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上的文明:宋辽夏金的另类史-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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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主降派（1）
――秦桧的“议和”
南宋与金朝之间的“议和”，实际从高宗赵构继位的建炎元年已经开始，只不过开始只是高宗赵构这边剃头担子一头热而已。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七月，高宗赵构即遣宣义郎付雱为使，到往粘罕（完颜宗翰）军中，“奉表通问二帝，致思慕之意。”不久，与徽钦二帝一起被北俘的宋臣曹勋得间自金国逃还，向赵构展示徽宗的手诏，“帝泣，以示辅臣”，但当曹勋建议募招敢死之士入海道间行潜入金国营救徽宗回国时，新帝的“重臣”黄潜善老大不高兴，把曹勋外贬。同年年底，高宗赵构又派王伦、朱弁为正副使节，通使于金。不巧的是，当时金军大举南下，“留（王）伦等不遣”。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六月，高宗又任宇文虚中为金国祈请使，“称臣奉表于金”，刚到金国，一行人就被金人往回打发，宇文虚中表示：“奉命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我）虚中不可独归。”金人嘉其志尚，便把宇文虚中留了下来。“金国初建，制度草创，爱（宇文）虚中才艺，每加官爵。（宇文）虚中即受之，遂与韩昉俱掌制，因是知东北之士（金人统治区）皆愤恨陷（于）陷北（金朝），密以信义结纳，金人不之觉。”宋朝之后，受蒙古人统制下的汉朝腐儒误导，皆以宇文虚中为无赖小人，其实他是一位深晓民族大义、忍辱负重的高节士大夫。
建炎三年夏（公元1129年），南宋又以洪皓为金国通问使。历经千辛万苦，走了一年多才得见粘罕，这位金酋强迫洪皓在伪齐刘豫手下做官，洪皓大义凛然：“万里衔命，正为奉二帝南归。刘豫悖迅，吾岂肯事此逆贼！吾留亦死，不事刘贼亦死，不愿苟且偷生，请下令杀我，绝不后悔！”粘罕大怒，喝金兵推出杀掉，倒是他身旁一个亲卫将校为洪皓所感动，劝言说：“此真忠臣也！”劝粘罕息怒，把洪皓流放冷山，暂贷其死。同年秋，南宋又派张邵使金。金朝左监军挞懒（完颜昌）逆见，令张邵下拜，为张学士力拒，表示南北朝臣无相拜之礼，并愤言宋金之间的曲直。挞懒大怒，取国书而去，把张邵囚禁在柞山寨。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冬，秦桧从金国“逃归”。秦桧在靖康之变时与徽钦二帝一起为金人北掳，金主把他当成一个高级奴隶赐予挞懒。“挞懒信之，及南侵，以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挞懒进攻楚州时，秦桧与其妻王氏自金营中“跑出”，归于宋朝的“涟水军”，他自称是杀掉金人看守，“夺舟而归”。归朝后，朝臣对秦桧“逃归”之说多怀疑惑：秦桧与数位宋臣同时被北俘，为何惟他一人得还？而且，“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竟然这么一个读书人路上没有金人监视看管，轻易逃归？更可疑的是，秦桧如果是被迫跟从挞懒当“参谋”，一般来讲其妻王氏会作为人质另居他处，夫妇二人竟然夫唱妇随“胜利大逃亡”，真是漏洞百出。不过，朝中大臣范宗尹和李回与秦桧是旧交，“尽破众疑，力荐其忠。”
秦桧入对，马上呈上事先草拟好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赵构览之甚悦，赞称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究其实也，秦桧抓住高宗一心与金国讲和的心理，一言中的，自然赵构“龙心”大悦。
秦桧的“逃归”，实是他与挞懒密谋后的居心良苦的“大策划”，当然，也不能说秦桧居心叵测想与金帅灭掉南宋，挞懒之意是想扶植一个傀儡，秦桧之意是促成宋金和议以实行他自己平步青云的目的。“先是，朝廷（南宋）虽数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专意与敌解仇息兵则自（秦）桧始”。
秦桧“逃归”时，涟水军卒捕得这对夫妇，见二人装束怪异，又自称自北而来，便绑个严严实实，准备当作金人奸细杀掉以邀赏。秦桧知道乱世杀人或被杀都容易，忙叩头告哀，对几个大兵说：“我乃御史中丞秦桧，这附间有秀才读书人吗，可唤来一问，他们应该知道我的名姓。”正好，旁边搭棚子卖酒的人名叫王安道，曾中秀才，大兵便唤来相问。王秀才本不知道秦桧之名，出于好心，上前做揖道：“秦中丞辛苦！”宋朝人尊重读书人，几个大兵见王秀才都认识被绑的长脚汉子，想来不是金人奸细，息起杀心，放掉秦桧夫妇。所以，历史中的偶然性不可小觑，假若当时王秀才心情不好，说他自己不知道什么“秦中丞”，几个宋兵肯定会立时杀了秦桧夫妇，既能分得财物，又可持人头去主将处邀赏，那样一来，南宋以后的历史也会全然改观。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秦桧为右相，很快他就建策，“欲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这个主张太过露骨，惹得赵构也不高兴，怒道：“朕乃北人，将安归！”不久就将秦桧罢相，“人始知（秦）桧之奸”。同年十月，先前遣至金国的宋朝使臣王伦归国。王伦在金国被软禁其间，冒死买通商人陈忠，向被囚禁的徽钦二帝转告了高宗赵构继位的消息，又探明了二帝被囚的具体位置。金酋粘罕见王伦，责问南北通和是否是王伦擅自的主张，王伦直言：“使者有指，不然，来此所为何事！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惟元帅（指粘罕）察之！”思考数日，粘罕忽然入驿馆见王伦，放他回江南，商谈金宋和议之事。由于王伦的回归“言金人情伪甚悉”，高宗赵构很高兴，优诏奖之。但当时南宋正准备议讨刘豫，金宋和议没有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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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主降派（2）
建炎三年（公元1133年），粘罕派李永寿为使，与宋使韩肖胄一起抵达江南。金自靖康之后，只见宋使往见，金使来宋，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当然，金使前来并不讲“和议”，开口就要南宋放归被宋朝俘获的刘豫手下军卒并割长江以北土地给刘豫，“与秦桧前议吻合，识者益知（秦）桧与金人共谋矣。”虽然当时南宋已拥强兵二十万，怯懦的高宗赵构仍遣使议和。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夏，宋徽宗死于五国城。时被拘押于金国的宋朝最早一批使臣如朱弁、洪皓等人，闻徽宗皇帝崩讯，泣血服丧，以尽臣子之礼，“金人义之而不责”。直到两年后，宋使何藓返归，举朝上下才得悉徽宗皇帝与宁德郑皇后的死讯，南宋君臣发丧成服。由于与金国恢复和议，被外贬的秦桧又返朝得用，最终又入朝为枢密使。
金人废掉刘豫后，挞懒（完颜昌）对宋使王伦说：“你回去报知江南（南宋），自今开始，和议可成。”王伦到杭州，面见高宗，汇报说金人答应归还徽宗皇帝的梓宫（尸棺）及高宗生母韦氏，还要把江南地划归南宋，高宗大喜，立遣王伦回金国奉迎其生母及父亲的尸骨。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秦桧得拜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军政大权皆归于一人之手。老秦翻云覆雨，先后摆平政坛老对手赵鼎和张浚，终于得掌朝权。六月，王伦偕金使前来，复命迅速。本来，挞懒等人准备把河南地归还宋朝的动议，金国朝议时多有贵族大臣反对，但挞懒当时与金太宗的长子完颜宗磐联手，在朝中炙手可热，特别是他们联手扳倒粘罕（完颜宗翰）一系的势力后，很想再趁势把金熙宗完颜亶也做掉，推完颜宗磐为帝。挞懒（完颜昌）之所以如此“热衷”和议，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刚刚被封为“鲁国王”，秦桧暗中写信劝他“就封以治鲁地”，出于一已私心，挞懒归还宋朝的河南地，以图南宋君臣对他感激涕零，成为刘豫的伪齐又一个“翻版”，听命于他，助他日后在金国日益坐大，直至拥完颜宗磐坐上帝座。所以，绍兴年间，宋金第一次和议，金国方面完全是由挞懒、宗磐等人强行通过，金熙宗和诸多大臣根本心中不情愿。
和议进行之间，宋朝多位大臣上表，表示：“国耻未雪，义难讲好”，均被秦桧窜逐，不久，他又把丞相赵鼎和副相刘大中也排挤出朝。秦桧主持和议，开始心里也七上八下，经过多日观察，高宗赵构又表示：“朕独委卿”，秦桧这才放开胆子去干。其亲信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复姓勾龙，原为“古勾芒”部落族姓，因“古”与高宗赵构名有讳，改姓勾龙）为其出主意：“相公（宋朝对宰执大臣的尊称）为天下计，而邪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谏，使（台谏官）尽击去，则事定矣。”秦桧大喜，以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严劾持异议者，封闭所有反对议和的言路。这年十一月，王伦与金使张通古偕来，“所过州郡迎以臣礼”，而且，张通古的身份是“江南诏谕使”，并非把宋朝当平等邦国看待，而是完全待以藩属之礼。
虽然秦桧、高宗和议谋定，群臣不依不饶，纷纷上书，要求高宗赵构不要屈辱地向金国称臣，以中华而奉夷狄，言至痛切。特别是枢密院编修胡铨，愤然抗疏，洋洋千言，称王伦、秦桧奸邪，当斩杀二人以谢天下，并在疏奏最后写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金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书上，高宗、秦桧大怒，本想杀掉胡铨，迫于公论，把这位诤臣削职投至广州盐仓去看门。
禁锢朝士之口容易，打发金使却难。依照和议，南宋为臣，金朝为君，宋高宗本人应该跪接金朝皇帝的“诏书”，赵构虽庸怯阴险，为人也挺要面子，对秦桧说：“朕嗣守祖宗基业，岂受金人封册？”同时，大将韩世忠、杨沂中等人也对秦桧表示：“朝议籍籍，军民洶洶，如果引起事变，谁来负责？”而后，诸将帅又联名上书台谏。最后，还是秦桧心腹勾龙如渊等人出主意，让高宗以守丧三年不能出见金使为名，秦桧以宰执身份代替高宗“诣馆受书”。金使张通古本来不答应，王伦急得对他又逼胁又吓唬，张通古也怕自己完不成使命，便答应秦桧可以替高宗拜受金朝国书，同时要求宋朝“百官备礼”临观受书礼。这个场面好应付，南宋大臣们当然集不全，秦桧密命尚书省的大小官吏随从穿上朝服冒充百官，与他一起拜受金国国书。最终，终于使宋金第一次和议达成。
说起张通古，须带讲一下金朝的民族关系。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人，辽朝进士，本是契丹统治下的汉人。完颜宗望占领燕京时，召其于幕下，开始为金朝效力。言至民族，“等级区分”，一般人只知道元朝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分，殊不知金朝的民族压迫更加严苛，金国民族“层级”分为五等：女真、渤海、契丹、汉儿，特别注意的是，金朝人所称的“汉儿”专指原契丹辖境内的汉人，后来占领的河南、山东一带的汉人，金人则称为“南人”（元朝时把起先占取金地人称为“汉人”，南宋人称“南人”）。此外，辽朝时，契丹统治者并未强迫境内汉人改服改俗，但金初女真人和他们的后代一样就有“剃发左袵”的强迫命令，其发式与满清相似，中间留发的一撮，面积似乎更小一些，而且金初女真人“剃发易服”的命令十分严酷，凭此杀害了不少汉人，直到海陵王完颜亮时期才有所舒缓（“诏诃南民，衣冠许从其便”），当然，其黄河以北占领区还是严格实行“剃发左袵”令。金世宗以后，汉人、南人在金廷人数越来越多，忠心卖命的不少，因为这些人也有自己一套“忠君”理念。但是，金朝的民族界限始终未泯，恰如满清。
理直气壮主降派（3）
消息传出后，南宋举国皆愤。当时身在洪州的李纲上疏：
“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今（王）伦之归，与金使偕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圣，而陛下应天顺人，光复旧业。自我视彼，则仇雠也；自彼视我，则腹心之疾也，岂复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问，冠盖相望于道，卑辞厚币，无所爱惜者，以二圣在其域中，为亲屈己，不得已而然，犹有说也。至去年春，两宫凶问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领。今伦使事，初以奉迎梓宫为指，而金使之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自乖戾，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不待诘而可知。
“臣在远方，虽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岁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
“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也。必继有号令，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赋，或朘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以为权时之宜，听其邀求，可以无后悔者，非愚则诬也。使国家之势单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为此，固犹不可，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与有识者谋之，尚足以有为，岂可忘祖宗之大业，生灵之属望，弗虑弗图，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高宗心中不爽，也只能隐忍不发，毕竟做出如此亏心事，李纲直言，字字触及“灵魂”与“痛处”。
文臣如此，武将也有多人上疏反对和议，韩世忠四次上疏要求举兵与金国决战，皆“不报”。金使张通古返国时，韩世忠在洪泽镇埋伏人马，准备截杀金使以坏和议，“不克而罢”。
高宗赵构当时之所以心急火燎地不惜屈膝为臣与金人议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是他听说金人废刘豫后，又想拥立其大哥宋钦宗在河北为傀儡皇帝。高宗最怕金人这一手，那样一来，他这个“皇帝”之弟，不可能再在帝位上坐着与兄皇兵戎相见，可见金人此招最灵，实为一剑封喉的伎俩。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四月，王伦亲至汴京，见金兀术，“交割地界，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府、宿、亳、曹、单州及陕西、京西诸州之地。（金）兀术遂自祁州渡（黄）河而去，移行台于大名府。”虽如此，其实金兀术（完颜宗弼）与金国大酋完颜宗干皆一心要“收复”归宋之地。果然，金兀术等人与金熙宗密谋，稳住先前主张与宋议和的挞懒一系人员，并扣押了正要回国复命的王伦。王伦见势不妙，忙遣人兼程逃回南宋，要朝廷提早安排兵卫，以防金人渝盟。当年八月，王伦在中山（今河北定县）为金人正式拘捕，不久被押往金兀术所在的祁州（今河北安国）。同时，金朝内部###白热化，以吴十谋反案为引子，金熙宗在金兀术等人帮助下，逮捕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