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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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小才行。”
包义旭和包遵元都认真听着，二人都不免心中一惊。俗话说：一聋三呆。因为耳朵失聪，常常会使人反应很慢，动作迟缓，看上去像个弱智人，却不料，包先正认真想起事情来，头脑如此灵光，把问题想得这样细。
三人一合计，立即把披厦里的小棺材匣子全搬出来，除包公的那口不动外，他们把那些夫妻两口的并成一口，十一口棺匣就变成了六口。可六口棺材匣子放在小板车上，目标仍然很大，容易引人注意，一旦被识破，遗骨就真的会被彻底毁掉。
在合并时，三人已经发现遗骨其实并不多，有的里面装的只是一两把墓土，于是又决定把其余五口棺材匣子内的遗骨干脆并入到一口小棺材匣中去，这样一并，就只剩了两口，把它们放在板车上，再用麻袋一盖，就谁也发现不了。
待把两口棺材匣子在板车上放好，盖好，“毛老爹”包义旭依然不放心地交代道：“一路上最不平安的是店埠，县委、县革委会在那里，‘群专’（群众专政）检查严，万一被查出来……”
包先正反倒十分镇定，他满有把握地说：“我心里有数。”
包遵元又把他自己父母的骨灰盒也放在车上，让包先正抽空一起埋在老家，也算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事。
黄其荣从市内逛街回来，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他们提前吃了晚饭，太阳还老高地挂在西天，二人就早早地动身了。
就这样，“包龙图”在小毛驴“哒哒哒哒”的蹄声中，在严密的伪装之下，又一次启程向家乡走去。
那天，天阴得厉害，朔风打着呼哨，寒气逼人。包先正缩着手，脸色也冻青了。但他显然不急于赶路，而是按照“毛老爹”的安排，半路上，还找了家避风的茶棚子，耐心地喝了两大碗滚烫的热茶。
天终于黑了下来。他们赶着毛驴走上店埠桥头的时候，发现县城的大街上，除了几盏昏黄的路灯还在寒风中闪烁，只有一两个行人埋着脑袋匆匆走过，白日热闹的景象全被寒冷卷走了。
包先正暗自惊喜，但仍不敢大意，遮在毛线帽檐下的一双眼睛，警觉地注意着两边的一切动静。直到把县委和县革委会远远地丢在了身后，夜道上差不多已难觅人迹了，他这才敢大着声儿地干咳几声，让自己完全松弛下来。
在店埠一个杂货店，包先正买了十几只小口肚大的陶瓷坛子。黄其荣好奇地问：“你买这干啥？”
“腌菜。”包先正说得很随便。
“腌多少菜，需要买这么多坛子？”黄其荣忍不住地笑。
“聋子”平时话就少，小黄的话他肯定听到了，只是他不想答理，就当成没听见。他把坛子在车上放稳实之后，就又一声不吭地上路了。
这以后，他们又摸黑走了四十里，到大包村时，已是后半夜了。
黄其荣回家后，整个村庄都沉沉地睡去了，肆虐的西北风主宰了夜幕中的一切，包先正却毫无睡意。他虽然也很疲劳，浑身上下感到刺骨的寒冷，但他没有忘记包义旭和包遵元两位长辈的嘱托，回家找了把铁铲，然后，悄无声息地拽着小板车，在那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晚上，像幽灵一样地消失在村东通向龙山的小道上……
第十六章包公被平反昭雪
明教寺是安徽省的一座有名的宝刹，也是省城合肥保存最好的一处古建筑群。“文革”初期，明教寺内的佛像被捣毁，僧侣被赶走。这座宝刹先是被“官办”红卫兵当做司令部，后来又被“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夺过去。再后来，“屁”、“极”两派（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夺权”划线的两大派，认为“好极了”的称为“极”派，认为“好个屁”的称为“屁”派；中央文件上曾改用“Ｇ”、“Ｐ”两个字母称呼两派）大联合，群众组织算是撤出了明教寺。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合肥电机修配厂和合肥生产资料公司两个单位占了进来，挂出了“行人止步”的牌子。这座有着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三国遗迹教弩台（又称“曹操点将台”），和富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庙宇，大殿成了车间，从此游人却步。
不久，有人嫌这座高台横亘闹市，碍手碍脚，决定动用推土机把它夷为平地。
程如峰不断地向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写报告，希望保护好明教寺这个特有的文化遗产，要求将工厂、机关迁走。可报告屡呈，均石沉大海。“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万里来安徽主持工作。这天，他提出要看明教寺，看罢明确地指出：“这是名胜古迹，为什么搞得乱七八糟，里面的工厂、机关必须立即迁走。早就应该加强文物工作的管理了。”
于是，市革委会一位有关负责人告诉程如峰：“你五年前就打过几份很好的报告，要求保护明教寺，现在市里决定电机修配厂和生资公司迁走，明教寺就交给你们修复，尽快设法开放吧。”
程如峰和汪冰盈，以及后来当了文物处处长的彭国维三人一道，就接收了明教寺。五月底的一天，程如峰正在明教寺整理着资料，一抬头，发现面前站着新华社记者张万舒。
他和张万舒早就相识，两人久别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自然要说到包公。程如峰向张万舒介绍了一下他所了解到的包公墓、包公墓志和有关包公的著作。张万舒一听，笑道：“今天我来找你，正是为这件事！我知道五年前合肥就发掘了包公墓，而且你在这方面是有所研究的。”
说着，他翻开随身带来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一书，指着包公奏议上写着的“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文字，连声称赞：“讲得多好，多好！爱憎分明。现在正需要包拯这样的精神！”
然后他便说出了此行的意图：“我想约你用你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资料，写一篇评论包拯的文章。”
程如峰听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高兴的是，他有幸参加了包公墓的发掘工作，这五六年，自己又独守寒窗，在出土文物的研究上，在相关资料的收集上，确实做了大量工作，早就想把探讨的成果总结一下；忧的是，“文革”十年，大小刊物全都停办，“清草池塘独听蛙”，他已经是很久没有动笔写东西了，可以说文思滞钝，语言贫乏，所以不敢贸然承诺。
“我提供素材，你把关，算二人合作吧。”程如峰恳切地说。
张万舒见程如峰说得很诚恳，也就答应了下来，说：“你先拿出初稿，由我处理。”他说，这篇文章一定要摒弃大批判式的八股文，考虑到目前对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的问题仍很敏感，他建议在文章中最好不提及“文革”以来强加在包公头上的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但是又必须旗帜鲜明。总之，文章要做到心平气和，让事实说话，相信读者会明辨是非，读后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程如峰认真听着，觉得张万舒的提醒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仍担心地问：“这样的文章，有地方发表吗？”
张万舒胸有成竹：“内参。但文章不要过长，全来干货，三四千字为宜。”
程如峰写得很快、很顺手，因为许多资料早已烂熟于心。但他还是有所顾忌，“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却并未全盘否定，由于思想上长期受到禁锢，虽然感到春风吹来，但春暖花开仍待时日，大家依然心有余悸。因此，即使是些最能表现包公嫉恶如仇性格的重要细节，他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比如，包公弹劾张尧佐，并不像他写到的，仅仅是“连续上书”、“提醒赵祯”，或是“更严厉地指出”，事实上，包公为要求宋仁宗赵祯收回成命，竟在大殿之上与赵祯高声争辩，公开指责他“私昵后宫”，并抨击国丈张尧佐无德无能，言词之激烈，使得在场的文武官员为之变色。包公依然步步逼近，“音吐愤激”，居然将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
文章赶到收笔时，程如峰想到了包拯那首《书端州郡斋壁》的诗。
包拯一生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这一首诗。虽吉光片羽，却可以看作是包拯的官箴，而他终其一生都是在履践着这一信条的。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最后，程如峰把包公这首诗开头的两句拿来作了标题。
张万舒看了，又在结尾处，添了一段。因为他注意到，当时的合肥市庐剧团正在上演著名的包公戏《秦香莲》，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于是他补写道：
包拯死后，他的形象被写进小说、说唱文学和戏曲，包公戏直到今天还为人们喜闻乐见。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重演包公戏，有的连演几十场座无虚席，每当观众看到《秦香莲》一戏中，包公当着皇太后和皇姑的面，举着乌纱帽铡陈世美时，无不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一文，由张万舒发往北京后，很快就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全文发表。虽说是内部参考，它的涵盖面却囊括了全国的新闻媒体，同时使得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了解到了真实的包公。
文章的发表，给了程如峰莫大的鼓舞。于是他开始思索一个新的问题，包公墓志的出土，不是一条很重要的新闻吗？但是，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五年多的时间里，竟没有一家刊物、报纸、电台、电视台作过一个字的报道，整个被“封杀”了！
他又写了一篇《合肥清理包拯墓》的报道，把清理的原因、经过、出土六合墓志以及包公墓的历史变迁等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内容丰富，又言简意赅，全文不足一千字。
文章写好后，他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在《光明日报》上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他特别佩服这家报社的胆识和眼光，因此，他想都没有多想，就把稿子寄给了《光明日报》社。
毫无疑问，那段时间的《光明日报》，对这类稿件格外敏感，收到程如峰这篇报道后，几乎是一个字未动，就在显著版面发表了。
这一天是一九七九年的一月十日。这是中国报纸在清官遭到严酷讨伐的十三年之后，第一次为九百多年前的包拯公开平反。
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光明日报》为包拯公开平反昭雪的第二天，即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历史上的包拯和今天的地主、富农分子，在同一时间被“摘帽”，包拯的子孙和地富的子女同时解决了“成分”问题，这种历史的巧合，似乎只有来自喜剧作家的灵感，或出自诗人的浪漫，这既让程如峰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涩，却也使他振奋。
第十七章海外来信
程如峰写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很快地，他又把早已思虑了无数遍的《解开包公墓之谜》的文章写了出来。因为他是把它当做学术论文来写的，完成后，便交给了《安徽大学学报》，不久也被采用。
打那以后，为包公请命，还包公历史真面目，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九八〇年金秋十月一个阳光耀眼的午后，程如峰刚走进修复中的明教寺，这时工地上已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一位邮递员走过来，在他跟前停下，问他：“你是程如峰同志吗？”
程如峰一边点着头，一边问：“有我的挂号信？”
邮递员从背着的信袋中抽出一封信，告诉他：“海外来的。”
“海外来的？”程如峰不敢相信，“你是不是闹错了人？”
“你不是程如峰吗？”
邮递员把信递了过去。程如峰一看，没错，就是他的信。信封上除了他的姓名和地址写的是中文，其余全是外文。
拿着这封奇怪的来信，他好不纳闷：究竟是从哪个国家寄来的？里面又都写了一些什么呢？这么多年，他一直庆幸自己没有“海外关系”，因而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避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才平安无事地走到今天。可是，现在居然有人从海外给他写来信，这岂不是会让别人怀疑自己不老实，长期隐瞒不报吗？虽说这时已在全国性地纠正冤、假、错案，但整人成癖者还大有人在，在没闹清信的虚实之前，他认为还是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为好。
他将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文物处当时的负责人陈裕民。
陈裕民是位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革命的女同志，爱人曾被打成右派，她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夫妻双双被当时的合肥工业大学“扫地出门”。现在，爱人右派分子的帽子才摘下不久，她也刚刚得到平反。程如峰把这样的“海外来信”交给了她，她也感到十分为难，就说：“我当着你的面，咱们先把信打开，看看什么事再说。”
陈裕民拆开信封，竟掉出一张名片来。
原来是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垣教授寄来的。因为这位美籍华人在信上使用的是中文，所以读起来没有一点语言障碍。他说，他看过中国的《光明日报》，读到了程如峰的那篇《合肥清理包拯墓》，知道程如峰是发掘包公的当事人，掌握了一整套的第一手资料。这则消息使他兴奋良久，就开始到处打听程的住址，好进一步地取得联系。恰好这期间《安徽大学学报》在《光明日报》上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公布了他们近期发表的论文目录，这其中，又正好有程如峰的那篇《解开包公墓之谜》，可把马幼垣教授乐坏了。于是他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立即给《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写信，了解到程如峰的通讯地址后，就直接把信写来了。
陈裕民不敢做主，不知这样的信能不能回，索要的包公墓资料该不该给。她喊来文物处的年轻人彭国维，让他拿着这封信去请示市委宣传部。
合肥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郭力如听了汇报，看了信，也犯起了踌躇。因为大家都知道：“外事无大小”，宣传部当然也就不敢随便决定，不过，他倒也热情，亲自带着彭国维，去省里请示文物局。
安徽省文物局局长洪沛，原就在省委统战部工作过多年，涉外的事没少接触。他看完马教授的来信，立即表态：“省文物局不提供此类资料！”但他又十分爽快地说明，“这封信是写给程如峰个人的，他掌握的资料给还是不给，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请示有了结果，这就是组织上不过问，一切由程如峰自行处理。程如峰哭笑不得。因为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组织一步，现在遇到这么大一件事，市里不表态，省局不过问，一切由他自个儿拿主张，他想，是政策真的放开了，还是大家都在推诿？
这天，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说不久前市里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合肥市外事办公室。他便抱着几分侥幸的心理，决定去咨询一次。为了不给领导添太多的麻烦，去前，他拟就了一个回信的草稿，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加具体地听到他们的意见。
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树志，是个人高马大、办事干练、思想解放的人，听了程如峰的介绍之后，朗声一笑，说道：“好事情！给你写信，你就回。”
程如峰忙取出信：“请你看看，这样回信好不好？”
王树志摇着手，连连说道：“不必，不必。私人的信件我怎么可以看？”
但程如峰还是掏出了自己写好的信：“那请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