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英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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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300年时间里，创
造出了种种伟大的发明。
这些发明的数量，比过去5000年中发明数量的总和还要多。
写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灵感和天才仿佛用光了，他陷入了某种神经崩溃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他曾经向著
名的哲学家约翰·洛克（《政府论二篇》的作者）写信抗议，谴责这位学者企图使他卷入绯闻，然后再写信道歉。
光荣革命后，牛顿被选为议会议员，不过他从不发言。1696年，牛顿担任了皇家造币厂厂长和督办，铸造出了许多优质钱币。牛顿自觉不
会再在科学上有所作为，于是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晚年的牛顿醉心于炼金术和神学。尽管牛顿不再致力于科学研究，但是由于声望日
隆，1703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主席，直到离开人世。
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
出殡的那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柩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声中，王公贵
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
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之深深震动，他感慨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
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整个社会在向一个科学家表达着由衷的敬意，这是一个国家对于一个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
恩格斯曾经说过，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么，对于工业革命时代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评价：那是一个需要
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附录：英格兰银行】
不列颠的崛起是与一系列战争分不开的，在十七世纪，连年的战争给英国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694年，为了解决战争资金的问
题，财政大臣蒙泰古建议成立贷款组织，凡是给政府贷款120万英镑的人就有权联合成立一个特许公司，享有发行纸币的垄断权。他的建议获得
了议会通过，根据他的建议，议会还通过了1694年英格兰银行法。结果，10天之后所有股本被伦敦的富商们认购一空，这导致了英格兰银行的
成立。
“国家是一条船，地主是船主，商人只是乘客”。尽管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仍然在进行这样的描述，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商人们确实已
经搭上国家的航船向前进了。
英格兰银行很快让贵族们认识到了现代金融的巨大魔力。
除了提供战争信贷之外，英格兰银行成为一个吸引零散资金的吸金器，由于英格兰银行稳定可靠，信贷业务飞快拓展。股票交易也在1695
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得到特许状后，即成为合法的商务。18世纪的英国已经采用金本位制，近现代货币制度也首先在英国初具规模。
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银行特许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分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发行部负责以1400万镑的证券及营业上不必要的金属贮
藏的总和发行等额的银行券；其他已取得发行权的银行的发行定额也规定下来。此后，英格兰银行逐渐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到1928年，
英格兰银行已经成为英国唯一的发行银行。这样，英格兰银行最终确立了“银行的银行”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央银行理论和业务的样板及基础
。1946年之后，英格兰银行被收归国有，仍为中央银行，其主要任务是按政府要求决定国家金融政策。
英国人完善了荷兰人首创的银行，金融财政也成为商业活动有力的推动者。因为，银行家们最关心的就是：谁是真正的生产者？英镑要借
给能再带来英镑的人。
在重商主义理念的引导下，英国人认为：商品是交换的基础，获得贵金属的方式就是少买多卖，因此要大力发展国内生产，产品越多，可
卖的东西就越多。英国人把殖民地看作是原料的供应地与产品的推销地，不再仅仅是掠夺的对象。殖民地逐渐成了英国商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
这样，英国人关注的重心转向了生产，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思想准备。这也使英国能超越葡、西、荷，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这样形容这个时期的英国：“这是一个对财富和商业着了魔的民族，包括集体和个人都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然而，这个“小店主”用制造业和航海雇佣了整个世界，将资本、生产、销
售和市场联成商品经济的巨手，当光荣革命打开了民主和自由的大门之后，这只巨手只是轻轻一送，就把英国推进了一个新天新地。
英格兰银行被称为“中央银行之母”，是各国中央银行体制的鼻祖。
（图片：英镑。说明：根据1694年英格兰银行法，英格兰银行成立时发行的票据，这是英镑的前身，采取了三项防伪措施：不列颠女神像、水印纸和带￡标志的面值区。）
维多利亚时代（1）
光荣与梦想：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年轻的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登上英国女王的宝座，直到1901年去世，在位凡60余年。她开创了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维多利
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是日不落帝国的巅峰，也是帝国辉煌的结束。幸运的维多利亚见证了帝国最后的辉煌，但却没有亲眼看到辉煌的结束。
维多利亚女王的逝世，标志着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时代走进了历史。
不过凭心而论，大英帝国的兴衰与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多大关系。虽然维多利亚以她的无所作为，出色地完成了女王的职责，同时又拥有一
个平凡女人所拥有的幸福。
亚当斯密和《国富论》
18世纪是英国工业革命凯歌高奏、狂飙突进的时代，当瓦特和博尔顿在伯明翰对蒸汽发动机进行最后完善的时候，在伦敦，一个50岁的学
者正在对自己的文稿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订，这份文稿可以看作是一台特殊的发动机，一台思想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文稿出版时的名字叫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里，斯密对当时主导英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质疑。
1621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曼发表了著名的《论英国在印度的贸易》，发展完善了重商主义理论。虽然重商主义理论形成的时间并不
算早，但是重商主义的时间却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
重商主义理论是15…17世纪欧洲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金银。
英国对外殖民扩张和建立帝国的指导思想就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货币尽多
地流入国内和尽少地流向国外。工业革命前，英国长期奉行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就是重商主义。
克伦威尔先生制订的《航海条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重商主义使英国在与它的欧洲竞争者的竞争中逐渐壮大起来，国内的工商业在政府的保护下迅速地成长起来，英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
但是，犹如小鸡完成孵化之后要破壳而出一样，强大之后的英国经济也产生了离开了国家保护的襁褓的强烈冲动。对它们而言，国家的保
护更多的是束缚，而不是扶助。
重商主义理论逐渐成为众矢之的。
亚当·斯密成了射向这个靶子的第一支箭。
在我们对斯密先生的生平作一番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先生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沏茶的时候可能会
不留神把黄油面包放进茶壶里，然后再抱怨饮料的味道太差。
斯密先生一生都处于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年代，他担任过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使他一举成名的并不是《国富论》，而是他的另一
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后来的《国富论》只不过是他为了打发时间而作。但是《国富论》却使他成为经济学之父，从而创立了以自由放任为
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派。
这位经济学之父一生钟爱读书； 他曾经说过： “除书以外； 别无所爱。” 他几乎从来没有过很浪漫的情感，这也许是因为他一辈子只爱读
书。斯密先生能够持久地对一个问题进行思考，直到得出了满意的答案为止。他喜欢结交朋友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认
为：“与朋友交往，是平静和愉快情绪的最好的保鲜剂，对于自我满足和享受生活是非常必要的。”
1764年，斯密离开在格拉斯哥大学前往图卢兹，他把在格拉斯哥大学度过的13年看作是他一生中“收获最大、因而也是过得最愉快、最体
面的一段时期”。在图卢兹，斯密先生开始“写一本书以打发时间”，这就是《国富论》。
12年后，《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问世了。在这本书中，斯密创立了古典经济体系，这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到1786
年，斯密几经修改和增补，出版了《国富论》的第四版。不仅《国富论》再版了四次，《道德情操论》也再版了7次。斯密曾经这样评价自己：
“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够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
在《国富论》中，斯密表述了一种在当时看来具有革命性的思想，那就是：竞争而不是垄断，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因为一切商业利益
的原则都是尽可能的贱买贵卖，但是最有可能的贱买，是在所有国家有最完全的自由将货物送来的时候，同样，最有可能的贵卖，是在市场上
买主最多的时候。
因此，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的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只
有让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的起作用，才能使这个国家走上富强的坦途。
为了解释“竞争”如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亚当·斯密提出了今天众所周知的一个理念：“看不见的手”。
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任其盲目地、不加约束地发展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将陷入无休止的
相互攻击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发明了“竞争”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使一个人自我改善的动力和另一个人自我改善的动力相抗
衡。
斯密论证说，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虽然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
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斯密在《国富论》中作了如下经典的表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
而是出自他们利己心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利的话。
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理论无疑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如果说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的话，那么，亚当·斯密就是挥动着这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崭新的经济
秩序。而且，斯密在《国富论》里阐述的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以及有效需求理论，对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
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
这只“看不见的手”后来被瓦特和博尔顿所代表的新兴阶层推崇到了神圣的地位，他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当他
们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
亚当·斯密的理论理所当然地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活动，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几乎都遵循着亚当·斯密设计的游戏规则进行。这种情况一直
持续到1929年，接替亚当·斯密这个位子的则是另一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在《国富论》出版12年后，有一次，斯密先生接受英国首相的宴请赴宴，当斯密到达时，全体在座者起立向这位经济学大使表示敬意，等
到斯密落座后方才坐下。首相说：他们全都是斯密的学生。
1815年，英国人艰难地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这时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亚当·斯密的思想对英国的贡献。1815年，英国惠灵顿公
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在这一轮英法较量中，拿破仑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法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强力推行国家垄断和贸易保护的经济政策，即“大陆封锁”政策
。作为报复，英国立即宣布从海上封锁法国及其盟国。
但是，这场贸易战给法国和欧洲大陆带来的损失比给英国带来的损失更大。在这场较量中，英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外市场，更能
承受得起封锁带来的损失。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法国和欧洲盟国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这是国家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而非军事和政治的角力。法国的失败，实属意料之中。
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许是最好的注脚：当拿破仑的军队与英军作战时，身上穿的军服，都是来自英帝国——这个被拿破仑嘲笑为“小店主”
国家——的棉纺织品。
利用自身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即
取消他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他国取消英货入口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制造”从此在更大的世界市场里长驱直入
。1849年，贸易垄断的标志、实施了近两个世纪的《航海条例》被废除了。
克伦威尔时期的《航海条例》是在英国在打败荷兰后制定的，它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
只。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作为海上大国的英国开放了它的航运市场，这标志着自由贸易原则被彻底认可。1852年，议会发表一项原
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
这样，英国人用经济自由主义取代了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这显然是一种顺乎历史发展需求的举措。但是也要看到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