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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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一带，听候调遣。我便命令汤部五个师迅速开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为倚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我军正面将敌人主力吸入随枣地区后，汤军团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桐柏山冲出，一举截断襄花公路，会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
我判断敌人此来，是以骑兵与机械化部队为主，意在速战速决。且因不知我方在侧面桐柏山上匿有重兵，必然以主力沿公路西进，而坠入我袋形部署之内，自招覆灭无疑。
孰知我部署方妥，前线敌我已有接触，汤恩伯适自重庆返抵前方，到樊城来看我。我便将我所得的情报及计划歼灭敌人的部署，说给他听。未待我解释完毕，恩伯便大发脾气，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我再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危险？……”不待我说完，恩伯便牛性大发，竟不听命令，拂袖而去。在任何战争中，当前线危急之时，部将不听主官约束而擅自行动，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战期中，所谓“嫡系”的“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等，皆习以为常。当时作战区司令长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3）
4月30日，沿襄花公路西犯之敌与我军开始接触，随枣会战之幕遂启。襄花公路沿线俱系平原，敌人因而可以尽量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敌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来的坦克简直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然血肉之躯终究难敌坦克、大炮。以致敌人坦克过处，我军的战壕每被压平，守壕士兵非被辗毙，即被活埋于壕内。坦克过后，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轻重机枪密集扫射，弹如雨下，锐不可当。
但是纵在这种劣势下作战，敌我在随县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大小二十余战，我方正面始终未被突破。此时汤恩伯军团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侧面出击，必可将敌人包围，获致与台儿庄相埒的战果。无奈汤恩伯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故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右侧面的少数部队曾与汤部接触，而汤部竟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
正面我军因无友军自侧面接应，无法与敌长期消耗，遂失随县。5月8日以后，敌人又加强对我军两翼的攻击。南路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对桐柏、大洪两山区内的我军作大包围。我乃严令汤恩伯会同孙连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出击。14日克复新野、唐河，与包围圈内的友军相呼应。我乃令我军于15日起作总反攻。激战三日三夜，至18日，敌卒开始总退却。我军克复枣阳，乘势追击，敌军死守随县。我军因无重武器，无法攻坚，乃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入于休战状态。
综计此次随枣会战，敌军以十万以上的精锐部队，猛烈的机械化配备，三个月以上的调度布置，对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游击基地及襄、樊、南阳发动攻势，志在必得。孰知经三十余日的苦战，卒至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算，狼狈而返。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三
第一次随枣会战，几以汤恩伯的自由行动而偾大事，对汤恩伯的作风及其部队的战斗力量，似有略作评述的必要。
汤恩伯为抗战期间所谓“中央军”中的战将。他事实上并不善战。每次临阵，恩伯的指挥所均无固定地点，他只带少数随从和电话机四处流动。因为每逢作战，敌机总很活跃，他深恐目标为敌机发现而招致危险，所以不愿停留于某一地点。以致他司令部内的人员都不知道总司令在何处。汤的畏葸行动影响指挥效率甚巨。武官怕死，便缺乏了打胜仗的基本条件。
再者，汤恩伯专喜欢打飘忽无常的机动战。看到形势绝对有利时，便迅速来个突击，否则便竭力避战。所以随枣会战时，他对我所布置的大规模歼灭战，便望而生畏。
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随枣战后，汤军五个师仍奉命驻于桐柏山一带，所占村落之多可以想见，以故驻地被搅得（又鸟）犬不宁。当地居民乃央请该地区专员石毓灵来请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肃军纪，以禁汤部扰民。在石专员诉苦之后，我便坦白地对他说，关于整肃军纪的命令，我已不知下过多少道。不过对汤恩伯的军队，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队的纪律，断非几道命令可以改好的。何况汤恩伯是委员长的心腹，纵使我向委员长报告，他也不会追究，徒然引起无谓的摩擦。
后来石专员又告诉我一个他目击的故事：某次汤恩伯要石专员一起去视察防地，当地有一位老举人，年约八十多岁，长髯拂胸，扶了一枝拐杖，求见汤总司令。汤传见后，这老丈便对恩伯说：汤将军，我久仰大名，你在南口英勇杀敌时，全国对你真是敬若神明。但是我们老百姓实在没想到你部队的纪律是如此之坏。我痴生八十余年，熟读古书，逊清时代也还有个功名，从未听说一支部队军纪废弛到如此地步，而还可以杀敌致果的。言谈之间，分明对恩伯以前抗日的英名表示怀疑。这老者年纪既已八十多岁，又是一位举人，汤恩伯奈何他不得，只好说：“请批评！请批评！”这老人便毫无隐讳地将汤军如何占领村落，驱逐人民的事实和盘托出，语调甚为激动，说完也不管汤恩伯的反应如何，便拂袖而去。
汤恩伯听了一番教训之后，颇觉难为情，连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并立刻约石专员一同去各村巡视。所见实情，较诸该老者所言有过之无不及。恩伯便把驻军的三位连长叫来，问他们当地老百姓哪里去了。三位连长回说：“因为防谍，都按照本军惯例，不许老百姓住在村内。”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4）
恩伯闻言大怒，便吩咐将这三位连长绑起来，立刻推出村外，竟把这三个连长枪毙了。这种一怒杀人的干法，简直是发疯。他受了那老举人的气，便杀几个部下来出气。事实上，他全军皆是如此做法，相沿已久，今杀此三人，对军纪并无改进，这就是汤恩伯的作风。
关于汤恩伯这种不遵军令、部队不守纪律的情形，我知道报到中央去，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弄糟。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一贯作风，便是鼓励他部下将帅不和，以便分化控制。汤恩伯、胡宗南等不服从我的命令，是蒋先生所最高兴的。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就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们动辄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战区司令官哪在他们眼里呢？
我如不明此理，据实报上去，蒋先生非但不办汤、胡，反会将我的报告交给他们看，说你看你的长官在告你呢！这样一来，汤、胡等人感知遇之恩，会对委员长更加服从。而我们战区之内，军纪没有整肃好，部将与司令官间的摩擦却随之发生了。
汤、胡等人深知蒋先生的作风，知道别人告他们，委员长也不会听，何况还有黄埔同学互相掩饰呢！因此他们就大胆蒙蔽领袖，国家军政大事也就不堪设想了。
汤恩伯在五战区不服从我，犹有可说，因为我曾经倒过蒋，是蒋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后来被调到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同是委员长的心腹，他们又是浙江同乡，应该相处无间了。谁知在委员长怂恿之下，蒋、汤二人竟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蒋司令长官召集会议，汤恩伯竟不去参加。甚至蒋鼎文打电话来，汤也不接。而出人意外地，汤恩伯却始终对我保持着表面上极度恭顺的态度。我也就想利用这一点点友谊，来替他调处调处，免得闹大了，影响战局。
1942年，汤恩伯在叶县防次办了一所“大学”。开学时，承他邀我前去“训话”。公务既毕，我找了一个机会和他闲谈。我开门见山地问他说：“我听说你和蒋长官的关系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恩伯说：“蒋长官昏聩糊涂，受左右宵小包围，对我歧视。”我说：“恩伯兄，论军界资历，蒋长官是你老前辈；论私谊，他与你又都是委员长的同乡。如你们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谁合作呢？你和蒋长官之间的摩擦，你纵无过，也是不对，何况你还不一定无过呢！在这大敌当前的局面，你们帅将不和是多么危险的事呀！本来，你们第一战区如闹糟了，我第五战区还可乘机表现一番。不过就大局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意见。”最后，我一再强调说：“恩伯兄，我比你痴长十来岁，我这番话实在是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
恩伯听后很为感动，说：“那我就到洛阳去看蒋长官去！”
嗣后不久，我因事与蒋鼎文碰面。我遂问及此事。蒋鼎文说：“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哪瞧得起我们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为的顾全大局。这个位子，我早就不想干了。汤恩伯想当长官，让他去当好了。但是我辞职，委员长又不准……”
接着，他就叙述他辞职不准的道理。鼎文说：“我也有我的长处呀！杂牌部队不怕我，我还可以指挥他们。可是他们怕汤恩伯，汤恩伯如当了长官，他们恐怕都要跑了。所以这一位子，汤恩伯想干也干不了，我辞也辞不了。”
我当然也把汤恩伯在叶县所说的一番话告诉蒋氏，并说汤恩伯有意到洛阳来看他，希望他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铭三兄，”我说，“为着大局，我希望你也能相忍为国！”蒋鼎文也很感激我这一番善意的调解。
从这些小事，很可看出汤恩伯是怎样一个飞扬跋扈、不守法度的人。他在河南时，除办“大学”之外，还圈定民地数千亩，创办什么“伤残将士农场”。将士既已伤残，当然不能务农，他就雇用农民去耕种。此外，他又不恤民时，征用民工，大兴土木，修建其“大学”，建筑材料则就地征集，人民住宅、祠庙，甚至祖茔上的砖石，都被挖掉，弄得民怨四起。恩伯又随时召集当地县长、专员等地方官开会。凡征调民工，或按户摊派钱粮等事，他从不通知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县长去执行。他生性又是个能说会讲，而讲过又不算的莽汉子。不仅他的部下对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最高当局”的纵容，恩伯就益发不知天高地厚了。终至中原鼎沸，一败涂地而后已。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欧战爆发后（1）
第五十六章欧战爆发后之宜、枣及豫南、鄂北诸战役
一
敌人自在随枣地区受创之后，短期内无力再犯，我方亦得一喘息机会，军事委员会乃将五、六两战区作战地境略作调整。
第五战区在当时辖地最广。不特在敌后的大别山地区仍归我直接指挥，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五战区战斗序列之内。但是自武汉失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因素为蒋先生所宠信而身兼数要职。然事实上未能常川坐镇前方，指挥作战。军委会乃将其辖区分割，另成立第九战区，任命薛岳为司令长官。另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改归陈诚指挥。五战区重心既已北移，则襄樊已不是中心所在。1939年秋，我乃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光化县的老河口。
老河口为鄂北襄河东岸的商业市镇，亦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战场。由老河口向北，有公路贯通豫西平原，直达洛阳。另有公路通汉中，北走西安，西去成都皆甚方便。况因该市在襄河东岸，故也兼有水路运输之便。虽云山高水陡，道路崎岖，然抗战八年，军事物质的运输实利赖之，以故就形势说，长官部设于老河口，实较适中。
迁老河口以后，使我最感诧异的，是人民生活极苦，教育水准极低，唯天主教势力却极为雄厚。教堂建筑巍峨，拥有大量的耕地，据说从未纳粮完税，官吏也莫奈伊何。佃农多为天主教徒。狡黠之徒恃有教会包庇为非作歹，而官厅则唯恐引起外交纠纷，只得隐忍不问。以故意大利的神父俨然一方的土皇帝。不过当地基督教会的作风则比较开明。
我迁老河口后的第一项设施，便是在市外约五里地的杨林铺成立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由我担任主任，调本战区校官以上各级军官前来受训。旨在提高战斗精神，检讨作战经验，增进战斗技术，并联络感情，收效极宏。另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约九十里地的草店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校址设于武当山下诸宫殿式建筑的驿站中。相传这些驿站建于明代，那时武当山寺庙香火鼎盛；各方士大夫多来朝山，每年且有朝中大臣奉敕前来进香，这些驿站即于是时奉圣旨所修建。规模宏大，虽经数百年犹未改旧观。加以山林幽静，古柏参天，真是最理想的军校校址。该校除招收知识青年外，并调各军下级干部前来受训，故有学生队与学员队之分。因抗战已过三年，全国军队久经战斗；下级军官伤亡甚巨，亟待补充之故。
第八分校校长名义上为蒋委员长兼任，实际上，设一教育长负其全责。第一期，我呈请中央调桂林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张任民为教育长。第二期，调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中将担任。徐的遗缺则由副参谋长王鸿韶接替。徐、王二人都是我国军界难得的人才，各有所长。然二人在长官部工作，意见时时相左，此亦中外所恒有的人事问题，足使身为主管长官的，有难为左右袒之苦，适祖贻有意担任斯职，我乃特为举荐，以作一事两全的安排。
此时在敌我对峙的休战状态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干部训练班事宜。本战区所辖部队，大半都是中央所认为的“杂牌军”。各军历史不同，习性各异，装备参差，作战能力也不免有强弱之分。对于这些部队的驾驭指挥，必须一视同仁，恩威并用，因势利导，掩其所短而用其所长。例如川军和旧西北军的将领，积习甚深，断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又如在抗战前，川军将领因争夺地盘，各霸一方，视同敌国。今一旦并肩作战，自难期其泯除前嫌，融和无间。对付这些将领，我只有以身作则，并导之以为国家、为人民的大义。人非木石，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之后，行为习俗都能逐渐改善。如王缵绪集团军守大洪山数载，1941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带发生大饥荒，赤地千里，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