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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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遇合有缘，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载于台北《中外杂志》五十九卷第一期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先谈谈「转型」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毋需解释，也解释不尽。——「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有的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既然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Westernization）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西式的）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呢？——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东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不通，在汉以后，就不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与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两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衔，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传。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始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责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数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教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 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 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Age）。吃这行饭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 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时访「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台湾今日如少此一馆，则今日台湾又成什么个岛呢？——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
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
但是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呢？
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强调，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法和目的，是引进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吗？适之先生是位启蒙大师和思想家，他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了。上述袁蒋二公就是他们那一行里的始作俑者的实行家、带头人。长话短说，我们也不妨试加归纳如后：
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大小不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bureaucracy（衙门），转变成西方的servicy agency（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国立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
【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为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图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L。 C。 system）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他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冶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术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需自己去「发明」呢？
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
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动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在这种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精英，参预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