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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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围圈。一待任务完成，即向南撤入苏北湖沼地区，然后再相机西撤。因敌军的注意力概集中于徐州陇海路西部，因此，我军能安全向苏北撤退。
5月中旬，我军其他各部乃陆续开始撤退。为避免敌机轰炸，多数部队都昼息夜行。敌军旋即南北会师，唯阵容不无混乱，且因地形不熟，不敢夜间外出堵截，故我军未脱离包围圈的部队也能自敌人的间隙中安全通过。5月17日晚，汤恩伯军团及其机械化部队因西线敌人已重重合围，乃改向南撤。其他掩护部队也奉命逐渐向东南撤退。敌军遂自北面迫近徐州，其野炮且已可射入城内，长官部数次中弹起火，幸皆迅速扑灭。我乃迁长官部到郊外城南陈家大屋暂住，然该地仍在敌炮射程之内。一次，我命一传令兵向附近传达命令，渠刚离开，忽然一颗炮弹落在司令部内爆炸，此传令兵即应声倒地，我连忙前去将他扶起，只见其血肉模糊，臀部已被炸去一大块。当时情况的险恶，可以想见。
到5月18日，各路大军泰半已撤退就绪，我乃决定于18日午夜放弃徐州。是晚11时，我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共约千余人，合乘火车一列南开。本拟于车抵宿县后，折向西方撤退。孰料车行方一百华里左右，忽闻前路有猛烈爆炸声，停车一问，才知系我方工兵炸毁铁路桥梁。因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过，所以将桥梁炸毁。火车既不能前进，全军千余人只得舍车步行。翌晨抵宿县城北十余里处，汤恩伯军团适亦停止在此。据难民报告，宿县已为敌军所得，不能通行。
汤军团长乃和我作简短会议。他问我要否将宿县克复，再继续西进。因汤军团此时尚有数师之众，并有十五生的大炮数门随行，克复宿县，可无问题。不过我认为无此必要，我军今日当务之急，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一小城镇的得失实无关宏旨。
汤恩伯并问我要否和他的部队一起向西突围，因为他的军团实力雄厚，不虞敌人包围，我则认为汤军团是我军的精华，此时脱离战场要紧，我长官部和他同行，恐为该军团之累。所以我命令汤军团长即刻率部西行，我本人则偕长官部一行东向绕过宿县。此地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我们这一千余人的小部队，在本国的土地上，可以四处行动，敌人断难捕捉我们。同时，我更电令第七军自皖派部队到宿县以南三十里附近接应。
自与汤军团在宿县以北分手之后，我即亲率长官部一行千余人向东南前进。沿途皆有敌机跟踪轰炸，然在大平原之上，部队分散前进，敌机杀伤力甚小。越过津浦路以西地区后，某次吾人正在一大村落造饭休息，忽为敌侦察机发现。该机兜了个圈子，即行离去。我知其情不妙，匆匆饭毕，即令全体人马离开该村。我们走了不及二三里地，突有敌轰炸机二十余架比翼飞来。一阵狂炸，将该村落顿时夷为平地，而我辈竟无一人死伤，亦云幸矣。又一次，我们在途中被数架敌轰炸机发现，我们遂作紧急疏散，匍匐于附近麦田中，敌机群在我们上空低飞一转，并未投弹便匆匆飞去了。此时敌机如集中狂炸一阵，则吾辈千余人将无噍类了。又一次在宿县东南，几与敌骑数百人相遇，敌我相去极近，而却“交臂相失”，否则其情况也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自东边绕过南宿州，足足走了一整天，抵达涡河北岸，与第七军来接的部队共一团人相遇。涡河桥梁、渡船皆毁，人、物渡河已感困难，随行汽车数十辆自然更无法携带，乃悉数在河边焚毁。渡过涡河，进入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徐州会战（3）
此次徐州会战，我方参战的不下六十万人，敌军总数也在四十万左右，敌方参谋部显欲将我野战军主力吸引到徐州附近，自四面重重包围，渐次将包围圈缩小，然后一举将我数十万大军悉数歼灭。
敌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于5月19日窜入徐州时，我军连影子也不见了。数十万大军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全部溜出了他们的包围圈。敌人四处搜寻，仅捉到了我方几个落伍的病兵。其中之一是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的勤务兵。敌人自他衣袋中搜出了一张谭军长的名片，便误以为生俘了谭道源，竟据此大事宣传，闹出个大笑话。
在徐州会战的最后阶段，敌军捕捉我主力的计划是何等周密，其来势是何等凶猛，但是鏖战月余，敌方不特没有击溃我军的主力，甚至连我方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这种情形，在双方百万大军的会战史上也可说是个奇迹，彻底毁灭了敌人捕捉我军主力、速战速决的侵略迷梦。
溯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时起，到1938年5月19日我军自动放弃徐州时止，我军与南北两路双管齐下的敌军精锐竟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地发挥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使我大后方有充分时间来部署次一阶段的武汉大会战。到了津浦路保卫战最（禁止）时，我在台儿庄还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把宁沪战后敌军的一团骄气打得烟消火灭，同时也冲淡了我方在南京失守后的悲观气氛。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也延迟了汪兆铭之流的“低调俱乐部”里汉奸们的卖国行动。
四
徐州五个月的保卫战，今日回思虽颇有兵凶战危之感，然在当时环境下，我不但不觉其紧张，且觉生活颇有乐趣，其中数端，也不妨略述于此。
徐州此时是第二期抗战重心的所在，观战的西方各国武官和军事人员，以及国内外慰劳团体的来徐者，川流不息。长住徐州的中外记者、访员、作家也不下百数十人。长官部内终日熙熙攘攘，热闹之至。台儿庄告急之时，敌机更日夜狂炸。我空军既少，防空设备尤差，长官部内仅有一小型防空洞，可容二十人。每逢敌机来袭，洞内总为各种访客和本部少数胆小官员所占用。我身为司令长官，未便和他们去挤作一团，所以每逢敌机临空，我只是走到办公室外，在草地上看敌机投弹，或与二三访客谈战局。有时弹落长官部附近，震耳欲聋，客人每每恐惧至面无人色，而我则能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军民和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定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我个人的镇静和谈笑自若，使本城的紧张与恐慌的气氛大为减低。
台儿庄战前一次委员长来徐视察，他就感觉徐州情形危急，一再问我说：“你看徐州可以守吗？”我说：“请委员长放心，徐州短期内没有问题。如果我能得充足的补充，我可能还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委员长虽未多言，但是在神情上，我可看出他是将信将疑的。
此外我在平时纪念周上也一再强调徐州没有危险，我们说不定要打一小胜仗来转换转换空气。由于我个人的信心坚定，我的部队上下均充满信心，在徐观战人员及人民均甚沉着。作战五阅月，步骤未乱丝毫。凡此均足见兵凶战危之时，主将个人的言行关乎全局甚大。古人用兵所谓“指挥若定”，其重要意义盖亦在此。
《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徐州会战（4）
在此紧张的局面中，和我数次谈论的一位来自美国的不平凡的访客，便是当时美国大使馆的上校武官，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将军。史君能操华语，和我谈话不用通译，人均称其为“中国通”，渠也颇引以为荣。史氏为人极豪爽，谈笑风生，颇有战将的气概。一见其人，便知道他可以做一位叱咤风云、出入枪林弹雨的猛将，而不是一位“借箸为君一筹”的参谋人才。言谈之间，他对我国抗战的前途很是悲观。因当时一般西方人士讥笑中国拿筷子去和日本军队打仗，史迪威身受高度物质文明和唯武器论的教育的熏陶，自更不能例外。我请其一述他对中日两国军队作战的观感。他即坦白表示，他是外交官员身份，不便发表意见。我提到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时，他就申明他站在个人的立场，是相当同情的。我并说，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消耗战，影响所及，希特勒很快就要发动欧洲大战，英法既无力兼顾东亚殖民地的利益，日本必然南进取而代之。日本军阀更可能对美国不宣而战，企图将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驱回到西海岸去。届时，美国必被迫与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并肩作战，最后胜利当属于我们的。我希望他向美国政府建议，乘珠江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口尚未被日军封锁之时，赶快贷款给我国，购买大量作战物资，运入西南大后方，增加中国军队的作战力量，以防制日本南进。中国有句“借刀杀人”的成语，实为美国对付日本最高明的策略。美国如果犹豫不决，则他日必定后悔莫及。不意史迪威听了，大摇其头，严肃地反驳我说，法国已建了马其诺防线，德国有何力量来发动欧战？至于日本，其志在征服中国，所以它自信尚有把握，若言南进，与强大的英美海军为敌，何异痴人说梦？我乃将国际局势的发展，反复申述，说，历史上的战争多是偶然爆发的，并不能以常理去判断。中日之战实由国联的姑息政策所引起，而后乃有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与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的举动。如今侵略集团正得寸进尺，不幸英国张伯伦仍存姑息，法国则恃有马其诺防线，犹自醉生梦死。英法显然毫无备战的意向，而德国则利用其优越的工业基础，如火如荼地扩张军备。你轻视德国无力发动欧战，难道英法同床异梦，各行其是，反有力量抵抗希特勒的扩张主义？美国虽拥有雄厚的实力，然因地处西半球，且素抱门罗主义，对于国际纠纷，每不愿介入，凡此荦荦大端，皆为养痈遗患。根据此种逻辑来展望国际间的变化，则欧战的爆发与日本的南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至此，史君亦无置辩的余地。我乃对中日战局作扼要的分析说，日本虽强，中国虽弱，但中国拥有广土众民的优越条件。敌人志在速战速决，而中国则志在困敌于泥沼之中，至其崩溃而后已。美国朝野睿智之士须知今日表面上虽为中日的战争，而实质上实为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阵线的战争，中国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所以美国提早贷款援华，确是为美国将来在远东战场上减少子弟牺牲的不二法门。
史君倾听良久，才慨然说，假使他是罗斯福总统或国会议员，一定同意我的主张，只可惜人微言轻，莫可奈何云。
后来不久，欧战果然爆发了。我因公到重庆，史迪威请我吃饭，一见面，他就跷起大拇指说：“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原来他还记得我在徐州的一番谈话。这也是台儿庄会战时一段有趣而难忘的小插曲。
另有一事值得顺便一提的，便是二十一集团军师长杨俊昌失宿县受军法审判一事。
当长官部最后自徐州撤退时，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曾严令师长杨俊昌死守宿县，俟长官部退过宿县，始可放弃。无奈敌军企图断我后路，以优势兵力猛攻宿县。我守军至势穷力竭时，杨师长便向廖总司令请示，电话尚未说完，敌军已攻进城内，俊昌便放下听筒，且战且走，放弃了宿县。廖磊大怒，呈请严办杨俊昌。杨遂被押往汉口，交军法会审，判处监禁十年，其实杨师守宿县，已用尽最后力量，力竭始退。抗战期中，各部队所犯错误比此严重的，不知凡几，甚少受到处罚。纵使受到处罚，也很轻微。尤其是中央军，军官都是黄埔出身，同学之间互相照应，许多严重罪犯，都给马虎过去。所以如杨师长的十年监禁，多少有点冤枉。嗣后他在湘西芷江监狱，不时写信给我，请求缓颊。我因未便徇私，总是复书叫他耐性等待。俊昌足足坐了十年牢，胜利后才恢复自由。这也可说是徐州会战时，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
《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武汉保卫战（1）
第五十四章武汉保卫战
我长官部一行，脱离了敌人包围圈，随行的中央机关人员和新闻记者无不喜气洋洋，向我申谢保护之劳，随即分头赶路，向武汉而去。长官部则经阜阳、三河尖，入河南的固始，至潢川暂驻。潢川遂暂时成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自徐州先行撤退的“第五战区徐州青年干训团”也暂在潢川驻屯，继续训练。这便是抗战初期有名的“潢川青年干部训练团”。
关于该团的历史，此地且略为补叙一下。原来在抗战开始之后，平、津、京、沪学校泰半停办。青年人请缨心切，纷纷投入军旅报效。我于1937年11月抵徐时，平、津方面退下的大、中学男女学生、教授、教员不下数千人。无不热情兴奋，希望有杀敌报国的机会。为收容这批知识青年，我便命令长官部在徐州成立“第五战区徐州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共有学员四五千人。但是当时中央没有这笔经费，我便商请广西绥靖公署汇款前来维持。经过短期训练后，毕业学员都分发至地方行政机构或各部队担任组训民众和宣传等政治工作，以提高军民抗敌情绪，成效颇著。徐州撤退时，在该团受训学员尚有两三千人，遂迁至潢川继续训练。各地青年来归的，仍络绎于途，朝气蓬勃，俱有志为抗战效死力。无奈为时不久，委员长忽有命令将该团停办。而陈诚所主持的“战干团”，那时却正开班招生，何以独独将潢川训练团停办，殊令人不解。然为免中央多心，只有遵命办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训练机构，便无端夭折了。这批青年学生后来投效延安方面的为数甚多。
当长官部停留潢川期间，我原先撤往苏北的孙连仲、冯治安、张自忠、孙震、于学忠、李仙洲、庞炳勋等部，均已陆续越过津浦路，通过安徽，至豫东布防。敌军既陷徐州，即乘势大举西侵，因此也无暇顾及我撤往苏北的部队。因敌人的战略计划在于速战速决，企图西向席卷皖、豫产粮地区，同时掌握津浦、平汉两交通线，进而扫荡西南，逼我国作城下之盟。因此，敌人于6月5日陷开封后，便继续前进。6月9日因黄河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于是，敌军改变进攻方向，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西进。6月下旬占我安庆，再陷潜山、太湖。敌人利用强大海军，旋又突破我马当要塞。再攻占我湖口、九江两据点后，乃兵分两路，一循南浔铁路攻马回岭；一在北岸小池口登陆，与太湖西进宿松之敌会合，陷黄梅，进攻广济。但鄂东地势南滨长江，北连大别山，无数河道由北向南，汇入长江。兼以其间遍地皆为稻田，地形又起伏纵横，形成天然的障碍防线，易守难攻。又兼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时向皖西和鄂东猛烈出击，截断敌军交通线，威胁敌军后方，逼使敌人屡进屡退，一筹莫展。敌我双方遂成胶着的状态。敌军为排除其战术上的困难，以达成其迅速占领武汉的目的，乃改变战略，另出奇兵两路，由大别山的北麓平原西进。一路自正阳关向河南的固始、潢川、罗山、信阳攻击，企图于截断平汉铁路后，再南下攻击武胜关及平静关；另一路则由合肥攻入六安，然后直捣商城，再南向威胁麻城，与鄂东之敌相呼应，对武汉构成大包围的态势。在敌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