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上的文明:宋辽夏金的另类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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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少，范仲淹、韩琦、吕夷简、晏殊、薛奎、杜洐、包拯、文彦博、富弼、狄青、欧阳修等等，或文或武，皆一时人杰。此外，文学、哲学以及科技方面，柳永、宋庠、梅尧臣、苏洵、蔡襄、周敦颐、二程兄弟、沈括、毕开等等，皆是生活于宋仁宗时代，真可用“灿若群星”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各类人才。
历史的真实，总出现“好人无好报”的现象。宋仁宗如此一个仁君，在位四十二年，竟然一个儿子也没有。继承人问题是帝国最最重要的事务，在大臣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宋仁宋只能立其堂兄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改名赵曙。转年，公元1064年，宋仁宋病死，其堂侄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身体很差，精神上也有遗传毛病，他在位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类似明朝“大礼仪之争”，即英宗想把他死去的生父濮安懿王也升格为“皇帝”，朝臣们为此大打出嘴，争执不休。最后，宋英宗还是未敢追尊其生父为“皇帝”，只是把老爸的坟园称为“陵”。比起明朝嘉靖皇帝为此事杖死十来位大臣的王八蛋行为，宋英宗要仁义得多。英宗皇帝仅在位四年即病死，其长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位宋神宗。
此时，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首先，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仍比较“厚道”，从来不怎么想“消肿”机构，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已经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带有“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光薪俸支出就大的惊人。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宋真宗时已有四千多，宋仁宗时已经过万。宋仁宗统治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一万人。这一万人看似数字不大，但都是官员之选，而宋朝一般官员的薪俸都可让诸朝士人眼红。不仅如此，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呈几何级数上升。不讲皇族，仅以大臣王旦为例，“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除服，又各进一官。”宋仁宗自己生不出儿子，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却一个胜似一个。即使皇帝驾崩，“遗赐大臣各值百余万”，“厚道”得太过份。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侈”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吗，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一次，他接见一位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宋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二十万不到。宋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宋真宗时，数目又达四十三万。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所以，《水浒传》虽内容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八十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就有近一百三十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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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边声连角起（2）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使国力一步一步走向匮乏。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早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都上书言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 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甚至当时刚刚中进士不久年方二十出头的王安石也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三札”，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乘下档案文件一般的帐本了。血气方刚正年青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1）
――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王安石年青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好读书，善属文”，是个学问大家，这一点今人古人皆无异议。“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阅读他的文章后很佩服，拿给大文学家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可见，曾巩、欧阳修两位大家，对王安石皆有荐拔之恩。依宋朝官制，王安石干满判官的一届，就可以上呈文表“求试馆职”，但王安石一反常态，不削尖脑袋往中央钻，反而去鄞县当知县。“起隄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地方干了不少好事，广为人所赞。朝中大臣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就要把他破格调入中央，岂料小王仍然“不就”。欧阳修大异，深觉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推荐王安石当谏官，小王又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好家伙，小伙安心基层，专心本职，又一心孝养，欧阳修感动坏了，在朝中不停赞扬这位“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并要给他安排俸水丰厚的“群牧判官”，王安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无奈，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知州任上，王安石又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爷）相知，声誉日隆。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终于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财政部高级官员）。“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所以，王安石入朝的消息传来，“闻者莫不喜悦，”都以为有大能人来力挽狂澜。
吊起来卖了这么久，王安石上任伊始，也要弄他三把火，首上《万言书》，其大意即“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兮命兮，恰值宋仁宗末年，暮气已重，“览而置之”，没怎么拿王安石的建议当回事。
历史、机遇，君臣际会，有时也只是因为某件不足为人道的小事所改变。宋仁宗之所以不“待见”王安石，是因一件小事对他产生成见：一天，宋仁宗见与诸大臣在御花园边赏花边钓鱼边宴饮，宦者们把鱼食用金碟装盛，各置于矮几之上，王安石信手拈来，竟把一大碟鱼食吃个精光。宋仁宗看见眼里，当时也没说什么。转天见辅臣，他讲出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王安石，乃一奸诈人也，假使他误食钓饵一粒，也就算了。此人竟能把鱼食吃尽，太不近人情，做作得过份。”正基于对他为人的鄙视，宋仁宗憎人而恶其文，对他的主张自然不看重（此事见于《邵氏见闻录》，非正史所记，但作者邵伯温是宋朝大儒邵雍之子，记载非常可信）。
王安石见“三把火”没烧着，悻悻之余又与当政大臣多不和，又恰巧赶上其母病死，便以母丧为名去职。
英宗在位四年，“（王）安石被召未尝起。”有了一次京城之行，王安石深知吊起来卖的重要性，时机不到，再不肯轻易露头。
其实，宋仁宗认为王安石吃光鱼食是做秀，也未必。王安石不爱洗澡，不喜穿新衣，吃饭即使是一大桌子菜，他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一碟。著书用心之时，更时常心无旁鹜，有一次写东西，王安石边吃边写，手中东西吃完他也不觉，仍旧一口一口干啃，把自己指头嚼得血乎流烂也不自知。
人与人关系很微妙，估计宋仁宗看见王安石就感觉不好。对于仁宗皇帝，王安石也心怀愤恨，在其日记中对这位先帝大加鄙薄，总以之比为汉武帝。
宋神宗当颖王时，韩维在他手下任记室（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只要宋神宗夸他见解好，韩维必称：“这不是我本人的见解，是我朋友王安石的主张”。年长时久，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由是想见其为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不至”。
宋神宗也有些惶惘，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却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兑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众谓（王）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知道好机会终于寻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一直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宋神宗“不答”。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也不是一朝猴急，嗷地一声恨不能坐火箭入京。他慢慢悠悠，七个月之后才赴职。此次他之所以心中有根，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往大臣韩维家窜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父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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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不出，奈苍生何！”（2）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一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为治所先”，即施行的大原则。王安石回禀：“择术为先”。宋神宗点头。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又答：“圣上您当以尧舜那样的古代圣君为榜样，干吗要当唐太宗。”几句话下来，宋神宗非常满意。然后，君臣二人又就“小人”、“君子”相互研讨了半天，气味相投，相谈甚惬。
当年岁末，诸臣廷议，王安石发表自己见解：“国用不足的原因，是朝廷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
与王安石私交不错的大臣司马光驳斥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如凭空增设法规夺利于民，其害甚于加赋重敛。”
于是，两人在廷上争执不已，“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已见端倪。
转年开春（公元1069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使自己的主张畅行无阻，老谋深算的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新设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新机构“掌经划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这样一来，施行新法的大权皆掌于已手，王安石又推荐一直力赞已议的泉州人吕惠卿为助手，“事无大小，必与（吕）惠卿谋之。凡所建章奏，多（吕）惠卿笔也。”同时，章惇、曾布等人也大受重用。这三个人，事后证明，没一个是善茬。
任用王安石之前，宋神宗曾向侍读学士孙固征求意见。孙固说：“王安石很有文才，当翰林学士一定称职。但是，如果当宰相，应选气度弘量之人。王安石狷狭不容人，非为佳选。陛下若择相，司马光、韩维皆可充其任。”宋神宗不以为然。
不久，召见王安石，神宗还做老好人，说：“别人都不理解爱卿你的为人，总讲你只知经术学问，不晓世务。”
王安石也不客气，勃然道：“胸中有经术才可以经纶世务！为臣我恨时俗浅薄，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之急！”
偏执狂的生存之道（1）
――王安石大行“新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宋朝廷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和赵挼热耍幢坏笔比讼肺降摹吧⒗稀⒉ ⑺馈⒖唷敝钊恕！吧保比皇侵竿醢彩Ｋ紊褡谛氯裰匀豢醋耪獍铩袄铣沙种亍钡墓僭辈凰承模胪醢彩慌募春汀�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想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