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上的文明:宋辽夏金的另类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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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当然有敛财的功能，毕竟法术不正，给老百姓以朝廷“唯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代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戌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置行不用，惟恐此法用久生弊。王安石青苗法，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强要人借钱，此举太过份。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床上架屋，致使“民实惊疑”、“吏皆惶恐”，青苗法完全是“亏官害民”之举。（苏大学士反对新法不遗余力，常常作诗讥讽，也得罪不少人，“乌台诗案”，老苏被人告发，御史弹劾，险些掉脑袋。多亏曹太后相救，神宗本人宽厚，苏轼才免挨一刀。宋朝御史台建筑是黑色，故称“乌台”，乌台诗案，即由此得名）。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外出作官的老宰相韩琦，他一一罗列青苗法之弊，有理有据。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韩琦三朝重臣，宋神宗非常犹豫：“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嗅出当时政治气氛有不利于自己的味道，非常愤恨，在朝廷上怒言：“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转天，王安石就称病不出，以“撂挑子”来施以颜色。
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权衡再三，把王安石叫到宫内，推心置腹：“青苗法，朕确实为众论所惑，犹豫不决。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有了宋神宗明确表态，王安石信心大增，更加卖力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年底，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这也标志着他“变法”高潮的来临。此后，他接连推出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并对天下兵制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
熙宁三年王安石任相初始，便在全国颁行“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其中“有财有才”之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负有巡夜、练武、捕盗的职责。同保内有人犯罪，知而不告者以连坐罪论处。保甲法的实施，使宋朝一下子多出近七百万的“民兵”，此法对于民间治安确实起到一定成效。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底，宋朝频行免役法。原来衙前等各种差役，民户可不再亲自服役，改由向政府交钱，由政府再用钱雇人服役。原来本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也要按规定交纳半数费用，称为“助役钱”，此举，确实让国库的银子增数不少。
转年，又推出市易法。宋廷在汴京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作本钱，开始对商业贸易实行“宏观调控”：根据市场行情，市易务评估价格，向商人买卖货物；市易务向商人行贷，以其产业作抵押，年息二分；
同年，“方田均税条约”也出台：规定每年秋天由县官丈量土地，详细记录土地的肥瘠质色，分成数等，按等级交纳税金。此举倒是查出大量隐漏未登籍的土地，增收不少税钱。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廷又颁行保马法，目的是“省国费而养马于民”。宋朝以及先前诸朝，皆是由国家专门的牧监养马，王安石等人认为这种公家养马太浪费田地，于是想出保马法。保马法先在京东等五路施行，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可给一匹饲养，家产多者可以给两匹。如果出现马匹死亡或生病，保主及保社要赔偿。明朝洪武年以后，也曾实行过此法。大儒王夫之对于保马法之弊感受最深：
愚民贪母马之小利于目前，幸牧地之免征于后世，贸贸然而任之。迨其子孙贫弱，种马死，牧地徒，闲岁纳马，马不能良，则折价以输，一马之值，至二十五金，金积于阉寺，而国无一马，户有此役，则贫饿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马倡之也。夫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则困于刍粟，寒暑则死于疾疫。唯官有牧苑，而群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时以蠲其疾；官有牧资，而水旱不穷于饲；则一虚一盈，孳产自倍。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汉、唐车骑之盛，用捍边陲，而不忧其匮，柰何以诱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无益于国马，相踵以行，祸延无已，故曰害最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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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狂的生存之道（2）
看似养马于民，其实最后皆流于虚诞。养马这种大规模、高专业的技术，其实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承担。如同现在的军事科技开发，如果把导弹、特殊钢以及制导坦克摊发到各个民营小厂去“研制”，结果肯定是笑话。
此外，王安石等人还对宋廷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减兵并营，把全国的五百四十五营合为三百五十五营，裁减各地服杂役的厢兵，使全国总兵力从英宗皇帝时的一百二十多万减至八十万。如此，省却了大量军费开支；其次，置将练兵。下令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辖下禁军，分隶诸路，派主兵官进行分部训练，并允许各地将官自专军政，当地州县不准干预。这一点最“进步”，因为宋太祖开国以来严禁兵将专权。当然，此举大使“友邦”辽国生疑，因为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郡不得关预，声言出征，深为可疑之行”（韩琦）。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背后支持，“自是四方争言农田之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氽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一开始对王安石攻击最强烈的，当使御史中丞吕诲，他上疏抗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惘上，阴贼害物……究（王）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惘上而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也表示：“小人之言（王安石之计）。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公允”：“人言（王）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他）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不错，便反复再三写信相劝，王安石我行我素，还弄出封《答司马谏议书》（中学课本有此文）。
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代价不可谓不大，御史刘述、刘琦、程颢、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诸多朝臣，相继因不纳忠言而去职。最后，欧阳修、富弼、文彦博，包括荐用他的曾公亮，都被王安石挤兑出朝。“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王安石人品，由此也可见一斑。
有宋神宗撑腰，王安石行为举止也非常牛逼。一次，上元夜，王安石从神宗皇驾，乘马直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人臣再牛，毕竟是人臣，乘马入皇宫，太有违礼制。王安石大怒，上表要神宗皇帝“逮治”卫士。御史蔡确等人认为卫士之举是尽职尽责，不应获罪，但宋神宗“卒卫仗卫士，斥内侍”，王安石依旧气势汹汹，认为责罚太轻。
新法既行，天下喧攘。特别不利于王安石的是，数年大旱，恰值新法施行的几年。当然，王安石是“唯物论者”，认定“天变不足惧”，三年自然灾害吗。但宋神宗与当时士大夫没有他思想那么“进步”，暗忖变法是否是触犯了“天怒”，才以此示警于人。富弼的女婿冯京入为参知政事，竭力反对新法。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兴州司法参军郑侠上呈《流民图》，以图解方式谏劝神宗皇帝收回新法。同时，王安石私人小圈子内部也开始内斗，其助手曾布、吕惠卿二人争权夺利，打得你死我活。曹太后和高太后也流泪劝神宗收手，认定“王安石变法乱天下”。
面对蝗旱涝灾，宋神宗自己也下《罪已诏》。
在此情势下，王安石自己求去，于是，1074年夏，神宗下诏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王安石恹恹离京，过江后与随官饮酒消愁，发现有人已事先在要摆酒的赏心亭墙上写诗一首：“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唯有蝗虫倍感德，又随钧旆过江东。”老王大怒，查了半天也没找到作者。
已离朝四年的司马光听闻朝廷有废法之议，兴奋莫名，激动得涕泪横流，又上书指斥“新法”之弊：第一，青苗之法，人民负债，官无所得。第二，免役敛钱，养浮浪子弟。第三，置市易司，与小民争利。第四，熙河开边，得小失大。第五，保甲扰民，不得休息。第六，水利大兴，劳民伤财。
宋神宗毕竟反复，不久，他又召王安石入朝。
但是，此次入京，形势对王安石已经大大不利。入京途中，夜泊瓜洲，老王做了那首脍灸人口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其说是心怀喜悦，毋宁说洋溢着淡淡哀愁。黑色不祥的预感，已萦绕于王安石心头。想当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种刚刚大权在手的牛逼惬意，一扫而尽。
不仅王安石的变法班子内部形同水火，宋神宗对新法也逐渐产生怀疑，再无先前雷厉风行的态度。为此，王安石也哀叹：“天下事如同煮粥，烧一把火，又泼一大勺冷水，怎又能把粥煮熟呢？”
王安石心灰意冷之际，仍旧在那里死撑。但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天上慧星出现。古人迷信，不象现在人知道科学，个个仰着脖子看“天文奇观”。慧星出现，在古代不是死皇帝就是大祸事出现，上层下层都骇怕。特别是两个老太太，曹太后与高太后，更是吓得不得了，天天哭劝神宗皇帝再不能用王安石。曹太后是神宗奶奶辈，高太后是神宗亲妈，两个人的话，极有份量。王安石呢，仍旧认为天文之变有灾的说法是上下傅会，神宗皇帝心里可害怕，认定“天变不敢不惧”，并下诏命群臣可直言朝政阙失。所以，当年的大扫帚星，是王安石最终失意离朝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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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狂的生存之道（3）
当然，王安石后来仍旧反复几次，表演“因病不能视事”，但凡事用多了也不管用。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底，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神宗皇帝最后也顺坡下，下诏让王安石出判江宁府。此次出京，于老王来讲也是永别，他再没机会回到汴京。
王安石离朝，实际上也就标志着他“变法”的失败。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其子赵煦继位，年仅十岁，是为宋哲宗，真正掌权的是其祖母高太后。高太后马上召回司马光。
中国政治家自古以来都是矫枉过正，有“司马牛”之称的司马光其实在偏执方面比王安石好不到哪里去，他一执政，便尽废新法，连同免役法、青苗法这两项利大于弊、初见成效的条例也一并废除，史称“元佑更化”（宋哲宗年号“元佑”），由此，也揭开宋朝党争的大幕。
公元1086年五月，王安石病逝。年底，尽废新法的司马光也病逝。
北宋灭亡后，逃到江南的宋高宗最恨王安石，认为他误导宋神宗，尽乱天下，并派人编《神宗实录》二百卷，对王安石“盖棺定论”，认定此人是“万世罪人”。特别是王安石那几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是法，人言不足怕”三语，最为正统封建士大夫所诟病。
当然，从南宋的陆九渊到清朝的龚自珍，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英特高迈，不屑于流俗，”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诸朝王安石的江西老乡们，对王安石都赞不绝口）。到了二十世纪，“孙大炮”和他的国民政府对王安石敬崇有加，而后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更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先行者”，其实，他们都是看中了“摧抑兼并、均济贫乏”这一王安石“思想内核”，反而对老王当时对宋朝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混乱而忽略不计。
其实，每一种理论都是这样，当时有利，后世未必；当时多弊，后世有利。就看后人们如何对这一理论进行“乔装打扮”了，当然，这种打扮皆可假“去芜存精”之名行之。每个时代的大哲大儒，如果想震唬世人，要不就自立门庭，要不就大肆为古人翻案，以博取眼球注意力，思及此，我们就可以更加冷静地站在当时当地去评价某个历史人物。
其实，明朝大哲学家李贽之语对王安石的评价最为中允：“（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富国名臣总论》）
君臣开边意未已（1）
――宋神宗末年对西夏的两次大败
“新法”受阻，王安石罢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转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后世所谓“元丰改制”，此举收效不是很大，无非是例常的裁冗减员而已，但对军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许多，对不从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同时，河湟地区吐蕃诸部不相统属，如果宋朝不攻，日后为西夏所得，更会成为大患。王安石当然赞成此计，于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一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三十余万，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当时，吐蕃大头领唃厮啰已经病死（公元1065年死），其子董毡继位（后世称这一血系的吐蕃政权皆为唃厮啰政权）。董毡继位后，仍旧保持与宋朝的友好关系，联宋抗夏，并曾在熙宁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环庆之围。王韶到任后，接连把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东乡）、洮（今甘肃临潭）等地占领，实际上是侵蚀了唃厮啰政权原来控制的地盘和部落。国际关系一向以利益为先，董毡就倒向西夏一边，与西夏结姻，并在河州杀宋将景思。董毡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犯攻河州，不过，王韶出奇兵，大败吐蕃军，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毕竟宋与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赐名赵思忠，并委任为官。熙宁十年，董毡又派人与宋朝恢复关系，但是，相较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