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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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来得太唐突，太蹊跷，谁也没有心理准备。回想上午在肥东大包村龙山那隆重又庄严的“迁安仪式”，便觉得身上冒汗。难道说包公和他的儿孙的遗骨还留在龙山？
当年偷葬这些遗骨的“聋子”包先正已经不在人世，是否还有知情人呢？是否有人知道真正的包公墓被他埋在了龙山的什么地方？
程如峰想了一会，压低声音对张林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我们最好是保密，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同时，这些陶罐也一定要保存好。”
张林也是个聪明人，他点了一下头，完全同意程如峰的主张。
程如峰和张林分手后，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他茶饭不思，头昏脑涨，直想睡觉；上了床之后，又怎么也睡不着。
他在反复思忖：包先正为什么这样做？
“那已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了呀。”程如峰极力在回忆。他到肥东大包村考察时，包先正曾一眼就认出了他，说他就是上次送包公遗骨时来的。按说，自己是这么个身份，包先正应该信任他，应该把真实的包公墓址告诉他。再说，当时包先长也在跟前，至少，包先正对自己的这个本家总该说实话。
一想到包先长，程如峰心中一动。他立刻意识到，问题恐怕就出在这个包先长的身上。那天是包先长领着他去找包先正的，在这之前，连包先长也不知道偷运偷葬包公遗骨的就是包先正。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包先正一直没有把实情告诉给自己村上的大队长，显然，包先正是不希望包先长知道这件事。因为包先长为包公遗骨的事挨整受批，吃尽了苦头，包先正这样做，是出于对包先长的保护，当然，也是为了包公遗骨的安全。
这或许正是“聋子”包先正的老谋深算。
当程如峰回忆起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形势时，似乎对包先正不说出真正的包公墓，有了一些理解。那时的改革，如扭秧歌一样，并不是一往直前的，总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虽然改革开放三四年了，但报纸、电台上还不断有人批判穿喇叭裤的小青年是“颓废的一代”；有的地方竟动员团员、青年上街纠察，遇到穿喇叭裤的就用剪子强剪。北京市居然还公开刊登“禁令”：留披肩发的女青年不准进入各级政府大门。连跳迪斯科都受到刁难。还记得，李谷一因为演唱《乡恋》，也由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变成了“黄色歌女”，批判她宣传“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成为“腐蚀青年一代的历史罪人”。
农村就更糟糕。不仅把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视之为“洪水猛兽”，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带头搞起的“大包干”，在各地农村还普遍遭到强烈的抵制，“姓社”还是“姓资”的一场斗争，正厮杀得难解难分；许多党报党刊公开讨伐“大包干”，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极“左”的幽灵在到处游荡。
有资料表明：直到他那次见到包先正三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才在中国的土地上彻底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六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个乡镇政府，和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个村民委员会。这时《人民日报》才评论说：“中国农村改革终于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包先正，不可能具备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对已经到来的改革开放，仍然缺乏足够的信赖，这只能说明十年动乱给他造成的伤害是多么惨痛！
怀着一线希望，程如峰决定再到肥东大包村去走一遭。
去前，程如峰从包义旭那儿弯了一下，打听到运回包公遗骨的不仅有包先正，还有一个叫黄其荣的年轻人。
程如峰首先找到了黄其荣。但是黄其荣却对运遗骨的事一无所知。
“你们不是一道去，一道回来的吗？”程如峰奇怪地问。
“我和包先正一道回来不错，”黄其荣说，“我只知道车上拉的是饲料。”
“别的一点不知道？”
“一点不知道。”
黄其荣想了想，又补充说：“那天从包公墓里挖出了腌菜的陶罐，我一下明白了，猜想包先正瞒了我，包公的遗骨肯定也是被他拉回来的。”
程如峰越听越糊涂：“挖出陶罐，你怎么就可以肯定包公遗骨也是他拉的？”
黄其荣这才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道：“我当时就好奇地问他：‘腌多少菜，需要买这么多罐子？’他假装没听见，把那些罐子在车上放稳实后，就一声不吭地又上路了。回村后，我们就分了手，至于包公遗骨什么时候去埋的，我就一点不知道了。”
告别了黄其荣，程如峰又找到包先正家。接待他的，是包先正的儿子包训祥。一了解，才知道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包先正，却出息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儿子。包训祥人挺斯文，还是大包村小学校的校长。
程如峰仔细打量包先正的家，发现这个家庭里虽有拿“薪水”的，在大包村算不上最差，却依然看得出，家徒四壁，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程如峰的目光忽然在墙边的一个碗橱上停住了。他发现，碗橱的木料是那样眼熟，分明就是盛包公遗骨的木棺匣子的材料。不错，就是用那些木棺匣子打造的。可以想象，包先正用那时农村常见的塑料袋把遗骨装好偷埋后，不舍得把木匣子丢了。打个碗橱能不能拿得出钱，还很难讲。当时买木材也还需要木材票，家里又正缺少一个碗橱。
不管什么原因，程如峰都感到惶惑。装过死人骨骸的木匣子，怎么可以用来打碗橱呢？这显然不是贫穷和不讲卫生可以解释的。或许，这倒更真实地让人体会到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包先正的性格。
程如峰看到和想到的这一切，是不便和包训祥谈起的。他极力想使自己的思绪从眼前移开。沉默了片刻，才问：“你爹走的时候是不是给你交代过什么话？”
包训祥略感意外，想了想说：“你指哪一方面。”
程如峰单刀直入：“老祖宗的遗骨，你爹到底埋在哪里？”
“迁安那天不是已经挖走了吗？”包训祥一脸的狐疑。
包训祥的回答和表情都大出程如峰的意外。他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谈这么重要的事，对方在搪塞，不愿深谈？但是，凭他的经验，似又不像。因为那种狐疑的神色是十分真实的，不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师能够表演出来的。
可是，程如峰依然不甘心。隔了片刻，他又换了一种问法：“除‘迁安’那天挖走的那些陶罐，老祖宗的一部分遗骨是不是还埋在了别的地方？”
包训祥无声地摇了摇头，把话岔走了。
就在包训祥随便的闲谈中，程如峰有了意外的新发现。他早听包训芝提起过，她的父亲——守护包公祠的最后一代“恩生”包先海，考虑到自己没有儿子，曾打算在大包村的亲房中间找一个后生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原来包训芝说的这个“亲房中间的后生”，就是今天坐在面前的包训祥——包先正的儿子！
程如峰一下明白了许多。
难怪包遵元，难怪那个被称为“毛老爹”的包义旭，都是这么信赖包先正，那么放心地把偷葬老祖宗遗骨的大事交给包先正去办。这中间，原来还有着这么一层亲密的特殊关系。
走出包先正的家，程如峰对包先正临终时竟然没有向包训祥交代这件事，依然将信将疑。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如果包先正撒手而去，连偷埋包公遗骨这样的事也不交代给自己的儿子，只能说明他对这个社会已经绝望。正如当年包公的遗骨由原葬墓偷移到迁葬墓，肯定是包氏后裔所为，但这种重要的事，偷葬者也没有告诉他的后人，以致包氏的子子孙孙竟无人知情，几百年来烧香磕头都拜错了坟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包训祥可能知道，或是大包村的某个人会知道，他们就是不愿说，因为作为包氏的后代子孙，他们有权利不让外人知道。
意识到这一层，程如峰对当年那个已经被埋在公路下面的真正的包公墓，作为包公三十三代孙的包义旭和三十四代孙的包遵元，竟然会一点不知情也产生了怀疑。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吗？真的只有那个守护墓田的外姓人夏广宏老人一人知道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包义旭和包遵元比夏广宏知道得更清楚，只是不愿说出来，因为他们同样有权利不让外人知道。
从肥东大包村回到合肥城里，程如峰的心总算平静了许多。虽然被偷葬的包公的遗骨，以及包氏家族的遗骨都无法找回。在他去大包村进行墓址考察之前，他已经去找过省博物馆的吴兴汉了，已经把三十五块寄往北京鉴定用的包公的头骨和肱骨提前拿到手里，藏在了他卧室上了锁的箱子里。
这是仅存的包公的遗骨了！
这珍贵如国宝的包公的头骨和肱骨已存放在他家长达四年之久了呀！
有包公遗骨在，哪怕只有三十五块，包公墓就有了灵魂；重建中的包公墓就不会是“假古董”。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程如峰将精心保存下来的包公的三十五块遗骨，连同当年北京邮回时用的木盒子，一道献给了合肥筹建包公墓委员会。
解决包公遗骨的事才告一段落，程如峰就开始筹划寻找金丝楠木之事。
当年在清理出有包公遗骨和墓志的“一号墓”时，他曾注意到，墓棺的底板腐蚀极轻，所用的棺木是由一整块金丝楠木制作的。要恢复原有的规制，就必须找到这样的金丝楠木。
经过四处打听，程如峰得知，北京十三陵发掘时发现，地宫中的那两口金丝楠木棺材取自于云贵高原。但云贵离合肥太远，运输起来非常不方便。这以后，又有人说，福建省的漳州市也有这种高档木材，而且，合肥就有直达福建厦门的快车，大家一合计，就请筹委会的会计葛盛炎和建委的王元顺去漳州跑一趟。
葛、王二人辗转到了漳州，人家一听说是为包公墓的事专程来寻找金丝楠木的，别提多热情，都帮着到处寻找。最后在漳州市南靖县和溪乡，找到了山林承包主包浩源。
这事也真神了，他们一路找过去的这个包浩源，正是包公的后世子孙。包浩源一听说合肥为老祖宗修墓急需金丝楠木，二话没说，立即带人操家伙上山。他知道山上有这样的楠木，但长得不在一处，就带人满山上寻找。别提有多少困难，包浩源硬是披荆斩棘，领着大伙汗珠儿摔成八瓣，把二十二根宝贵无比的金丝楠木弄下了山。
葛盛炎和王元顺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
更叫二人感动的是，砍下的这二十二根金丝楠木，包浩源分文不要。他说：“算是无偿奉献。”
联系火车车皮时，又遇到了麻烦，正是福建省的水果季节，大批的水果需要运往各地。每逢这时候，一切货物都要给水果让路，这早已经成为当地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
两人在货场里急得团团转，最后不得不斗胆去闯货运办公室。负责货运的同志一听说运的是金丝楠木，是包公家乡的人民修建包公墓等着要的，就把桌子一拍，发了话：“谁不知道包青天！既然是包公棺木急要的，那咱就叫其他的一切货物让路！”说罢，仍觉得不好意思，反倒埋怨二位，“你们怎么早不说清？”
金丝楠木从福建漳州运出之后，每到一站都备受照顾。铁路货运上的麻烦事历来不少，但这批特殊的“货物”，却一路绿灯。
一边是在想方设法地重建包公墓，一边却又将仅存于世的包公遗迹彻底地毁灭。这天，突然传来的一个消息，让程如峰简直不敢相信。
有人要把包公井填了！
包公井是合肥市今天惟一的一个包公的遗迹和历史的见证了。《庐州府志》和《合肥县志》都曾这样记载：距今九百多年前的一〇五三年，包公回到家乡担任庐州太守。他见学府中的学生吃水困难，就亲自安排人挖了这口深井。饮水思源，后来人们就把学府中的这口井称为“包公井”。一九四九年程如峰随部队进城时，最初就驻扎在学府西边百余米的一个祠堂里。那时他常过去散步。包公井附近的古迹还很多，不仅有凤凰池、状元桥、尊经阁、启圣祠，还有大成殿和明伦堂。后来城市不断改造，包公井一带古色古香的历代建筑，便陆陆续续在地球上消失了。这几年，他一心只放在包公墓的研究上，竟也把那口包公井遗忘了。
“难道我们非得把一座城市所有的历史遗迹都破坏殆尽才甘心吗？”程如峰心急如焚，忙赶往已经成了合肥四中的昔日学府。只见现场横七竖八地堆放着钢筋、木料、散砖、碎石，找了好半天，都没有看见石井栏。
他询问附近小屋里一位像是保管员的老人：“这一片有没有口井呀？”
老人说；“你问的是包公井？”
程如峰忙说：“是呀，是呀！”
老人指着大片堆积物中间的一张锈铁皮说：“那不是！”
程如峰走过去，拎起铁皮一角，使劲一掀，果然露出一口古井。俯视井底，虽然已经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却依然是井水如鉴。没等他说话，老人却开了腔：“领导上要填了它，这井就太可惜了！”
回来后，程如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抱着一线希望，他连夜给市委书记杨永良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强调，由于年代的久远，包公遗迹遗物已几尽毁灭，惟独包公井幸存至今，弥足珍贵。他还指出，“如将包公井抢救下来，势必会给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增加光彩，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都将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为说明包公井的历史悠久，他还特地把《嘉庆合肥县志·学宫图》也随信附上。
为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他又在《合肥晚报》上写了篇《抢救包公井》的文章，大声疾呼。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后来，我们在程如峰提供的材料上，看到了市局两级领导的有关批文。
市委书记没有明确的态度，不置可否地把信批给了建委主任厉德才，让厉“组织有关方面研究反映的问题，如有价值提出保护方案”。
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珍贵的文物，对于合肥，对于国人，有没有价值，好像不应有疑问吧？
建委主任显然认为不需要“组织有关方面研究”，明确批道：“此处规划一幢五层楼，已无法再变动。古井保护，只有等今后选择适当地点恢复。”
为什么填包公井的“规划”“已无法再变动”，没作任何说明。提出的“古井保护”的办法，居然是“今后选择适当地点恢复”。所谓“恢复”，其实就是别处再挖一个井。
后来，包公井被合肥四中的一幢宿舍楼埋掉了。校园里确实又挖了口井，并被冠之为“包公井”。只是，假如把北京的天安门搬到上海的浦东去，不知道还叫不叫“天安门”。
一个富有包公精神内涵，历经了千年的风风雨雨，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并且是不可再造的稀世珍宝——包公井，就这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地消失了。
它消失在一九八六年。
那早已不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已经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依然消失了。
重建的包公墓，历时两年，终于在公元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竣工剪彩，正式对外开放了。
剪彩的那天，像过大年一样，墓园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