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连-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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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类似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我还从没同任何别人说过这些。我们的共同经历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远忠诚于你的战士。”
塔尔伯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山里人。温特斯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圣迭哥就把胡子刮了，头发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着一身破旧的打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聚会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还带他到一个商店里买了新衣服。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乎E连的所有弟兄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我们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视力或听力受到了损害，但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塔尔伯特却每天都在与他心中的恶魔作战。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宝贵的代价，除了放弃生命，他已经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温特斯给塔尔伯特最终的赞誉是：“如果只准我选择一个弟兄来和我一起执行战斗任务，我会选择塔尔伯特。”
赫伯特·索贝尔上尉肉体上没有受什么伤，但精神上的创伤却很深。他也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后来又离了婚，儿子们跟了母亲。他在芝加哥为一家电公司当会计。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伦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请索贝尔吃了顿午餐。他发现索贝尔对E连和自己的生活都颇有抱怨。20年后，瓜奈若曾努力找过索贝尔，最后找到了索贝尔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诉瓜奈若，索贝尔的精神状态很差，他把怒气发泄到E连的弟兄们身上。但不管怎样，瓜奈若还是替索贝尔付了101师战友会的会费，希望索贝尔能参加这个组织的聚会，但他始终没有出现。不久以后，索贝尔上尉企图自杀，但他笨手笨脚地没有成功。最终他死于1988年9月。他的葬礼十分凄凉，前妻和儿子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E连的弟兄出席。
斯金尼·西斯克在摆脱有关战争的记忆之前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1991年7月，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写道：“我的战后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摆脱那些记忆：我曾在荷兰拦截一卡车德国人，我曾追进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段杀死那个死硬的纳粹分子。老莫·阿利断言说我干过的这些事总有一天会让我睡不着觉的，事实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以前的事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只好开始喝酒了。哈！哈！
“后来有一天，我妹妹4岁的女儿来到我的卧室（家里的其他人都无法忍受我这个要么呼呼大睡要么烂醉如泥的人），她告诉我，耶稣爱我，她也爱我，如果我忏悔的话，上帝会宽恕我总是想把那些人再杀一次的念头。
“这小女孩的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间，让她去找她妈妈。然后我就在我母亲的那张旧羽毛褥垫床上开始忏悔，上帝宽恕了我参加了战争和那些年我曾做过的其他所有坏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为牧师，请相信我，迪克，从那以后我只责骂过一个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干的。我现在有4个孩子，9个孙子和2个重孙。
“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会中见到你们大家。如若不然，我将会与你在最后一跳中会面。我知道你是绝不会在舱门口腿软的。”
E连对国防事业的贡献并没有随着它的解散而结束。若干弟兄留在了陆军。原先连里的军官马西森中尉曾经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团里任职，后来成为中将并担任101师的师长。鲍勃·布鲁尔当了上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埃德·沙姆斯在预备役部队里任上校。
克拉伦斯·莱尔留在了伞兵部队里发展。他在朝鲜战场上参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国第29伞兵团担任顾问。第29团驻守在越南奠边府。莱尔是在驻军投降的前两星期离开奠边府的。他是少数几个完成4次战斗空降任务的人，当然他也是惟一一个参加过突出部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两次军事行动的人。
罗伯特·伯尔·史密斯也留在了伞兵部队。在伞兵部队里，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终成了一名中校。他在旧金山指挥特种部队一支后备队。1979年12月，他写信给温特斯说：“最后，我在后备队的任职让我走上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新的职业生涯，随之而来的是8年在老挝作为一支大型非正规军的平民顾问的生活。1974年我还经常跳伞，后来我对跳伞的兴趣消失了，我又转而开始玩滑翔机，从那以后，这就成了我释放激情的一种方式……目前，我被委任为三角洲部队司令官的特别助理，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队。我专门负责（一定会令你吃惊！）：空降行动，轻武器和小分队行动。
“我的办公室在巴克那尔街，只要穿过当年我们准备出发去英国的那条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后一次看到时一样，而且仍在正常使用着……
“迪克，告诉你一些‘现代军队’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我现在任职的部队是被誉为美国陆军中最好的部队——三角洲部队，我相信它的确是最好的。然而，如果从战友的角度看的话，无论何时，我都会选择战争年代咱们的E连！那3年我们所拥有的某些东西是无可比拟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执行解救人质任务，但当中央情报局得知这一计划后，阻止他去执行该任务，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机密。“所以，我失掉了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冒险机会，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大约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和三角洲部队一起生活、工作和训练；迪克，老实说，我讨厌被甩在后面。”
这使史密斯的话题转到了领导问题。他在信中这样评价温特斯：“你享有（有的人会说你赢得了）120名战士的一致尊敬和钦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战士，他们甚至可以跟着你去死。我几乎是一成年就当了兵，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的优秀战士只有几个，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战期间认识的，但是E连中却有两个——你和比尔·瓜奈若。我们其余这些人还过得去……大体上还算好士兵，少数几个比一般人要强一些，但是，‘重压之下出好汉’，这一点，我和大多数弟兄都一样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汉。”
1980年，在一次悬挂式滑翔机试飞过程中，史密斯摔了下来，受了重伤。在对他实施肺部手术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从洪水区中拉出来的里德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在一起玩了一种有关名字的游戏——一个人报出一个托科阿时的老兵的名字，另一个人用几句简短的语言对这个弟兄进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动部的远东司里工作，有时候在华盛顿上班，但经常在海外。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他不愿多说，只是说“在世界的那个地区有两个威胁极大的国家，一个是他妈的中国，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苏联。这些都与我的工作中心有关。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1945年夏天，斯皮尔斯上尉回到英国后发现与他结婚的那个英国“寡妇”给他生了儿子，但她当初根本就不是寡妇。她的丈夫从一个战俘营里回来了。她选择了原先的丈夫，抛弃了斯皮尔斯。这对夫妇还拿走了斯皮尔斯从欧洲大陆用船运回来的所有战利品。斯皮尔斯决定留在陆军。他在朝鲜战争中空降了一次，并在那场战争中指挥一个步兵连。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学习俄语，然后被派往东德的波茨坦，担任同苏联军队的联络官。1958年，他当上了柏林施潘道监狱的监狱长，鲁道夫·赫斯就被终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1962年，他作为老挝皇家军队美国顾问团的一员去了老挝。
现在，E连的老弟兄们打电话给他时，往往这样开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们曾在战争中共事。”斯皮尔斯往往会问，“哪一场战争？”他的儿子罗伯特出生在二战中的英格兰，现在是皇家步兵军团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绿夹克”（陆军特种部队）。他是斯皮尔斯的“骄傲和幸福”。
戴维·韦伯斯特无法理解怎么竟有人愿意留在陆军。他想当个作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写作和发表文章期间，他通过打各种零工过活，这段时间里，他还写了一本记述自己战争经历的书。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但他无法为他的书找到出版商。他当了记者，开始时在洛杉矶的《每日新闻》工作，后来为《华尔街日报》效力。1951年，他与一位艺术家巴巴拉·斯托塞尔结婚，巴巴拉的哥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波兰、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
韦伯斯特一直对鲨鱼很着迷。巴巴拉写道：“对他来说，鲨鱼成了大海中一切神秘和狂暴之物的象征。他开始为写一本关于鲨鱼的书收集资料。他的研究持续了好几年。他身临其境地观察鲨鱼，在水下或在鲨鱼之间游泳，他还抓住了不少。他有一艘11英尺长的小舢板，他叫它图斯塔拉，意即‘说书人’，他就是从这条小船上用无竿钓丝抓鲨鱼的。”书完稿后，虽然前后努力多达29次，他却始终没有让一个出版商相信有人会读有关鲨鱼的书。
1961年9月9日，韦伯斯特带着作鱼饵用的枪乌贼、一根粗钓丝和捕鲨鱼的钩子从圣莫尼卡扬帆起航了。他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的搜索发现图斯塔拉被冲到了离岸5英里的地方。舵柄和一只桨不见了。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巴巴拉出版了韦伯斯特的关于鲨鱼的书（《传说与食人鱼》，诺顿出版公司，1963年），这本书还有英国版，在澳大利亚还出版了平装版。1975年《大白鲨》上映时，戴尔公司发行了这本书的平装版，结果很畅销。
E连弟兄中，有3位士官发了大财。约翰·马丁靠着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的退伍费进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然后又重操旧业，回到了铁路部门。他当上了铁路督察员，有了辆小轿车，有秘书，津贴费也在增加。作为副业，他还投资盖房子赚钱。1961年，他放弃了所有这一切，不顾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几个孩子的强烈反对，搬到了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开始投资房地产。当时，他的全部资本仅有8，000美元，大家都说他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是，第一年底，他交的税款就超过了他在铁路上赚到的所有的钱。很快他就开始建公寓大楼和私人疗养院。他把生意扩展到了得克萨斯和蒙大拿。1970年，他在蒙大拿西部的山区买了一座养牛的牧场。现在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仍然喜欢冒险，只不过已经不再跳伞。有人愿出高价购买他的产业，可他顶住了诱惑；如今，约翰·马丁是马丁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是副董事长和财务主管。他俩同时还兼任经理，是公司股份的惟一持有者。
唐·穆尼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退伍费进了格林内尔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广告界。穆尼在公司里平步青云，到1973年已是纽约一家大广告公司凯赤姆、麦克莱德和格罗夫公司的董事长。4年后，51岁的他退休了，在佛罗里达盖了一处家宅，在那里定居，生活相当豪华安逸。
卡伍德·利普顿在马绍尔学院（现为大学）主修工程技术，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乔·安妮给他生了3个儿子。利普顿为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工作。他在公司里的职位稳步上升，1971年，他搬到伦敦，担任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8家玻璃厂的生产主任。1974年，他到了瑞士的日内瓦，管理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业务。1975年，乔·安妮死于心脏病。第二年，利普顿娶了玛丽·霍普·莫霍尼，她的前夫曾是利普顿的好朋友，玛丽也是乔·安妮的好友。应联合玻璃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要求，利普顿写了一本名为《领导者》的小册子，这一方面对他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利普顿于1983年退休。他写道：“现在我在北卡罗来纳的南派恩斯安享我的退休生活，这是我在麦凯尔营地训练时下决心一定要过上的日子。我的爱好是周游世界、打高尔夫、制造模型、做木工和读书。”
刘易斯·尼克松一直都很富有。他从父亲手中接管了经营范围极广的家庭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包括制造业，还包括农业。他一边进行经营管理，一边周游世界。如今他的主要爱好是读书。
“莽汉”康普顿中尉从事的是公共服务业，因此他的名声比财富更加引人注目。从1947年到1951年间，他在洛杉矶警察局做侦探，以后的20年担任地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最后当上了地区首席副检察官。1968年，他主持了对西尔汗的调查，并担任该案的公诉人。1970年，罗纳德·里根任命他到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担任陪审法官。他和他的妻子唐娜有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他在弟兄们中一直享有声誉，因为他始终是E连最优秀的运动员，据说他是个打高尔夫球的高手。
迈克·兰尼中士在北达科他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他在记者、报纸编辑和公共关系顾问等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亚有5个女儿和7个外孙。1980年，他开始出版他命名的《E连通讯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节选：
1982年3月号：“宾夕法尼亚小组在迪克·温特斯家中集会，为哈里·韦尔什举办了一次聚会，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事先并没有通知他。芬斯特梅克尔、施特罗、瓜奈若和古思等人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1980年号：“这年夏天在纳什维尔的聚会是E连有史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部分出席者名单：原军官中到场的有迪克·温特斯、哈里·韦尔什、‘麋鹿’·海利格和“莽汉”康普顿；其他有‘查克’·格兰特、保罗·罗杰斯、沃尔特·斯科特、戈登；蒂波、瓜奈若、雷德、赫夫龙、兰尼、约翰·马丁、乔治·鲁兹、珀康特、吉姆·阿利，当然还有‘嘎嗓子’史密斯。”
1983年号载：“唐·穆尼从广告界中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他和戈登、卡伍德·利普顿在新奥尔良聚会了一次。”
除两位外，这些弟兄们都没有业务或工作上的来往。没有哪两个人住在同一个镇，几乎没有人住在同一个州（除了宾夕法尼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81年1月，穆尼写信给温特斯感谢他的圣诞礼物，并向他提供了一些弟兄们的最新消息：“塔尔伯特最终被找到了，这真是个大好消息。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在互相臭骂了几句后，我们交谈起来。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很照顾我。元旦那天早上我这边刚6点钟，他就打来电话祝我新年快乐。他喝醉了，但讲话还算有条理。就像我们猜想的那样，他承认他遇到了酗酒的问题，他正在戒酒，但特殊场合除外。新年的前夜想必就是这些‘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