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事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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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民众自卫团”和“农民自救团”的名义，向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向南京政府提出，南京政府应“发表命令撤销北平委员会分会，并且，希望派遣负有全权和日本方面谈判的高级官员”，要求形成华北政权的“特殊形式”。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１１月２６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北平军分会撤销，其职务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处理；（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殷汝耕免职拿办；（五）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六）电令宋主任、商主席（即商震，时为河北省主席）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但是，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长官，是与宋哲元控制华北的意图相背离的，同时为迫使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直接谈判，使自己免去承担“自治”的历史责任，宋哲元乃辞不就职。２７日、２９日，他两次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冀察绥靖主任之职，并请何应钦尽速来平。由于日寇要宋哲元宣布“自治”，“催促甚紧，三十日为预定之第二次限期”，宋哲元等甚为焦虑。２９日晚，宋哲元与萧振瀛、秦德纯会商，决定再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宋哲元致电蒋介石，称“忧患所乘，情势危迫。屡经电陈……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遏制，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哲元德薄鲜能，抚驭无方，综衡情势，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综外患不计，亦内忧堪虞。哲元职司斯土，见闻较详，心谓所危，不敢不告”。１２月１日，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天津市商会等亦致电南京政府，申诉危局。程克电称：“默察天津附近，危状四伏，一触即发。克……苦无抚驭之策。窃观大势所趋，恐非俯顺舆情无以挽狂澜于既倒。”秦德纯电称：“国家多事，北方尤急，困厄情形，屡经电陈。自战区突变……民心动摇，自治自决，议论纷起，空言苦撑，难挽危局……切盼中央早定大计，因势利导，以奠北方。”在上述几个“不胜惶悚待命之至”的电促下，南京政府除令何应钦立即北上，对华北问题“相机处理”外，并派闽省主席陈仪、赣省主席熊式辉北上“辅佐何氏一切”。陈仪北上后，专程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和土肥原、高桥等协商，乞商解决华北问题的意见。３日下午，何应钦抵达北平。当晚，宋哲元在与秦德纯、萧振瀛将华北情势向何应钦详细报告后，表示：“（一）不屈从他人，（二）绝对听命中央，（三）对外无丝毫秘密协定。”随后，宋哲元赴北平西山休息，拒不出面。何应钦无奈，乃派熊式辉、陈仪与萧振瀛、秦德纯继续会商。萧提出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宋哲元为委员长，管辖范围仍按原建制（华北五省三市）等“自治”方案，如不被采纳，就全部辞职。何应钦对此方案既不敢表示同意，又无法拒绝。６日，萧去天津会见日军将领多田骏和酒井隆，“晤谈甚融洽”。７日晨，萧向何应钦报告去天津经过后，何即邀秦德纯、陈仪、熊式辉商谈，决定在保持中央体面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于地方环境的政治组织的建议，电请中央，并由熊式辉于１０日返回南京报告。　　　　
　　　　南京政府为保持自己的“体面”和慑于人民的压力，不敢将华北五省全部公开出卖，乃采取折中方案，缩小范围，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只辖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第三部分：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一二·九运动（1）

　　　　面对军警的大刀、木棍和高压水龙头，他们无所畏惧地前进，喊出了被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的“抗日”口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三、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一群群青年学生迎着凛冽的寒风，走在冬日的长安街上，振臂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成立华北汉奸政府！”“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面对军警的大刀、木棍和高压水龙头，他们无所畏惧地前进，喊出了被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的“抗日”口号；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难，他们群情激愤，发出了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共同心声。他们的行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气概，吹响了全民族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号角；他们的行动，引发了激荡全国的抗日风暴，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地火在紧张地运行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端，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南京政府与之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和华北的大部分主权。接着，日本侵略者加紧策划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指使下，１０月２１日，河北省东部发生了香河事件。香河、昌平、三河等县的汉奸、地痞“暴动”，占领了香河县城，拼凑起“临时维持会”。接着，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１１月２５日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２２县与南京政府脱离，实行“自治”。同日，天津有所谓华北民众自卫团及农民自救团代表等举着要求“自治的旗子”，在街头“游行示威”。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自治”运动一时甚嚣尘上。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于１１月２７日进占丰台及彰仪门火车站和天津总站，阻止一切客货车南下，“整个华北的铁路交通，已在其控制之下”。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下，南京政府继续退让，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此时，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公开抢劫、枪杀中国人民；军事演习频繁不断，城外许多农民田舍遭到破坏。　　　　
　　　　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国民党军政显要争相携眷南逃；故宫珍宝开始装箱转移；北平各大学纷纷准备撤离，华北眼看着就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亡国的悲剧就要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　　　　
　　　　地处剧变中心的北平广大学生更是深深感到日本法西斯肆意侵略的威胁和严重的民族生存的危机，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亡国阴霾笼罩华北，半壁河山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毅然奋起，冲破“爱国有罪”的政治高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在这民族危难十分紧迫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毅然担当起了领导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华北独立的斗争。


第三部分：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一二·九运动（2）

　　　　１９３５年夏天，在遭受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后，活动在北平的中共党员组成新的中共北平市工委，王健（新中国成立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任书记，彭涛（新中国成立后任化工部部长）任宣传部长，朱子贞（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院副院长）任组织部长。谷景生（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军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委书记）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　　　　
　　　　周小舟等人同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为领导学生爱国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共北平市工委一成立，就领导进行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这年６月，《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面对华北、平津国土沦丧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势，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在７月发动了一次向主持华北军政要务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请愿活动。活动以北平的中学生为主，请愿学生聚集到北平军分会所在的中南海的新华门前，挥舞写有抗日要求的小旗，高呼口号，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呼吁民众武装自卫。请愿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并未遭遇弹压，这使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深受鼓舞和启迪，感到今后完全可以更多地通过公开、合法的请愿方式，展开斗争。１９３５年夏秋之际，黄河泛滥，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灾民。中共北方局指示北平地下党参与组织水灾救济活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再次动员青年知识分子行动起来，在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成立赈济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郑重其事地到国民党北平当局备了案，披上合法的保护衣。他们积极开展赈灾活动，并在活动中加进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抵抗侵略的内容。　　　　
　　　　１１月１日，经他们策划，发表了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请愿书《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所谓“民主”、“约法”的虚伪性，要求南京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华北自治运动”甚嚣尘上，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　　　　
　　　　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族危亡的局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针？　　　　
　　　　当时，北平党内产生了意见分歧。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曾从不同途径看到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党的《八一宣言》，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认为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主张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所有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但是王学明、冷楚等人不同意这一主张，他们仍然坚持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口号，认为不是向国民党争抗日的自由，而是整个地打倒国民党。双方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王学明还采取组织手段，说彭涛和谷景生、周小舟是“右倾小集团”活动，决定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彭、谷、周等人商量，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河北省委汇报了争论的情况。河北省委认真听取意见后，肯定了他们的正确主张，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河北省委又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来到北平，加强新市委的领导和党内的团结。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1）

　　　　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周恩来在到西安不足２０个小时的时间内，与张、杨分别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　　　　
　　　　四、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拂晓，陕西临潼华清池内，枪声大作。１００多名东北军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华清池内院。二三十名内院侍卫寡不敌众，伤的伤，死的死，且战且退。这时，蒋介石身穿内衣，在一名侍卫的扶持下，跌跌撞撞地向着骊山逃去。在发觉四面被围、无处可逃后，惊恐之中只好藏在一块大石头的夹缝中。未几，侍卫被捕。　　　　
　　　　在东北军的搜捕和叫喊声中，蒋介石只好束手就缚，当了俘虏。　　　　
　　　　这就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捉的真实一幕。　　　　
　　　　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建立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带动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和强烈的要求，也成为检验一个政党、集团、个人的试金石。在风云激荡之中，中国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２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中共政治主张，表示愿意同正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止作战，共同抗日。５月５日，在结束东征的回师通电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光明磊落的行为，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成为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主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使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日益孤立，进而促进了国民党营垒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在陕北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张学良、杨虎城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为蒋介石所驱使“围剿”红军。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2）

　　　　１９３５年９月，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从此开始，东北军以１０万之众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使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１９３０年后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一度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３年）。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在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过程中，也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１９３５年１月，他奉蒋介石之命，阻击红军北上。在短短半年之内，所属部队三个旅被击溃，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他本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　　　　
　　　　蒋介石对待嫡系以外的杂牌军队总是伺机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