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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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空前增长并未流入民营企业，大型企业贷款能够获得低息，国债与企业债能够以低息发行，大型企业的库存被消化，同时制造了股市与楼市两个小阳春。中国扩张影响世界，全球产品价格托中国储备之福开始反弹，国内原材料价格高而国际价格低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外资源价格形成落差，国际价格低而国内价格高，通过进出口寻找价格平衡。精铜、铝等资源的进口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仓库；二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资产价格出现局部性泡沫，政府虽然可能追加投资，但在既定大小的蛋糕面前，政府要成为最大的买单者，就必须增加税收，从而挤压大部分未受到补贴、未接到订单的企业的生存空间。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2）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政府收紧信贷，股市、楼市与车市就会受到沉重打击。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提供新的财政补贴，但政府补贴有临界点，财政部已经在提示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为应对财税下滑，国税总局在2009年实行逐个企业查税、应收尽收的政策，甚至在一些地区开始预征2010年的税收，导致企业恐慌加剧，信心进一步滑落。
在政府家电下乡给予补贴等政策刺激下，农村消费在2009年4月份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城市消费，但农民工无法找到新工作的现实，显示农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渠道在削减。消费“新三驾马车”之所以动力不足，关键还在于对宏观经济预期不佳，在失业、薪酬减少的压力下，普通民众仍然会增加储蓄抵抗严冬。
为了维持经济热度，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继续增加投资制造产能，为房地产托市，以拯救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房价上涨是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虚拟经济的结果，无法解决中国经济两大顽疾：产能过剩与居民消费不足。房价上涨视做投资环境恶化的指标。实体经济无法吸纳我国疯狂扩张的新增信贷额，出现结构性泡沫，使资金在大宗商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寻求避风港，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先后回暖。在经济下滑出现不可控风险时―失业率上升到预期的两倍以上、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业折损过半―政府重拾房地产与汽车消费是不得不然的救急之举。随着一季度房地产与汽车消费的回暖，相关的钢材、水泥、装修、家电、成品油等销售额有所稳定，这对于上下游50个以上的相关产业都是福音。
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了商务成本，已经挤压到了其他消费需求，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百出的畸形发展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始于2004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出台的政策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央行每次小幅加息都被视做通胀的信号，地方政府高价拍地乐此不疲，房地产因此更有上涨动力。那时真正有效的灭火之举是启动大规模的公益型住房建设，政府可以因此成为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空头方，扑灭房地产市场的大火，同时也可以解决房地产市场抑制内需的经济顽疾，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卸下最大的炸药包。很可惜，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有关部门才在抢救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实质启动保障性住房战略。
按照逆周期调控的规律，经济急速下行期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启动保障性住房，而是降息、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危机。但政府在降税做多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以保障性住房充当了房地产市场的大空头。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在房地产市场所做的基本上是火上加油、雪中减炭的工作。我不能说政府拯救房地产市场是错误的，但我能够说，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周期的判断基本是错误的。
为了提振内需，政府只有沿着公益性与商品住房平衡的道路走下去，这样才能在长远时间里收到提振内需、改善结构之效，而不能因为短期压力，再次将公益性住房抛诸脑后。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受制度掣肘（1）
建立内需市场、畅通而公平的物流是重中之重，国内统一的市场需要统一的制度，需要改变内销产品的小规模零售渠道，需要快捷的司法救济，需要能够破除地方利益的至高权力。
外贸企业转型内销企业遭遇尴尬。由于信用等级与采购方式的不同，使一些外贸企业难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出口企业遵循的是国际贸易制度，如商检制度、信用证制度、保险制度等。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从国际销售商处赚取利润虽低，但资金和利益较有保障。表面上外贸出口只能赚3％利润，内贸利润可能略高一些，但加上隐性成本，两者利润相差无几，内贸耗费的精力更多。
国内销售不仅渠道不畅，还缺乏在全球有影响力的采购商、贸易商，市场覆盖面小，制造厂商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如厂家需要支付进场费，货款结算周期长，上下游勾连的三角债多发等等。出口企业并非不思进取，不愿意改变现状增加内贸，关键是市场分割严重，隐型成本过高，本地出租车只能用本地车，本地官员必须推销本地酒等等分割市场的做法层出不穷。
截至2009年，除了家电连锁零售商采用部分商品的贸易订单采购外，中国目前的超市连锁、建材连锁、百货连锁等零售商在经营上还在探索贸易订单的采购方式，小量分别下单，与广交会这样大型的、低成本的贸易洽谈会销售模式难以吻合。
建立内贸市场，要允许各种资金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建立层级分明的批发商、零售商和有能力在国际国内同时经营的综合商社。在目前遍布全国城乡的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起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渠道公司，使国内的销售渠道与国际销售渠道一致。
政府的市场干预之手无所不在，这些手在推进建立统一市场的同时，又一手建立了层层叠叠的进入门槛。以农资物流为例，按照2007年制订的《农业部定点农资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实行农业部定点农资市场制度，这些市场经过创建，达到规定条件并经农业部批准挂牌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农资市场，贴上农业部的标签，才能验明出身。纵观其中条款，市场申报、省级考核、农业部评审、农业部专家验收、评审等重重叠叠，这种市场促进法除了能够显示农资专家与管理部门的权威之外，对于扩大物流、建立市场销售体系没有任何好处。政府制订规划，由市场资金推动，才能最终建立起遍布城乡的大商业分配比例。
以法律摧毁地方政府画地为牢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确保国内统一市场畅通无阻。一些地方政府维护本地开发商、买本地车、买本地酒等做法，思维僵化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使中国建立大一统市场的前提受到根本威胁。政府有必要建立权力在地方法院之上的巡回法庭，允许利益受到侵犯的企业随时进行诉讼，以维护自己的交易权。以法律为统一市场保驾护航是必须之举。
错误的税收激励机制触发了地方政府的本土主义保护行为。地方政府发展总部在本地的企业才能收取税收，这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标准下，直接促使地方政府拉项目拉资金、排斥外地企业。如果地方政府主要靠消费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就不会对生产企业、本地企业网开一面，而会对所有能增进消费的优质企业大力扶持，不分本地外地，只要能为本地税收做贡献就能得到呵护。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受制度掣肘（2）
国内贸易市场的信用问题亟须解决。国内贸易尤其是采取直接进入大型零售企业，其交易制度一般是，厂家需要支付“进场费”等通道费用，货款结算有一定期限的账期、非食品类商品要实行退换货制等。内销零售商“很牛”，市场覆盖面低但垄断程度高，他们肆无忌惮地挤占制造企业的资金，使本就处于融资困境中的制造企业不得不成为销售商的现金奶牛。因此，造成市场异常现象，就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中国制造通常比国内便宜，在香港市场的比境内便宜，最需要发展、消费能力相对薄弱的市场反而价格最高，生产厂商为了弥补账期风险，而抬高了价格，这反过来抑制了消费，增加了社会成本。
我国有《反垄断法》，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政府有必要保护制造企业的基本权利，该出手时就出手，或者允许制造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行业协会进行博弈；或者禁止挤占挪用，建立资金第三方托管模式；或者以信用保险公司解决资金占用。既然网上销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网下销售为什么不能解决？
光喊扩大内需用处不大，内销制度死结要靠政府解开，家电下乡、农资补贴之际正是建立中国基础商业信用体制的大好时机，政府提供补贴，却没有给内销企业提供护航的制度，没有尊重法律在建立统一市场中的作用，因此造成家电下乡中存在利益跑冒滴漏，成本居高不下。
内需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经济。
中国经济面临改革30年以来未有的大变局，如不积极谋变，将有可能急速倒退。谋变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是所有幅员辽阔的大国崛起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单纯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局限性，提振内需是中国经济的关键也早已成为共识。但内需屡提不振，无论是以低息手段推动民众消费，还是以公共产品市场化的方式让民众花钱，到最后得到的大多是假振兴、真问题。民众对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怨声载道，而民众的这些沉重负担，恰恰是中国内需全面萎缩的重要因素。
目前重新以高分贝呼吁提振内需，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以出口为生存根基的中小企业遭遇困难，全球金融危机让外向型企业经历生死劫，以压低资源价格、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糊口型”外向型经济走入了死胡同。全球金融危机唯一的结论是，中国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强国之路危如累卵。由于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等原因，导致全球资源价格提升倒逼中国制造品成本上升，连海尔这样的中国品牌企业都只能靠越来越多的贴牌生产谋生。中国制造业再不寻求突破，将成为没有前途的夕阳产业。
2007年前后，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说过：“电行业的利润就像刀片一样薄，我们必须走出去。”在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不到5％；服装行业整体利润率只有左右。根据广交会等资料显示，纺织服装业正是出口寒冬中最受打击的行业之一，到2007年年底，全国服装库存达到120亿件，完全可以满足全世界人民一年的服装消费。
只有看清楚形成出口经济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内需不振的根源，才能找到转向内需经济的可能道路。
在加入WTO后，我国出口呈现连续4年的爆发性增长，也对国内投资需求形成强劲的拉动，地方政府间日趋激烈的增长竞争是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竞争以土地、税收等巨大的优惠条件为代价，这被称为“竞次选择”，谁敢压价，谁压得狠，谁就能收获外资，而民众没有得到实惠。以苏州为例，节节上升的GDP并没有让当地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准同步提高。对内资、外资实行不同的政策，这是内资的悲哀，也为内需不振埋下祸患。2008年，政府花大力气实行两税合一，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率，这对内资企业是个极大的利好，但对于享受惯了20％以下优惠税率的外资企业来说，则可以通过注册新公司享受“三减两免”等待遇继续规避统一税率。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受制度掣肘（3）
内需不足的最大障碍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按照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说法，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严，比例太高。按测算，现在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并且是国有企业投资与外资投资驱动型，而不是令人欣慰的民间资本投资驱动型的。国家掌握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配置权，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
国家掌握资源过多，对股市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占70％以上的国有控股权理论上可以流通，却在非流通的情况下享受高溢价，导致市场价格体系被破坏，股市大跌不止，使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亟须的直接融资市场失去信心。
我国政府财税收入高到让人脸红的地步。近年税收节节攀升，增幅远超当年GDP的增幅。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到2050年，国家税收将等于GDP，我国将第二次成为“全民国有”的国家。事实上，中国目前财税收入增加幅度所占GDP比重，已经与改革起步时持平，改革30年后，政府的财力控制反而回到改革的出发点。
同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连续下滑。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析师徐平生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2005年7年共下降个百分点。
如何提振内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降低政府与外资投资比重，概而言之，建立内需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内生性的本土市场经济，调动民间力量，并且藏富于民。
首先，当务之急是把“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落到实处，在各个行业真正对民营经济进行市场准入；其次，把政府的财税收入压缩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提高居民与企业的收入，使民间投资与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要知道，美国与日本历史上国民收入振兴的10年也是民间投资倍增的10年；最后，现实的做法是积极降税，把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的增值税改革从部分地区的试点推广到全国。没有市场化的由宪政约束的税收体制，中国不可能建成内需经济，不可能有拉动经济的大量民间投资。任何制约不够的权力的本性，就是竭泽而渔。
从本质上说，内需经济是本土的内生性民间市场经济。我们呼唤了无数年的市场经济，在多年的扭曲之后，在经济模式与增长速度遭遇外界强大的挑战之后，该低下头，为民间市场经济让路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收短期之效，从1998年经济周期的经验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利好效果在8个月左右逐渐消退，如果不能解决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将面临瓶颈，政府是继续扩大财政投入，还是转而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难题恐怕会在2010年重新显现。
让人比较宽慰的是，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开始，目前比较显性的表现就是产业的转移以及在转移过程中依照要素禀赋形成的产业集群。例如湖南省株州湘、潭承接广东的服装鞋帽，江西、湖北承接浙江的五金，安徽承接广东、山东的家电，四川承接深圳的通信电子，河北承接京津的原材料加工业，这些是企业的自发、但经济理性的行为，可以预见这种转移将持续多年，依据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形成各地的新的支柱产业。
如果发挥地方与企业的自主性，辅之以提高全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弥补外资资金骤降的难题，还能让中国经济布局发生根本性调整。认清这一形势，持之以恒，中国的经济将有一轮重生、复苏、增长的机会。如果相反，财政政策加剧结构性矛盾，民营经济大批倒闭，消费持续低迷，那么，去库存之后的库存再生将很快显现。
中国经济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