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支不大不小的发掘队伍中，还有两位包公后裔：一个是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族内称他为“毛老爹”，是包公嫡系后裔八十多人之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一个是包公三十四代孙包遵元。他俩都是包公祠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参加包公墓现场的清理工作，考虑的不光是在包公后裔中的辈分，或是年岁。组织上看重的是：两人均世代清苦，为典型的城市贫民，又不认识几个字。如果成分高、文化也高的话，组织上是不可能批准由他们二位作为代表的。这一点，在当时尤为重要。
别看“毛老爹”包义旭肚子里的墨水不多，心里却十分清楚。打从三岁那年起，他就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年年清明去给包公扫坟烧香磕头；每逢过年，包家阖族都要在包公祠的包公塑像前祭祖。包公在他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想当初，作为包家的后人，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钦佩、尊敬的目光望着他，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身为包公的子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可如今，一个早上，包公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成为被横扫的“牛鬼蛇神”，先是包公祠被砸，接着包公墓被挖，今天还要他参加“领导小组”，彻底清理自己的祖坟。真不知道他有什么感受。
合肥市文化局最初派出的汪冰盈，是个女同志。虽然现场上的体力活有民工们去干，可是早出晚归的，中午连个休息的地方也没有，几天下来，还是让她感到吃不消，希望局里再抽调个男同志。就在文化局的领导研究抽谁合适时，才猛地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早就嚷嚷着想去搞文物工作的程如峰。
程如峰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投笔从戎的老战士，离开部队后被分配到了合肥市委宣传部。参军之前，程如峰就是省立师范的一个高才生，转业后实指望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却不料屡屡遭挫：先是在市文联负责《合肥文艺》，刚把杂志办起来，“三年困难时期”突然撤销文联，杂志自然就停办了；后调入文化局，在剧目室编剧，刚刚才熟悉编剧的业务，文化大革命又将他赶出合肥，去了远离城市的长丰县杜集“五七”干校，一耗就是五六年光阴。从杜集“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合肥，回到文化系统之后，他就毅然决然要求去了文化局，成了合肥市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专职人员。包公墓的挖掘，正好给了他开始新人生的大好机会。
爱动脑动手的程如峰很快成了吴兴汉的得力助手。
因为一切工作才刚刚开始，程如峰所具有的能力，一时半会儿还很难让人看得出来。因此，面对黄泥坎上的这支“杂牌军”，吴兴汉的心里一直不踏实。
吴兴汉最不踏实的，莫过于眼下这种糟糕的时局：所有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均被尘封了。参加到发掘组里来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话虽不多，却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世代相传的包氏家谱及相关的文字材料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被付之一炬。就是说，必不可少的前期资料的准备工作无法进行，只能够两手空空，仓促上阵，“摸着石头过河”了。
幸好吴兴汉还有陈廷献。
陈廷献是洛阳人。洛阳地处中原，为东周、东汉、西晋等九朝的首都，地下的文物极为丰富，古往今来，盗墓者众。陈廷献就是盗墓世家之后，打小就练就一副非凡的身手。他凭借着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神奇地探入地下，无须先把坟包挖开，便可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墓，以及那墓的具体年代。解放后，陈廷献弃暗投明，一九五六年被请到安徽，成为安徽省博物馆著名的探墓技工。在轰动一时的寿县西门内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中，曾大大地露了一手。
陈廷献操使的那种特殊的工具，如今的文物考古界叫它“洛阳铲”。这是精明绝顶的洛阳铁匠和盗墓者，经过数代人的不断完善，共同创造出来的探墓之宝。那铲头看上去呈半圆形，中空，壁薄，口利，柄儿长，上面接着竹竿、木棒，或是系着麻绳，用它探入地下，就能把数丈之深的泥土取到地面上来，然后，从土的成色上分辨出墓土和原生地。洛阳以外的能工巧匠依样仿造，即便以假乱真，但就是不能从地下带上土来。
发掘包公墓，陈廷献自始至终都显得格外兴奋。剥夺一个挥惯了“洛阳铲”的人探墓的权利，这等于剥夺了他施展绝技的舞台。这是陈廷献最感无奈和苦闷的事情。探墓工作已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他人生的价值和荣誉。可是，文化大革命闹腾的七八年来闲得他心里发霉。现在一走上黄泥坎，大伙发现，他那一年四季黑黑的脸膛子泛出了红光。
陈廷献的工作是有条不紊的。他从墓群的外围打起，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出了上百个“探眼”来。地下打上来的土，经过陈廷献认真辨认，结论出来了：上方，有一座主墓，地面上的坟丘最大，高约五米；地下的墓室也最大，长宽均在三四米之间，而且墓室是由坚硬的石料构筑。初步可以肯定，这当是包公墓无疑。
主墓的后面，即在“先茔之次”的位置上，有着十几座坟茔，大体匀称地分布于主墓中轴线的两侧。估计这是包公子孙之墓。
从“探眼”取上来的土色判断，左下方有一座小坟，远远偏离了整个墓群，又是座土坑墓，凭经验，料定它与包公的关系比较疏远。
陈廷献将地下墓室分布绘制成一张草图交予吴兴汉。吴兴汉十分满意。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他就可以下决心了。
吴兴汉决定先从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开始动手。这可以理解为他是要先易后难，当然也是一种“投石问路”。
这多少也体现出了吴兴汉的个性，他是个做事比较稳重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发掘宋墓，宋墓的结构，他一点不了解；包公官至二品，二品官员的地宫会是什么样子，就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如果先从最高最大人人都说是包公墓的那座墓开始发掘，就太冒险了。从陈廷献探上来的地下墓土看，那座孤墓虽小，虽偏离墓群，其土色却是与其他大墓没有多大区别，也可判断为宋墓，因此，来个“投石问路”，无疑是能够摸索出一点经验的。
小墓的主人葬得并不深，墓上的封土高约三米，且呈不规则的半球形。从封土，到填土，都不见夯层，更没有发现夯窝，足见入葬时的匆忙和草率。这是座土坑墓，挖起来很方便，派上去的大兴公社的民兵，没费多大的气力，就清除掉了封土，露出了墓坑来。
看得出，墓坑的东西两壁略向内倾斜，呈现弧形；坑内的填土均为纯净的“五花土”，即“墓土”，既无夯层，更无任何扰乱迹象。但等到细心地除去棺木上的泥土，大家都吃了一惊：
挖出的，居然是一口楠木棺材！
楠木棺材的出现，使吴兴汉大为意外：小墓所葬的，分明不是一般的墓主！
尽管是土坑葬，尽管年代已经久远，楠木却还算好，透着一种纯粹的咖啡色，而上面原先刷着的黑漆，现在漆皮多半剥落于棺底的两侧。
待把棺木周围的泥土完全清理干净之后，吴兴汉又是一怔：
他发现，楠木棺材的底板两边，竟然排列有序地悬挂着六个供当时执绋抬运用的大铁环！
墓主何许人也，竟然受到如此规格的礼遇？这在他多年的考古生涯中，却是闻所未闻的。
越发使人感到蹊跷的是，经过一番仔仔细细的清理之后，只在棺材里发现了一些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人骨，却并未寻找到其他器物。
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文物，这多少使得吴兴汉有些扫兴。但是，搞古人类研究的方笃生，他的兴奋点本来就不在有没有器物，而是在遗骨。虽然遗骨并非远古化石，他还是下意识地跳了下去。
方笃生认为，在这个临时组建的发掘队伍中，甚至包括吴兴汉在内，没谁会对死人的骨头有兴趣，但这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黑糊糊的棺木之中，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一直没离开现场的那几位讲解员姑娘，这时早吓得躲到一边去了。
程如峰自打来到黄泥坎，就对现场发生的一切怀有莫大的兴趣，发掘工作的每一道程序，他都默默地观察着，研究着。见方笃生跳进刚打开的墓室，他也想跟着跳下去，但还是犹豫了一下。他别的不怕，只怕不懂业务，下去后添乱。后来见方笃生一个人在棺内细心地清理淤土，寻找散落的人骨，心想这种工作还是可以帮上手脚的，这才跳下去。
他们从淤土中先后找出墓主的头骨、肩胛骨和肋骨，还找出了大量的人骨碎片。方笃生凭着经验，分别认出了墓主的头盖骨和四肢骨。
最后，又一次出现了一桩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感意外的事，就在这个小小的墓室之中，居然清理出了两合重叠竖立着的，长宽都在一米以上的墓志石。
先发现的那块墓志盖上，阴刻着十二个厚重的篆字：“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这是宋朝的墓穴无疑。但“永康郡夫人董氏”是谁？没人知道。
再看另一个墓志盖，程如峰惊得眼睛都直了。他分明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阴刻着十六个同样苍劲的篆字：
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
这就是包公墓？
这怎么可能是包公墓！
当两合墓志石被吊到地面上时，在场的所有人差不多全傻了眼，难以相信，却又不容置疑！
一个墓室，一口棺材，放有两个人的墓志铭，这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尚无先例。但是，这肯定无疑是包公墓，而且，它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葬在这个位置？
既然这座位置卑下、偏离墓群的极不起眼的小坟丘是包公夫妇的合葬之墓，那么，上方那个又高又大一向被世人公认的包公墓，又会是谁的墓冢？
程如峰大惑不解。吴兴汉更是一头雾水。
吴兴汉所以避开那座高大显赫的主墓，先找个游离墓群看似卑微的小墓动手，原本只是想摸索出一点经验，最后再去解决包公墓，谁知歪打正着，倒是把包公墓给挖出来了！
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吴兴汉第一次被搞得晕头转向，摸不到北。
第三章关于包公墓的三个传说
能被人民普遍接纳与推崇的历史人物，不是可以“封杀”的。不仅“封杀”不了，还会物极必反。“文革”对清官的批判，诱发的，只能是人们的逆反心理。合肥人一直将这座古城视为“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并引为骄傲，对包公墓的发掘，显然给他们提供了感情宣泄的机会。
包公墓的发掘工作没做任何声张，是静悄悄地进行的，消息甚至还被严密封锁，但依然快捷得有如一阵疾风，一个早上，就刮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闹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可是包公的家乡啊，平民百姓对包公的感情，岂可用车载斗量。有关包公的任何故事，自然都会格外地引人注意。很快，流传开来的有关包公墓的故事，就有三则：
一是说，包公生前有一个儿子，这惟一的一个儿子性子还特别的犟，平日总爱跟包公“顶牛”。包公叫他朝东，他准会朝西，包公要他去打狗，他偏偏要打鸡。包公临终时，心想，要是叫儿子做口木头的棺材吧，他准会做成石头的，于是就特意叮嘱儿子给自己做口石头棺材。谁知儿子听了，偏就这一次认了真，暗忖：自己跟老人家顶了一辈子牛，最后一个要求，还能不听吗？于是就真的做了口石头棺材。正因为包公是睡在石棺之中，尸体化不掉，灵魂出不来，就永远不能超生，所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包公了。
二是说，包公墓室里有三道门，第一道门设了暗箭，第二道门灌满了水银，第三道门放有专斩皇亲国戚的龙头铡、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铡以及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铡。他的墓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不好轻举妄动。
再就是说，大兴集的包公墓是假的，真正的包公墓谁也不知道埋在哪里。因为，包公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许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些人对包公恨之入骨，将包公焚尸碎骨也难泄心头之恨。包公的家人心知肚明。因此，包公过世之后，从开封运了回来，家人做了二十一口同样的棺材，由合肥当时的南熏门、时雍门、威武门、西平门、水西门、拱辰门和得胜门，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让人真假难辨，谁也不知道包公最后被葬在哪里。
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为包公墓的发掘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大兴集在当时已属合肥郊区，平日从市政府广场发往大兴集的班车，乘客并不多，也多半是中途下车。车开出市区后，常常是空空落落，冷冷清清的。可是，自打包公墓群正式探墓的第一天起，这条线路的班车便人满为患。车厢里明明已经被塞得针插不进，一个个全成了沙丁鱼，下面的乘客还大喊大叫地拼命往上挤。不光是这趟班车，凡是市内朝东开的各线公交车，都突然变得火爆起来。许多在合肥住了大半辈子也没听说过黄泥坎的人，也加入到这股潮流之中，滔滔似水，一浪浪向东郊卷去。
沉寂了千百年的黄泥坎，一下子变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发掘现场很快被围了个水泼不进。已经挤进里边的人，想看得更真切，仍不断向前挪动；站在外层的，更是奋力向里拥。于是围观的圈子越缩越小，越挤越乱，一时间，小孩哭，大人喊，最后乱成了一团。
就在陈廷献探墓的第三天，整个发掘工作不得不中途停了下来。
吴兴汉不得不向市里紧急求援。当天，市公安局就派来了治安民警张西觉。他为黄泥坎平添了一道风景：沿着现场的四周，拉出了一圈用铁丝网架起的警戒线。
有了铁丝网，围观的人就都被限定在了“楚河”“汉界”之外。不过，总会有几个好事者，带头撞线。有人敢带头，就有人敢效仿，于是，三三两两，趁其不备，变戏法儿似的，就出现在了网内。这些人不及时规劝出去，更大量的人群跟着就会明目张胆地跨进“雷池”。
张西觉太了解这种心理了，他从拉起铁丝网的那天起，就没有脱下过身上的那套警服。他知道，警服的存在，比他的存在更重要。那是一种威严，一种震慑。后来天气渐渐变热了，哪怕挥汗如雨，他也没把警服脱去。
合钢二厂基建处抽到现场工作的张国麟和王占魁，不仅及时地提供发掘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物质，也及时组织起处里的民兵，去配合张西觉。不久，合肥警备区也派来了两名战士，来到黄泥坎协助民警搞好治安保卫工作。两个忠于职守的小战士，因为年龄都不大，又少言寡语，以致我们在二十六年后采访这件事情时，许多当事人竟然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程如峰提供的一张照片上，其中有一位被喊作“小王”的战士，就站在文物工作者们的中间，矜持地望着镜头，还有点孩子气的腼腆。
挖出包公墓志的那一天，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显然还是有关包公墓的那三个传说起了作用。人们都想知道，包公是否真没化尸，睡的是否就是石棺，包公墓室之中是否真有三道门，每一道门是否都设有“机关”。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好奇的，还是那个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的故事，都想亲眼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