名，向世人敞开了他苦涩的心扉。临终时，还一再嘱咐他的后人，要把他葬在包公墓的附近，以表明他精神上以包公为依归，了却他“高山仰止”的夙愿。
包公病殁谥号“包孝肃”，张得胜战死后被追封为“蔡国公”，李鸿章去世谥之为“李文忠”。这样，在合肥郊区大兴集黄泥坎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长眠着宋代包孝肃公、明代张蔡国公和清代李文忠公三位历史名人，以致被后世称之为“一里三公”。这在中国的国土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三公得到的历史评价不尽相同，但三座巨冢的遭遇却是大同小异的。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狂潮，合肥钢厂为扩建第二钢铁厂，李鸿章墓首先被摧毁。因为墓是水泥砖砌的，挖不动，有人就在墓前掏了个沟，直掏到大墓的底下，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先搞出来，卖钱炼钢铁；最后将棺材也拖了出来。当时的尸体还没化，有人找了根绳子，套着李鸿章的脖子，把他拖到公路上，暴尸三天，又抛到沟里去。幸好李家的后代趁一个夜里偷偷将李鸿章埋了，李鸿章才落下个全尸，但坟墓却被炸掉。
接着，钢厂为兴建厂区的一条铁路支线，蔡国公墓被坚硬的铁轨无情地覆盖，遭到了灭顶之灾。
因为包公墓在这之前的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曾被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明文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将其置于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才躲过了大跃进年代的劫难。
可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七年之后，当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一场以批臭清官发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疾风暴雨般地席卷而至。一时间，包公受到海瑞的牵连，也成为众矢之的。合肥市包河公园中的包公祠被洗劫一空，包公塑像被粉身碎骨，包公后裔世代相传保存下来的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被付之一炬。研究包公的专家学者随之也犯了弥天大罪，遭到残酷的批斗。
“红色风暴”中，负责保护文物的文博干部在“上山下乡”的号召中被驱逐出城市，安徽省博物馆更名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简称“万岁馆”。文物安危无人过问也无法过问，作为“省级文物”理应受到保护的包公墓，自然就在劫难逃，很快遭到了令人发指的践踏。
先是坟头被扒开，地宫上的条石被撬坏，几场风雨后，墓室内便有了黑洞洞的一池污水。接下来的是盗墓者，他们在寒气扎骨的冷水里硏来硏去，将可能残留的零散碎片，也扫荡一空。
到了一九七三年的春上，合肥二钢要建石灰窑，在《安徽日报》登出了《通知》，要让在此长眠了九百七十四年的包孝肃公挪挪地方。
《通知》全文如下：
合肥市革委会冶金建设指挥部因建设需要，在东郊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征用土地一片（包公墓处），东起合肥造纸厂道路，西至黄泥坎土路，南自铁路专用线，北到双圩大队办公室，上述范围内坟墓急需迁移，希各坟主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前，持当地革委会证明前往大兴公社双圩大队办公室办理迁坟事宜，逾期按无主坟墓处理，特此通知。
《通知》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又不容置疑的。这在当时，没人会觉出其中的荒诞与野蛮。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工作都被看作是“革命”，工矿企业不仅是政府的直属部门，组织上实行的也一律是军事编制。这个《通知》以“冶金建设指挥部”的名义出面，就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迁坟的范围已通知得那么具体了，偏偏又要用括号特地注明“包公墓处”，其用意当是不言自明。
到此时，“一里三公”早已去其二，黄泥坎上剩下的坟茔中，不是包公本人的，也就只能是包公家族的，“冶金建设指挥部”要墓主迁走的，显然不仅是包公之墓，而是包公整个家族的墓群。
在中国，最忌讳的莫过于“挖祖坟”，今天这里要挖的，又将是一个不剩！
当然，建设石灰窑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谁的祖坟也得让路！只是，合钢二厂的头头们还算清楚，报纸上对清官开展的批判与老百姓心里所想并不一样，还是怕招惹出什么麻烦。他们也还知道包公墓曾经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怕有人注意不到《通知》，就又主动与省“万岁馆”取得联系。
当时留城坚持工作的文博干部吴兴汉，出差刚刚回到馆里，听到钢厂要求迁移包公墓的消息，不禁吃了一惊。“文物保护单位怎么可以随便说迁移就迁移？”他在文物方面的整个思路，丝毫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
在安徽省的文博队伍里，吴兴汉算是一个“老兵”了。我们去采访他时，他已经完全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在家颐养天年。新中国才成立不久，还是在皖北区科普协会工作期间，省里刚组建博物馆的筹备处，他就调了进去，搞起了文物的征集工作。一九五四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国家文化部协同北京大学开办了一期全国文物考古训练班，他便有幸成了一个“北大人”。实习期间去西安时，又正巧碰上对半坡遗迹的发掘，他荣幸地成了其中的一名参与者。学成归来，回到安徽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当时出土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多达四百八十六件，各种玉器及金饰九十八件，这事轰动了中国的文物考古界！那时候出土的铜鼎、银壶，至今仍是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吴兴汉护送那些出土文物到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去展出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激动地说：“这真是动人心魄的重大发现！”
现在，包公墓要动迁，吴兴汉感到不可思议。他起个大早，乘坐从市政府广场开往东郊大兴集的班车，然后心急火燎地撵到黄泥坎。到了包公墓地，吴兴汉一路上悬着的那颗心，竟好像被谁猛地从胸腔中掏了出来，又重重地掼在岗头上。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眼前竟是一片凄凉而又狼藉的景象：虽然尚有十几座大小不一的土坟丘仍原封不动地凸现在那儿，包公的墓丘却分明已经被挖开，坟头不见了，原来是坟头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面目狰狞而丑陋的大坑，坑里盛满了肮脏不堪的秽水。
这情景看得吴兴汉的眼睛止不住一热，差点落下泪来。
问附近的农民，农民说，这包公墓早在五年前就被人挖开了。
看来，包公墓已无法实施保护，包氏家族的其他墓丘被破坏也只是迟早的事。惟一还可以去做的，就只有对包公墓群进行一次科学清理，以保护好其中的文物，并力所能及地获得比较完整的发掘资料。
从大兴集黄泥坎回来之后，吴兴汉就上上下下地忙活开了。
不幸中之大幸，省“万岁馆”的领导小组对这事十分重视。他们很快向上级写出了报告。当时安徽省的党政一把手李德生，不仅作出正式的批文，还拨出三万元专款，明确指示由省“万岁馆”、市文化局、合肥钢厂、大兴公社以及包公后裔联合成立一个“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
参加现场工作的人员具体名单很快得到落实，顺理成章地，吴兴汉担当起了这项清理发掘工作的主持人。由于这事引起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安徽日报》上登出的《通知》中所限定的迁坟日期，就变得毫无意义。
包公墓的清理发掘，在中国的文物考古史上，堪称一件大事。却因为发生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对它表示缄默，以致迄今鲜为人知。
但是吴兴汉记下了这个不该被遗忘的日子，这项足以牵动世人魂魄的发掘工作，是从一九七三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开始的。
第二章 挖出了包公墓
清理挖掘的队伍很快开进了黄泥坎。
省市各有关部门抽调出的人员集中到一块，竟也有三十多位。不能说人手少，但吴兴汉心里十分清楚，除去他和“万岁馆”派来的探墓技工陈廷献，其余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门外汉。
当然，如果用“门外汉”来作比方，又肯定要闹笑话。仅就“万岁馆”抽来的七个同志中，姑娘们就占了一多半。她们不光不熟悉文物发掘工作上的常识，连这场面也不曾见到过，全是馆里在搞井冈山展览和安徽省革命史展览时，从一些单位先后调进“万岁馆”担任讲解工作的。
“万岁馆”抽来的方笃生，情况有些特殊。他在以后的发掘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最初决定抽调他参加时，他却是极不情愿的。他是个搞旧石器研究的人，在吴兴汉被派往北京大学接受考古工作训练后不久，他也就被派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去学习。他从事的专业与发掘包公墓风马牛不相及。包公只是北宋人，包公墓也只有八九百年的历史，同“古人类”扯不到一块去。
方笃生不想参加发掘组还有别的原因。“臭老九”的帽子还依然戴在他的头上，没事人家都把他这个搞旧石器、古人类的看成是搞“四旧”的，现在要去发掘的又是敏感的包公墓，究竟会引起些什么麻烦，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好在方笃生确实又是个经不住劝的人，看当讲解员的女同志都被动员了去，才一声不吭地去了黄泥坎。
迁移包公墓群，既然是合钢二厂的“建设需要”，工厂基建处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包公墓清理发掘领导小组”的成员。他俩一个长得人高马大，一个又显得又矮又胖。这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相映成趣的两位“工人老大哥”的到来，不仅为发掘工作提供了物资供应上的保障，还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在这支不大不小的发掘队伍中，还有两位包公后裔：一个是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族内称他为“毛老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