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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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包公墓，历时两年，终于在公元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竣工剪彩，正式对外开放了。
剪彩的那天，像过大年一样，墓园内外，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不远千里万里，纷纷闻风而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位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包公二十九世孙、世界船王包玉刚。他特地携眷从香港乘专机来合肥谒祖，同时参加包公墓的落成典礼。
包氏家族最后一个“恩生”的女儿包训芝和肥东县文集乡大包村村长包先长，都被安排在墓园工作。这天，他们特别兴奋，忙前忙后迎接着八方来宾。
重建的包孝肃墓园，古木参天，浓阴匝地，赭色的墙壁、黛色的墙头，配以古朴的飞檐翘角和雄伟挺拔的抱柱，一切都于静谧中透着肃穆。
整个墓园由主墓区、附墓区组成，占地三公顷，由西向东展开，依次建有石阙、神门、石象生、享堂、墓冢等，规制甚为壮观。祭祀包公的高大享堂，是一座十分典雅的“歇山顶”仿宋建筑。内有二十根丹红涂漆整木大柱支撑梁枋，上悬巨匾三块。当代书画名家赵朴初、刘海粟、刘炳森分别书有：“清正廉明”、“正气凛然”、“为政者师”十二个镏金大字。
出附墓区，拾级而下，就可以直接走进包公的墓室。墓道两侧，有仿宋古灯导引。到达“地宫”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方巨石端放在墓道的正中，这就是惊动中外的包拯墓志铭。志石之后，便是金丝楠木棺，仅存于世的三十五块包公的遗骨，被安放在楠木棺中。
安徽教育学院吴孟复和安徽大学李汉秋两位教授，专门撰写了《重建包公墓记》：
一九八七年十月，合肥市人民政府迁葬乡贤包公于城南，此处前眺蜀山，后带包河，四周柳色，十里荷香。寒泉秋菊播廉吏之清芬，朗月光风增庐阳之名胜。
包公名拯，字希仁，谥曰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生于庐州合肥，即今市属肥东县之包村。二十八岁后从政卅多载，清正廉洁不贪财贿，明断曲直昭雪冤狱，铁面无私不徇人情，立朝刚毅不畏权贵，生时已有民谚赞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自后千年，以清官楷模，演为说部，播之弦管，情节虽多出增益，实亦其精神之发扬光大耳。名垂宇宙，气壮山河，是岂偶然哉？
公以北宋仁宗嘉七年（一〇六二）五月，病逝汴京（今开封），吴奎《墓志铭》言以次年八月归葬合肥，其即今郊之大兴集。人民建国之初，政府即勤加保护，后以十年动乱，移葬肥东之龙山。现以龙山地远，不便瞻谒，改葬包河之南。凡所建造，皆仿宋制，墓室之外，益以享堂石阙，一一准之宋人《营造法式》。经始于一九八五年秋，完工于一九八七年秋，乃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迁包公遗骨奉安于斯。十月一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省市领导暨公第二十九代孙包玉刚为墓图揭幕。各界代表瞻仰高风，油然生敬，穆然深思，励志激浊扬清，振兴中华云耳。
这篇《重建包公墓记》，其实有两处是值得推敲的。一是包公“从政”时间并非“二十八岁后”“卅多载”，准确地说，应为“三十八岁后从政二十七载”。因为包公进士及第后，朝廷先后分配他任建昌知县及和州税监，但他辞官不做，留在家中赡养父母，直到父母双亡守孝期满，已接近“不惑”之年了。二是“迁包公遗骨奉安于斯”的时间，应是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农历清明节的前一天，这是合肥市委、市政府在肥东大包村龙山隆重召开“迁安仪式”的日子，怎么变成了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显然是在回避一段隐情。两位撰稿的教授未必知情，而知情者又实在不便明说。所以，这篇《重建包公墓记》最终并没竖之于墓园，只是作为一份一般性的文字资料，后来被收入了《包拯集校注》，算是对二位教授有了个交代。
就在包公墓园对外开放不久，有几件事是不可不提的：一是合肥市包公研究会正式成立。二是程如峰笔耕多年、长达十三万字的《包公传》，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真实记述包公一生的纪实作品，终于拿出了成稿。
还有一事不得不提，这就是，在巨大的“覆斗形”的包公坟茔中，程如峰和张林他们埋进去的，是从大包村挖出的那十一只陶罐，和准备盛放遗骨的那十一口石棺。
那十一只陶罐，当然是空的。
那十一口石棺，也只能是空的。
被掩埋的，显然是一段永远不打算向外界张扬的，充满着痛楚、困惑而又无奈的故事。
鸿雁存影
程绍国
程绍国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三位都是林斤澜的前辈，文坛响当当的巨匠。解放后，林斤澜出道，三位或静静地蹲在水边，或背着荣誉的十字架赶路，或在林中漫步，偶有机会伸手指点指点。三位地位茅盾最高，沈从文最低，他是个另类。林斤澜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老舍是文联主席，差不多天天见面。但林斤澜最崇敬的、对林斤澜最具亲和力的，还是沈从文。林斤澜说，现代有两位作家的作品是他最喜欢的，首先是鲁迅，其次是沈从文；综观林斤澜的小说创作，两位的影响显而易见。大致地说，林斤澜后期的深刻（大约从《十年十癔》开始），可见鲁迅，而先期的抒情（《矮凳桥风情》之前），可见沈从文。先期的林斤澜，艺术个性还不突出，所谓可见沈从文，也只是流于笔调。
茅盾是林斤澜接触最少的。当我在林斤澜前门西大街的家里谈到要写“林斤澜和沈从文、老舍、茅盾”时，他说：“我和老舍、沈从文是有东西的，我与茅盾你怎么写呢？”我说材料少是少，但也要写。
１９４０年１月，林斤澜１７岁，决定要到延安去。组织上把线路排好，林斤澜先到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边上有个书店，书店中有店员会告诉林斤澜怎么走。到达重庆后，意外出来了：向店员递暗语，店员没有好声气：“走走走……我们忙着！”态度有时甚至是恶劣，样子似乎是装给别人看。事后林斤澜知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气数将尽，面子上的装欢已经艰难，次年不是有皖南事变吗？
２００３年我到重庆，看了“八路军办事处”，边上什么书店已经了无踪影。了解到１９４０年的时候，戴笠的公馆就在办事处的边上。对共产党人的监视和控制，其实早已开始。走投无路。我无法想象少年林斤澜走投无路的样子。——百无聊赖之中，林斤澜想起了茅盾先生。林斤澜在小学的时候，就读过茅盾的《子夜》等不少著作。他在散文中多有提起。如回忆小学生活的《月明星稀》，开头就说：
《鲁迅自选集》、《茅盾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李老师黄老师都叫买，叫多买几本，在高年级几个班上传阅。
当年为上学方便，我住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有回我把《茅盾自选集》带回家去，外祖父在烟榻上读了。还给我的时候问先生叫买的吗？我说是。又问喜欢看吗？我也说是，外祖父默然。
重庆这个时候，鲁迅已逝，在林斤澜，茅盾就是一盏明灯。林斤澜了解到，茅盾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的邀请，于１９３８年底抵达迪化（现为乌鲁木齐），在杜任院长的新疆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并被新疆“土皇帝”盛世才任命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
少年林斤澜便给茅盾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新疆学院读书。茅盾很快就给林斤澜回了一信，告诉林斤澜不要到新疆来，要林斤澜“就近上学”。署名是“沈雁冰”。
林斤澜对我说：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茅盾在新疆也呆不下去了。”
关键是盛世才这个人。这个人在抗战之后，制定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在当时，姿态相当进步和开明。并与共产党达成统战。毛泽民、陈潭秋、邓发他们都到新疆工作了。但盛世才毕竟是个官僚，是个政客，政客和官僚这东西表和里是不一的，说和做是不一的，前和后是不一的。他在新疆实行的同样是特务统治。毛泽民访问茅盾时就说：“盛世才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有边疆‘土皇帝’的特征。他对我们延安来的人很客气，奉为上宾，但从不交心。”
到了１９４０年的时候，茅盾觉得新疆的气氛已经很不好。从《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可见，林斤澜给他写信的这个时候，他正想逃离新疆。他是５月份逃离的。这个，林斤澜怎么知道呢？
林斤澜说：
“我就按照茅盾先生的话去做了，考上了设在重庆北温泉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我问：
“茅盾给你的这封信还在不在呢？”
林斤澜说：
“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丢失了，是怎么丢的，现在就想不起来了。”
在人生中，有时一个细节就显得极其重要。对林斤澜来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有了这封信，他才下决心，考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梁实秋、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史东山、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都正儿八经地做了林斤澜的老师。这些老师都不是等闲之辈，大大开阔了林斤澜的艺术视野，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斤澜和茅盾重新通信已是１９５５年以后的事了。林斤澜说：茅盾二十年代就同毛泽东一起工作过，后来又是鲁迅身边的人，该说是“曾经沧海”。茅盾建国初只做了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主编两个刊物：《人民文学》、《译文》。林斤澜回忆道：“文革”中，北京文联图书室里茅盾的《子夜》被卸下书架。林斤澜惊讶，《子夜》是“左联”的门面之作，怎么会下架呢？怕是茅盾也出事？忙向图书管理员打听，答曰是照单子下的。又问单子上怎么说，答曰只有分类，没有细说。再问《子夜》归入什么类，图书管理员背对众人，屉开一缝，密查书单，查定答称：“黄色类。”这是后话。
林斤澜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４年之前，全国小说年选，差不多每年都有他的小说。难得茅盾常有信来，而且是主动来信。信的内容是关于林斤澜的小说。林斤澜说：“茅盾来信也问意见，但大部分说的是我小说的缺点，说你哪里哪里写得不好。这非常管用。”——被年选选中了，当时当然是优秀小说，是茅盾赞成的；可是茅盾全说缺点，说缺点对人帮助大，又防青年作家飘飘然。用心良苦。
茅盾仅仅给林斤澜一人写信？大约不是。那么茅盾给每个被年选选上的作家写信吗？大约也不是。我问林斤澜这些信件还在吗？他摇了摇头。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一些重要的信件交给他二姐保管。他二姐也住在北京城，是个教员。等风头过去一问，不料他二姐早已把信件统统烧掉了！
林斤澜认为，茅盾为人极好。茅盾崇高，又有雅量，他对下一辈作家非常爱护。他举了一例：刘绍棠“鸣放”的时候，竟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有“时代性”（指革命时期）、“年代性”（抗战时期）、“时间性”（延安环境）。１９５７年反右开始，作协对刘绍棠进行批判。当时林斤澜在场，屏声静气地听。茅盾首先发言，为的是定调子，他是想保护作家，保护刘绍棠的。茅盾说：“你刘绍棠少年得意，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无知。”林斤澜说：“茅盾不说刘绍棠反动，而说刘绍棠无知。无知的原因是少年得意，无知好办，通过学习可以改变，可以进步。倘若是反动，那就要打倒。他想对刘绍棠保护过关——后来反右太厉害了，刘绍棠划了右派，那是另一回事。”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中说道：“有一位前辈作家德高望重——他当得起这四个字，不说别的，单单终生关注一茬儿一茬儿的青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就够楷模。”林斤澜作文，大多不指名道姓。他对我说，这“有一位前辈作家”，指的就是茅盾。
林斤澜说，很早的有吴组缃，他的《录竹书房》、《一千八百担》就是茅盾发出来的。林斤澜说得没有错。朱自清早在１９４５年６月，就有短文《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第二段写道：
茅盾先生并且要将自己和后进打成一片，他竭力奖掖后进的人。我就是受他奖掖的一个，至今亲切的感到他的影响。我的文学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励而发展的。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帮助了许多人成就了他们自己，不过我们未必一一知道罢了。
林斤澜说，１９５１年初，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虽然并不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林斤澜还举例《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她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他满腔热情地介绍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王愿坚也是一个。还有杨沫。林斤澜说，《青春之歌》红一阵后，开始发紫发黑，批判浪涌。这时茅盾说：“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确是这样的。”杨沫立刻月白风清。
２００４年３月，林斤澜把一本《茅盾手迹精选》交给我。满面笑容，说是刚刚出版的。“你看看，这是５０年代中期的事情。他看了我的小说《一瓢水》，用便笺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这封信对林斤澜非常重要，全文抄下：
《一瓢水》林斤澜。写司机助手小刘留在路上忽值司机老赵发病，小刘留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