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上的文明:宋辽夏金的另类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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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由此既知道了入侵的通道，对宋朝的金银财富也大生凯觎之心。
王黼豪奢，在东京就有两处大园宅，一在城西，一在相国寺东边，每座都占数里的面积。园宅正厅，皆以青铜瓦覆盖，宏丽壮伟，园中皆垒奇石为山，光是有题额的“风景”就有二十多处，梁柱门窗都是螺钿嵌饰，穷极工巧。宋徽宗本人参观王黼园宅，叹道：“好快活的地方！”
王黼身为三公，与徽宗皇帝相处，全无大臣尊体，完全是两个哥们儿亵游戏乐。宋徽宗效仿南朝昏君东昏侯，在宫内设集市，王黼戴乌帽穿小衣，装做小卖肉掌柜以博皇帝一笑。平日徽宗出宫微服私游，每次踰越宫墙，王黼皆蹶屁股使马步在墙下给皇帝当板凳，君臣腻乎得和哥们一样。宋徽宗对他恩宠至及，为其居室亲书大匾“得贤治定”，完全当他是诸葛亮。不过，“诸葛亮”晚年也有失策时，一次，他家里的大柱子旁生出蘑菇，估计是大块狗尿苔，王黼以为吉瑞，上报皇帝说自己家里生灵芝。徽宗皇帝亲临，对“灵芝”没什么印象，倒发现王黼家后院有小门直通大公公梁师成内宅，“帝始悟其交结状”。还宫后，徽宗皇帝便下诏让他“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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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貌金晴的大侫臣（2）
黜落王黼，宋徽宗又用李邦彦为少宰。李邦彦，子士美，怀州人，是位著名银匠之子，家里有钱巨万，社会地位很低。小李好文，喜欢与进士交游，河东举人入京，肯定中道要在李邦彦那里流连。不仅大吃大喝不要钱，进士举人们临行多会得到银两资助，“由是（李）邦彦声誉奕奕”，试想，举人多有得第者，得第即得官，谁也忘不了李官人先前的“厚爱”。因此，银匠之子入补为太学生，得以踏上功名之路。大观二年，李邦彦上舍及第，成为秘书省校书郎，进入仕途。李邦彦文才俊爽，风仪俊美，一表堂堂美男子，“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轰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呼为李浪子”，这么一个人，是那种最高级的“帮闲”人才，故而宋徽宗一直很喜欢他，加上宦官们受李哥金银无数，争相致誉，故而能代王黼为相，时人称为“浪子宰相”。所以，宋徽宗之政，蔡京擅权最久，中间几上几下，间用郑居中、王黼、李邦彦之流，“以不肖易不肖”，坏人接坏人的班，纯用小人，国家不亡也难。
宋钦宗即位，王黼“惶骇入贺”，吃了个闭门羹。金兵第一次入侵，老王也像别的奸臣一样，未等有朝命，忙携家南逃。钦宗皇帝大怒，下诏抄家，并授命开封府去逮捕王黼。开封府尹聂山同王黼有宿怨，派武林高手在雍丘以南的一个村子追及王黼，一刀杀死，割头而去。“帝（钦宗）初即位，难于（显）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金晴金发老美男子，终于难逃应有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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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纲”的始作俑者（1）
――朱勔
朱勔，苏州人。他的发迹，当由其父朱冲说起。朱冲，底层劳动人民出身，“本微贱，庸（佃）于人，梗悍不驯，抵罪鞭背。”苏州混不下去，朱冲流落城外，得遇游方道人，估计几度“后庭”后，老道爽极，送他几个治病的药方。朱冲回城，在市集摆小摊卖药，“病人服之辄效，远近辐凑，家遂富。”这种神话，古今中外一直上演不衰，小药一卖，肯定有人上当有人当托，有了名气，钱就好赚。朱冲心气大，出手阔绰，“结游客，致往来称誉。”
蔡京在杭州闲居，想筹建寺庙，僧人向他推荐朱冲。不几天，朱冲就请蔡京视察工地，“大木数千章积庭下”，老蔡大惊，知道遇到一个能散财干事的能手。转年，蔡京入京为相，便带朱冲一同回去，“以其父子姓名属童贯，置军籍中，皆得官。”白丁贱民，一下子变成有“军队背景”的能人，此乃朱家发达第一步。
得知徽宗皇帝钟爱奇异花石，朱勔与父亲朱冲赶紧商量，搜罗之后，果然从浙中搜得三株珍异的黄杨木，徽宗很满意。“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才五七品。至政和（1111至1118年间）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州，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有徽宗皇帝这么大的“主顾”，朱勔父子千方百计，只有一个人满意，天下钱任花。特别是延福宫和艮岳修成后，朱勔搜罗的奇花异木充溢其中。由于有如此“大功”，朱勔被升为防御使一级的高官，“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
“（朱勔）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朱勔）斫山辇石，程督峭惨，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出乃止。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广济卒四指挥尽给挽士犹不足。”
由于朱勔动静太大，东南民不聊生，最后连大奸臣蔡京也看不过眼，向徽宗皇帝讲起“花石纲”扰民太甚，“帝亦病其扰”，于是禁止朱勔占用官用运粮船，禁止挖墓毁屋。朱勔小小有所收敛。不久，朱勔故态复萌，又大兴土木，建道观神霄殿，并矫诏称他自己所居的苏州孙老桥一带被皇上下诏赐予朱家，强迫周围百户人口五日内清拆搬迁。当时政治黑暗，人民连自保也不敢，只得收拾东西苍惶搬走。不仅如此，朱氏父子在苏州大兴园池，式样拟同宫禁，又招募数千人为私人卫士，“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方腊造反，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杀贼臣朱勔”，由于御史弹劾，朱勔及其子侄官职皆被黜落。方腊攻陷杭州，发现州府衙门贵宾招待所有数十人，皆锦衣金带。大刑伺侯，才知这些人皆是朱勔家奴。所以，当时的谚谣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但是，寇平之后，徽宗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宠幸信任朱勔如旧。这个大商人在锦袍上绣上金手印，告诉别人徽宗皇帝常“以手抚之”。有时从内宫饮酒归来，他又用黄帛缠臂，与人交揖，一臂不动，表示说这只胳膊刚刚被皇帝拍过。
“（朱）勔复得志，声焰熏灼。邪人秽夫，候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朱家）东南小朝廷。帝（宋徽宗）末年益亲任之，居中白事，传达上旨，大略如内侍，进见不避宫嫔。历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燕山奏功，进拜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朱家）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天下为之扼腕。”
金人侵汴京，宋徽宗退位为太上皇，朱勔想得很美，拥徽宗南行，准备想邀皇帝临幸其苏州老家，露把光宗耀祖的脸。钦宗皇帝上台后，老账新账一起算，把他贬为平民，没收财产。核查数日，竟然发现这个朱勔的田产达三十万亩之多，他物无算。大怒之下，宋钦宗把朱勔贬至循州（今广东龙川，南昆山旅游盛地所在，当时是僻荒之地）。没多久，又遣使至其贬所当众斩杀。忙乎大半辈子，搜罗金山银山，最终朱勔还是在岭南小县城把脑袋喂了大刀片子。
其四：太监“三贱客”――梁师成、杨戬、李彦
宋朝大太监虽然有名，但基本祸国殃民的坏分子皆出自宋徽宗一朝。“宋世待宦者甚严”，宋太祖开国初期，内宫只有五十几个宦者以供洒扫杂役，严令宦官中年后方可收养子为后，下诏严禁官员私蓄阉人，民间有私阉人孩童贩卖得利者，可处以死罪。“去唐未远，有所惩也，”晚唐五代的宦官之祸，宋初之人仍记忆犹新。太监王继恩于宋太宗有拥立之功，但是太宗坚定地不予他宣徽使之官。宋真宗想以太监刘承规为节度使，大臣们也一片反对声音。仁宗、哲宗两朝太后听政，如果此类事发生于汉、唐，早已是大公公们耍威风的年代，但太后与太监皆慑于“祖宗严法”，又有群臣牵制，防微杜渐，确实没有出格的祸患。对西夏战争中，虽一直有李宪等大公公掌兵当元师，可败退致祸之由基本与他们无关，反而这些人小心翼翼，还帮过不少小忙，主要原因，在于太监们手中一直没有掌兵的私权，人主喜则用之，怒则退之，他们基本搅不出大祸端。可见，北宋的宦官之所以不能酿巨祸，与当时政治制度有深刻关联。宋徽宗之前，北宋对宦者有完全区别于士大夫的阶官任命，景德年间，地位最高的宦官也不过是“从五品”，且与士大夫清流之官泾渭分明。《宋史》中的宦者传，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宦者评论是正面的，“淳谨”、“公忠”等褒义词不少。两次太后临朝，北宋仍旧没出现大宦祸。
“花石纲”的始作俑者（2）
太监们也有自知之明，大臣彭孙拼命巴结宋神宗宠信的大公公李宪，一次为李公公洗脚，他谄媚说：“太尉您这脚丫子真香呵！”李宪又笑又恶心，一大脚踹在彭孙身上，骂道：“你这个小子，谄媚太过！”童贯大公公封王拜相，确实也有平方腊、招西北的功劳，虽为祸不小，也绝非是北宋灭亡的终极原因。
宋徽宗时，公公们权力最盛，以梁师成、杨戬、李彦最“有名”。
梁师成，（别搞混了，不是大建筑师梁思成），字守道，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史书对此一直含混支吾，估计有八、九成是真。苏东坡名声一直很好，当时、后世之人都不忍心他生出这么一个坏种（何况梁师成是个太监），所以一直没人就此事“炒作”。
由于梁师成“慧黠习文法”，在宦者里面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主出外传道圣旨”，很荣耀显赫的工作。政和年间，宋徽宗尤其宠幸他，并把他的名字划入进士名籍，很类似现在的黑煤矿矿长有北大博士衔头一样，光耀一时。他主持修建明堂，并因此得授节度使，最后得拜检校太傅、太尉（三公之位，梁公公竟也能得其二）。
深知宋徽宗喜欢“礼文符瑞之事”，梁师成奉迎谨慎，深得皇帝欢喜，“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梁公公很会用权，挑选善于摹仿皇帝笔迹的书吏跟从左右，常常仿写任命诏令，与真诏令混杂在一起，“外廷莫能辨”，没有哪个官员敢问皇帝本人：王二麻子当太守的诏书是您亲自批准吗？当然，王二麻子们都曾送重礼于梁公公。大臣王黼就靠梁师成发迹，拜之为父。蔡京父子也相继谄附，时人称梁公公为“隐相”，即幕后宰相。只有士人能出钱百万，梁公公一定答应给对方廷试的机会，甚至他自己一个仆人储宏也以此得中进士，“而执厮养之役如初”。进士当成了，储宏仍安心“本职”工作，天天在梁府为公公铺床叠被。
梁师成贪财爱钱，但也有一功，即“保护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于他自认为苏轼亲生子，宋徽宗时蔡京大兴文狱，天下禁毁苏东坡诗文，“其尺牍在民间者皆毁去”，梁公公力挽狂澜，在宋徽宗面前申诉：“先臣何罪！”（我老爸有啥罪呵，他冤！），由此，“（苏）轼之文乃稍出”，现在苏东坡文集洋洋数卷，和当初梁公公的挺身保护大有关系。苏轼的儿子苏过，虽然从“辈份”上讲是梁公公的兄弟，但也“父事之”。老公公却以苏东坡遗腹子自居，待苏过如亲兄弟，并对宫廷内库的官员讲：“苏学士（苏过）支使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向上汇报”，对于老苏家真是仁至义尽。
后来，宋徽宗去王黼家花园游玩，发现其中小门暗通梁公公家，这才对梁、王二人起疑，逐渐疏远他们。
徽宗晚年，喜欢另一个儿子儿子郓王赵楷，宋钦宗的太子之位摇摇欲坠，梁师成首鼠两端，赵楷闯宫不成，钦宗已立，他才表示“坚定”站在钦宗一边，“能力保护”，依理也是有功之人。靖康乱起，大臣们纷纷指斥“六贼”乱国，有人还直斥梁师成为“李辅国”（唐代大太监），吓得老梁天天不离钦宗皇帝左右。很快，金兵兵临城下，大索宝器金银，为平民愤，钦宗派他出城献宝，半路把他逮捕，最终赐死，一条白绫送上路。
苏东坡有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病到公侯。”其实，也是悲愤郁结之言，梁师成不仅不“愚且鲁”，更是“精而滑”之集大成者，处心积虑一辈子，还是逃不脱“被杀”二字。
杨戬，自幼阉割入宫，主管御花园，“善测伺人主意”，崇宁年间有宠，主掌大晟府等“形象工程”。政和四年，杨公公已经有节度使的封号，与梁公公地位相当。不同的是，梁师成是东宫派，杨戬是郓王一派，有动摇东宫之意。杨公公最大的“贡献”是敛财，立法逼索人民田契，然后更为国有，增立租赋。有幸的是，杨公公在宣和三年即病死，宋徽宗还追赠这位财神公公为太师。
杨戬死，李彦接掌其职权，大肆搜刮民间良田，把居民田契收上来后就一把火烧毁，然后就说是公田，致使千万户人家流离失所，缺德带冒烟。如果有人诉冤，李彦马上指使官府重拁，不把人弄死不罢休。“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四处为宋徽宗搜罗奇竹异木，“经时阅月，无休息期，农不得之田，牛得不耕垦，骈财靡刍，（人民）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单单是从岭南弄一棵龙鳞荔枝树到汴京，李彦就能花费百万缗，他事可以联想。李公公四方罗致金银，兢兢业业，当时人称：“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靖康年间，一根牛筋送到面前，李公公只能把鸡脖上往上耷挂，与梁师成公公前后脚，阴曹地府去报到。
宋徽宗做皇帝，只是开始的一年多有善可陈。而后，小人迭进，蔡京攘权，天下逐渐成大乱之势。二十多年间，君也戏来臣也戏，皆拿国事、政事、边事、民事不当回事，君戏臣，臣戏君，上下相瞒，粉饰太平，“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
最后，选摘《宋史》中有关宋徽宗君臣精心营造的“良岳”描写，从一个小小侧面彰显一下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和殚竭民力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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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纲”的始作俑者（3）
万岁山艮岳。政和七年，始于上清宝箓宫之东作万岁山。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有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北直绛霄楼。山之西有药寮，有西庄，有巢云亭，有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半岭有楼曰倚翠，上下设两关，关下有平地，凿大方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雪浪。西流为凤池，东出为雁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东池后有挥雪厅。复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复有亭曰极目，曰萧森，右复有亭曰丽云、半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间。西行为漱琼轩，又行石间为炼丹、凝观、圜山亭，下视江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