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事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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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他本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
蒋介石对待嫡系以外的杂牌军队总是伺机打击吞并。
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在陕甘“剿共”中打头阵，就包含着这种险恶用心。在张、杨部队遭到红军沉重打击后，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番号被撤销，军饷减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备受申斥。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张学良原本就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现又蒙受不抵抗之耻。他曾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信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教，带着东北军“围剿”红军，结果损兵折将。在国事日非、民众抗日怒潮遍起的情况下，在红军的严厉打击下，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召唤下，张学良认识到，如再继续攻打红军，实力势必消耗殆尽，更谈不上抗日，乃至打回东北去。
杨虎城出身贫寒，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具有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曾同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尤其是进攻红军受到严重挫折后，他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从保存自己的实力考虑，还是从抵御外侮着想，都不能再跟着蒋介石打内战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从个人的坎坷经历中认识到，红军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他们的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要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从１９３６年１月起，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两次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３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４月９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定。张学良还提出要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建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是跟周恩来见了面，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可以说我俩一见如故。”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3）
肤施会谈，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化干戈为玉帛，为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肤施会谈后，中共中央为继续推动张学良走向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中说：“肤施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同时还恳切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１０月５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这一主张转告蒋介石。这使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更加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也进行了积极的统战工作。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是通过三方面进行的：一是中共北方局委派南汉宸负责，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第十七路军；二是陕北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如汪锋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与杨会谈合作抗日；三是１９３６年４月，中共中央调当时在德国的、与杨虎城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商定：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也在第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建立起来。
与上层统战工作相配合，中共中央和红军官兵还在陕北前线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两军的官兵，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自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身受国破家亡之苦，早就厌倦内战，盼望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红军通过战地喊话、教育释放俘虏等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到１９３６年下半年，事实上双方已停止了战争，士兵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是分别进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促进两军的团结，帮助消除彼此间的疑虑隔阂，揭露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的政治方向下，两军关系逐渐改善，从原先存有疑虑、互相警戒演进到和平相处、相互信任。最后，张学良、杨虎城坦诚相见，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准备抗日的做法。为了培养抗日力量，他们在西安城南王曲联合举办军官训练团。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杨虎城也把第十七路军原来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安群众抗日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这样，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当时许多人把这大好局面称为“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不仅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和具有伟大号召力，而且必然要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２ 张学良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
随着张学良思想的变化，也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误国误民的政策及其对东北军的不公正态度，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用张学良的话说：“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
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但是，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危机严重，不顾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不顾民族大义，坚持其维护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策，坚持要消灭共产党，坚持要打内战。如此尖锐对立的政见，使他们的关系每况愈下。
在西安事变之前，双方就发生了一些冲突。
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蒋介石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调来大批宪兵，加强特务的力量。
国民党党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像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担任参谋长的晏道刚和政训处长的曾扩情等都是特务，是蒋介石用以监视张、杨的。对此，张学良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不但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他们的特务窥测之中。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4）
国民党特务猖獗的活动引发了“《活路》事件”。东北军进入陕西之后，张学良的亲信、张学良邀请入陕的著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等编辑出版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活路》（刊物名称的含义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秘密流传。该刊物是在张、杨的默许和支持下出版的，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印刷厂印刷。国民党特务从十七路军印刷厂工人那里得到《活路》后，误认为是杨虎城的幕宾郭增凯所为，立即上报南京。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０日，蒋介石复电：“着即将郭增凯逮捕送南京。”于是郭增凯被捕。同时，特务拿着《活路》去找杨虎城和张学良，给他俩形成很大的政治压力。不久，特务侦知是高崇民所编，对高崇民发出通缉令。无奈之下，张学良密令王以哲、刘多荃把高送往天津躲避。此事虽然这样结束了，但蒋介石运用特务监视的做法和特务分子活动的猖獗，却引起了张、杨的不满。后来张学良称：“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ＣＣ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不久，又发生了“艳晚事件”。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受张学良邀请来到西安任张学良秘书的宋黎（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押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途中，宋黎大声喊叫，被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截获。但当时在宋黎处的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和东北中学学生曹富琨（曹裕民）被特务抓去了。张学良听到宋黎被捕的消息后，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派人把宋黎接回，一面派人去取宋黎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但取材料的人又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押去省党部。张学良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人士的行为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于是命令他的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了被捕人员，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事后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自请处分。蒋介石当时忙于应付两广事变，只好隐忍不发，另寻报复。
虽然冲突的事件就这样过去了，但它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匆忙于１０月２０日飞抵西安，企图解决西北“剿共”不力的问题。
蒋介石立逼张学良、杨虎城就范，追随他继续“剿共”。但是，张、杨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此，蒋介石大发雷霆，除对张、杨严加“训斥”外，２７日还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极力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主张。他声色俱厉地训示“要讨伐共产党”，扬言“对那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借以对张、杨及其部下施加压力。但是，事与愿违，不但张、杨没有被其逼服，而且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军官团的大多数人对蒋介石这番凶相毕露的“训话”极端反感。
蒋介石一面威逼张、杨及其部属，一面加紧在军事上进行反共内战布置。他调兵遣将，将解决两广事变的数十万大军北调至以郑州为中心的一线；下令扩大西安、兰州的机场和地面设施；调集嫡系部队蒋鼎文、樊仲甫等所属２０个师到西北，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６０多个师计２６０个团；又把２０余名高级军政大员召聚西安待命，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蒋介石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也是准备密谋解决张学良、杨虎城问题。
同时，蒋介石在全国进行了反共部署。１１月１７日，他亲飞太原安抚阎锡山，１９日又飞济南会晤韩复榘，并令韩向宋哲元转达他的“剿匪”方针。在南京，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有田也频频商谈。
１１月２３日，蒋介石下令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７人。这就是“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事件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
蒋介石经过这一番对内、对外，前方、后方部署之后，踌躇满志，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
但是，蒋介石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倒行逆施极大地刺激了张、杨，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１２月３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却严厉地训斥张学良，说他绝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二次来到西安，立即向张、杨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逼迫张、杨择一而行。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和红军早已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绝对不能再去进攻红军；调离西北，也早晚要被蒋介石吞并消灭。
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他们秘密研究的对策是：
第一步“哭谏”——尽力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哭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5）
１２月７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做了一次“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危机的严重形势，要求蒋介石改变他的内战政策。蒋介石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杨虎城又去委婉劝说，也为蒋介石所拒绝。
１２月９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万余学生和群众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学生群情激昂，自西安步行前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游行学生行至十里铺，
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
张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恳切地对学生说：
“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