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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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当初被规定作为维持国家的充分经费的话，便和立国之
约的范围相违背，因为根据往后追加的赋税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是不够的，而且从后来王室收入微少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
这种资财是可以出让和减少的。因此，划拨一份资财给国家
并没有用，因为国家可以把它出售或赠送给他人；而当它的
代表者像这样做时，资财便实际上售与或赠给他人了。
正象国内土地的分配一样，臣民进行对外贸易的地点与
商品种类的划定问题也由主权者掌管。因为如果在这方面由
平民自己决断的话，其中有些人就会为了牟利而为敌人提供
危害国家的手段并把有害的或至少无益于国人但能满足欲望
的物品输入进来为害国人。因此，批准或否定对外贸易的地
点和项目的问题只能由国家掌管，也就是由主权者掌管。
此外，要维持一个国家，单单是每一个人对一分土地或
少数商品享有私有财产权、或是对某些有用的技艺享有天赋
所有权是不够的，何况世界上的技艺也没有一种不是几乎对
每一个人的生存或福利说来都有必要的；因此，人们便必需
能通过交换和共同订立的契约将自己所能拿出来的东西分给
别人，并互相让渡其所有权。因此，臣民之间的买卖、交换、
借贷、租赁、雇佣等等一切契约应按什么方式订立，以及根
据什么文字和形式可以认为有效等事项，便应当由国家加以
规定，也就是应当由主权者加以规定。关于营养物质及其对
国家成员的分配问题，从本书全部体例来考虑，以上所说的
已经够了。
根据我的理解，一切物品的调理就是将目前不消费而留
待将来营养之用的一切商品变成价值相等而又便于携带、以
致不妨碍人们往来各地的东西，其目的是使人们在任何地方
都能具有当地所能提供的营养。这种东西不是别的，就是黄
金、白银和货币。原因是这样：黄金和白银实际上几乎在世
界各国都极为人们所贵重，所以便是各国之间其他一切物品
的一种方便的价值尺度；而主权者无论用什么原料铸成的货
币，在本国臣民之间又是一切其他物品的充分价值尺度。通
过这些尺度，一切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商品便都可以伴随人
们离开通常的住所，到他所到的一切地方去。它在国内人民
之间周流传用，并在传渡过程中营养各部分。其情况很像国
家的血液流通：因为天然的血液也同样是由土地的产物构成
的，而且在流通过程中一路营养人体的各部分。
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是由于其本身的质料而来的，所以它
们首先就具有一种特性，即作为各地区商品的共同尺度而言，
其价值不可能由一个或少数国家的权力加以改变。至于贱金
属货币则容易有涨落。其次，金银还有一种特性，能使国家
在有必要时运动臂膀并伸到外国去；它们不但能使在外旅行
的臣民百姓获得供应，而且也能使整个的军队获得给养。但
铸币并不是因其质料而是因当地的印字获得价值的；由于不
能经受环境的变化，便只能在国内有效；而且在国内也会因
法律的变化而受影响以致减少其价值，在许多时候使持有者
吃亏。
将货币输送给公众使用的渠道和道路有两种，一种是送
交国库，另一种是从国库中重新发放出来作公共支付之用。前
者包括征收人员、保管人员与出纳人员，后者也有保管人，再
加上被指派发款给各个公私大臣的官员。在这里拟制的人和
自然人也相类似，自然人的脉管从身体的各部分接受血液送
到心脏，在这里充实生机以后再由心脏经动脉管送出，使各
部分充满活力并能运动。
国家的后嗣或子女就是我们所谓的移民区或殖民地；这
是由一个指挥者或总督领导、到一个原先无人居住或因遭兵
燹而人烟稀少的外国去居住的一群人。拓殖已定的殖民地有
两种：一种自成一个共和国，解除了对于派出他们的主权者
的服从关系，像古代许多国家的情形便是这样。在这种情形
下，他们所自出的国家便称为母国，母国对殖民地的要求正
像父亲解除子女的家庭管辖关系后对子女的要求一样只是一
种尊重和友好的关系。还有一种情形是仍旧和母国联合，就
像罗马人民的殖民地一样。这时他们便不能自成国家，而只
是行省，只是派出他们的国家的组成部分。因此，殖民地的
权力除了尊重母国并和母国结盟以外，还要完全取决于主权
者批准他们拓殖的特许状。




第二十五章　论建议（咨议）
根据日常变化无常的用字法来判断事物的性质是极为荒
唐的。这一点从命令与建议的混淆中看得最为清楚，这种混
淆的产生则是由于提供建议和发出命令以及在其他许多情形


下，说话的方式都是命令式的。因为“做这事”一词不仅是
命令者的语词，而且也是提供建议者和劝说者的语词。很少
有人会看不出来这些说法性质完全不同。而且在察觉说话的
人是谁、说话的对象是谁和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以后，也很少
有人不能加以区别。但他们在书面上看到这些语句后，由于
不能或不愿深入考虑客观情况，于是便按照怎样最适合于他
们想作出的结论或想赞成的行为，有时把提供建议者的话误
认为命令者的话，有时则恰好相反。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并
使命令、建议和劝说的词句获得其明确的固有函义，我提出
定义如下：


当一个人说“得如何如何”或“不得如何如何”时，如
果除了说话者的意志外别无其他理由，便是命令。根据这一
点就显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命令者发出命令时代表的只
是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发出命令的理由只是他自己的意志，而
每一个人的意志的目标则是自己的某种利益。


当一个人说“得如何如何”或“不得如何如何”时，如
果其理由是从说话的对象因此而得到的利益上推论出来的便
是建议。根据这一点就显然可以看出，提出建议的人不论其
内心意图如何，他代表的只是听取建议者的利益。
因此，建议与命令之间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存在：——
命令是为了本人的利益，建议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从这一点
上又产生了另一区别：——人们有义务要执行命令，正像他
订立信约要服从的情形一样；但他却没有义务要做别人建议
他的事情，因为不采取建议所受到的伤害只及于他自己；要
是他订立信约要服从时，那么建议就变成命令的性质了。两
者之间的第三个区别是：——没有人能声言有权当别人的建
议者，因为他不能声言自己在里面有什么利益；他只能以自
己有意知道别人的计划为理由，要求别人给予提供建议的权
利或为自己求得其他的利益；这中间自己的利益，正像我在
前面所说的，是每一个人的意志的固有目标。
建议的性质中还有一点是：征求建议的人不论所问得的
是什么，根据公道说来不能加以控告或惩罚，因为征求旁人
的建议就是让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好的意见。因此，向主权者
（不论是君主还是一个会议）提供咨议的人，如果是由主权者
咨询而提出的，那么根据公道说来就不能因此而受惩；因为
他的意见无论是否符合于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符合于辩论
中提出的提案的。因为会议的公众意见如果在辩论终结前可
以看出来，那么他们就不应当征询、也不应当接受任何进一
步的建议，理由是会议的公众意见就是辩论所得的决议和一
切审议的目的。一般说来，征询建议的人就是授权人，所以
便不能加以惩罚，而主权者所不能做的，其他人也就没有人
能做了。但如果一个臣民对另一个臣民提出建议，叫他做任
何违法的事，那就不论这一建议是出自恶意还是仅仅出自不
明法禁，国家都可以施加惩罚；因为在每一个人都应注意自
己所服从的法律的地方，不明法禁不能作为充分的口实提出。
劝说与劝阻是提供者强烈地表示希望得到遵从的建议；
更简单地说，这就是强压给他人的建议。因为劝说者并不会
向对方推论他所提议的事情后果如何，并在这里面运用真正
说理的力量，他只是鼓动他所建议的对象采取行动。劝阻别
人采取某种行动时，情形也是这样。因此他们在说话时更注
意人们的公众情绪与舆论，并运用直喻、隐喻、例证和其他
讲演术的武器，说服听众相信遵从了他们的意见之后有什么
用处、能得到什么荣誉、或者是怎样合乎正义。
由这一点就可以推论出：第一，劝说与劝阻为的是提供
建议的人的利益而不是征询者的利益，这便违反了建议人的
义务；根据建议的定义说来，建议者应当管的不是自己的利
益，而是对方的利益。他的建议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从
他喋喋不休而又使劲地敦促、或是装腔作势的姿态这些情形
中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这种建议由于没有人要求他提
出，而是出自他自己的需要；所以便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只附带地为了对方的利益，甚至根本没有为对方的利益打
算。
其次，劝说与劝阻的用处只在于对群众讲话的场合。因
为对一个人讲话时，中途可能被拦住，他的理由可能受到比
群众更为严格的考察；因为群众人数太多，不可能跟那个不
加区别地同时对大家发表演说的人争辩或对话。
第三，在对方要求提出建议时，自己却进行劝说或劝阻
的人便是腐化的建议人，就好象是受到了自我利益的贿赂一
样。因为他们所提供的建议不论有多好，但正像为了贪图报
酬而作出公正判决的法官不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一样，提供这
种意见的人也不能成为良好的建议者。但依法可以下命令的
人，像一个家庭中的父亲或一个军队的领袖这类的人，他们
的劝说或劝阻，便非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和值得称道
的。不过这就不是建议而是命令了。当命令是为了执行一种
辛劳的工作时，有时是出于必要，更为经常的是出于人道主
义的考虑，需要用鼓励的方式发出，并使用建议的声调，而
不用粗暴的命令式的语言，使之更为动听。
我们可以引圣经中表达命令与建议的语言形式作为例子


来说明其间的区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见


《旧约申命记》第ｖ章第７节）、“不可为自己雕偶像。”（见同


章第８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见同章第１１节）、


“守安息日为圣日。”（见同章第１２节）、“孝敬父母”（见同章


第１６节）、“不可杀人”（见同章第１７节）、“不可偷盗”（见
同章第１９节）等等都是命令，因为服从这些命令的理由是根
据上帝王的意志而来的，而上帝则是我们有义务要服从的。但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见
《新约路加福音》第ｘｖｉｉｉ章第２２节）等则是意见，因为我们
要这样做的理由是根据我们自身将来会在天堂里发财致富这
种利益而来的。“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
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见《新
约马太福音》第ｘｘｉ章第２节）是命令，因为他们做那事的理
由是根据他们的主的意志而来的，但“你们各人要悔改、奉
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则是意见，因为我们应当这样做的理由
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全能的主的任何利益；
全能的主不论我们怎样叛变都是我们的王，而我们自己则除
开这样做以外就没有方法避免由于自己的罪而将要遭受的惩
罚。
建议与命令的区别现在已经根据建议的性质（在于提供
者所提出的行为之必然或可能的后果使听取建议的人受到利
益或损害）推论出来了，参议人员的适与不适也可以用同样
的方式推论出来。因为经验不过是先前所见到的行为的结果
的记忆，而建议则只是将这项经验告知别人的语言。建议的
优缺点和知慧相同。对于国家法人说来，参议人员就是在记
忆和心理讨论上为它服务。自然人和国家之间虽然有这一类
似之点，但却连带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点：——自然人的
经验是从感官的自然对象上获得的，这种对象在他身上发生
作用时本身并不具有激情或私利，但为国家的代表者提供建
议的人却可能有、而且常常有其个人的目的与激情，使他们
的建议经常受到怀疑，而且许多时候甚至是不忠实的。因此，
我们便可以规定良好的参议者的第一个条件为：“本身的目的
与利益不能和对方的目的与利益相矛盾”。
其次，参议者的职务是在审议一种行为时，以能使对方
更真实而明确地了解情况的方式将行为的后果明白地显示出
来。因此，他提出建议的方式就应当使真理最为明白地反映
出来；也就是说要在证据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运用牢靠的
推理和有意义与确切的语言。因之，那些从书本上的例子里
或根据书本的权威得出的、根本不能作为善恶的论据而只能
作为事实或意见之佐证的轻率而不明确的推论，那些易于激
动感情的模糊、混乱和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以及一切隐喻式
的语言都是和参议者的职务不相容的，因为这种推理和表达
方式只能用来欺骗或使对方迷失自己的目标。
第三，由于提供建议的能力是从经验和长期研究中得来
的，而任何人都不能认为对一个大国的管理所必需知道的一
切事务都具有经验；因此，除开自己十分精通而又经过深入
思考与研究的事情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参
议者。鉴于：国家的职责在于安内与攘外，因此我们发现：它
对于人类的性情、政府的权利以及公平、法律、正义和荣衔
的性质等等都需要广博的知识，这一切知识不经研究是无法
获得的。同时，对于本国和邻邦的国力、财富、地理情况以
及可能以任何方式侵扰本国的外国的意向与企图等等也需要
有渊博的认识，而这一切不具有丰富的经验是办不到的。这
些事情非但是整个说来，而且是每一种细节都需要有年纪的
人穷年累月的考察，与非同寻常的研究。正像我在前面（第
八章）所说的，建议所需要的智慧是判断。在这一点上，人
与人之间的差异来源于不同的教育，某些人从事一种研究或
业务，另一些人则从事另一种研究或业务。做任何事物时如
果有颠扑不破的法则可循，像机械和建筑中的几何法则那样，
那么所有的人的经验都抵不上学习或发现这种法则的人的意
见。而在没有这种法则可循时，那么在特种业务中经验最丰
富的人其判断也最好，因而也是最好的参议者。
第四，要能够对国家提供有关他国事情的建议，就必须
熟悉来自该国的情报与文献，以及两国之间的一切条约与其
他国家事务的记录。这种事情除开国家代表者认为适宜的人
以外没有人能做。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没有被召请
去提供建议的人，在这些事情上就不可能提出好建议来。
第五，假定参议者的人数能配合需要，那就最好是分别
地听取他们的建议而不要聚在一起听取，其理由如下：第一，
分别听取时所得到的是每一个人的意见，而聚议一堂时则许
多人只是唯唯诺诺地提出意见，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