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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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组中，三分之一的人曾有大学辍学的经历，四分之一的人只有高中学历。C组中的150个人——其中不管是谁，在他的生命中，都曾被人们称为天才——最终却只有8个人真正说得上拥有研究生学历。
是什么造成A组和C组如此大的区别？特曼找了一切能想到的原因试图解答这个疑问。他调查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状况，他们的“男子气或女子气量记录”，他们的业余爱好和职业兴趣；他将他们开始走路和说话的年龄进行比较，将他们在小学和中学时期的IQ精确值也进行对照。然而，他最终却忽略了一个因素：家庭背景。
A组中的人绝大部分来自中产阶层或者上层家庭，他们的家里摆满了书籍。A组中，有一半人的父亲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在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相反，C组中的家庭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他们的父母在八年级之前就辍学了。
特曼曾经让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深入访问A组和C组的特曼人，评定这些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他们所发现的和你预想的没多大出入。只要你让那些生活在协同培养环境中的孩子与生活在自然成长氛围中的孩子进行对比，就会发现A组的孩子被认为更加机警、镇定、富有魅力、穿着得体。事实上，如果你在两个不同人种之间进行比较，你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而且不同人种在以上四个维度都会得到不同的评价。当然，你不是在不同人种之间进行对比。你看到的差别，只不过是因为有的家庭教育他们的孩子必须向世人展现自己最好的风貌，而有的家庭却忽视这一点。
最后，特曼失望透顶。别忘了，C组特曼人的天资曾是那样聪慧。假如在他们还是五六岁的时候，你遇见了他们，你一定会被他们的好奇心、敏捷的思维和焕发的才华所折服。他们确实卓尔不群。但是特曼研究的最终结果，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来自底层社会或者贫困家庭的天才少年能够闻名遐迩。
那么，C组的特曼人在哪个方面存在缺陷？这个答案并不需要千辛万苦地寻找，这不是因为他们的DNA编码或者是大脑神经网络有什么不同。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环境：这种环境能帮他们养成面对世界的正确态度——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天才需要它，我们就应该为他们创造这样的环境。C组的特曼人是被浪费的天才，事实上他们不应该沦落到这一步。
6．
如今，克里斯·兰根生活在密苏里州乡下的一个养马农场。多年以前，他在结婚之后便搬到了这里。虽然已经50多岁，但他看起来却显得年轻很多，他拥有后卫球员那样的体形，他宽厚胸膛上的筋肉非常强健。他的头发从额头一根根地梳到脑后，他留着灰色的胡须，戴着太阳镜，显得很优雅。透过他的眼睛，你可以看到他眼睛后面隐藏的智慧。
“我典型的生活，就是起床之后弄一点咖啡。然后走到里间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工作，无论怎样我都会工作到晚上，”他不久之前告诉我，“我发现如果我在上床之前想到一个问题，我只需要在入睡的时候把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每一次我都能在第二天早上找出答案。有时我能梦到答案，并且能够记住答案；有时我只能感觉到答案在哪，我开始把想法输入电脑，答案很快就能在电脑页面上显示出来。”
他正好阅读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作品，他有一大堆的书需要研究。他一直都是从图书馆借书来读。“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越是接近事物的本质，他就越是生活得更好，”他说。
兰根看起来很满足。他有农场的动物需要伺候，有书需要读，有妻子让他去爱。这是比做大人物更加惬意的生活。
“我不认为外面有什么人会比我聪明，”他继续说道，“我从来没遇到一个比得上我的人，也没听说有什么人居然比我拥有更强的理解能力。我从没见过，我想我也不会见到。我想我能够接受挑战——如果有人向我提出挑战——‘哦，我想我肯定比你聪明’。我乐于看到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想我能战胜他们。”
他说的话听起来有些张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刚好相反——他的论调倒像是自我辩解。他几十年都在为自己的一套说辞努力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没有只言片语出版过，即便有一些物理学家、哲学家或者是数学家能够正确判断它的价值，但他们都没有读到过它。而他，是一个目前依旧影响着世界的人，一个拥有独一无二的智商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在一所名校主持过学术研讨会。他现在生活在密苏里州北部一个随时可能倒塌的简陋养马农场，他喜欢穿着牛仔裤、短T恤靠在门廊后面坐着。他知道自己看起来是一副什么模样：这与天才克里斯·兰根的形象格格不入。
“我从来不想费尽周折地跟主流出版商纠缠，”他承认，“不断寻找、咨询出版商，希望能找到一个代理，这种事情就需要这样做。但我没有，我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每一次思考出来的结论最终都遭遇挫折。他知道自己应该更好地和社会沟通，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做。我的天，他甚至还不知道该怎样和自己的微积分老师交谈。智慧是一码事，精通世故又是一码事，较低的智力却可能精通世故。成就事情少不了智商之外的其他能力，但克里斯·兰根缺少这方面的能力。这不是借口，这是事实。他注定是一个人孤独行走，没有人愿意这样孤独地走下去——无论是摇滚歌星、职业运动员、软件领域的亿万富翁，还是其他天才。
第五章 乔·弗洛姆的三节课
“玛丽会收25美分。”
1．
乔·弗洛姆（Joe Flom）是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LLP）最后一位尚健在的“指定合伙人”。他在曼哈顿康泰纳仕塔楼最顶层的一角拥有一间办公室。他身材矮小，稍微有些发福。他的脑袋比较大，一双大耳朵显得挺长，他细长的蓝眼睛隐藏在一副特大号的太阳镜后面。与壮年时期相比，他已经算是苗条了不少，那时候他的体重严重超标，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摆摆。他思考的时候常显得心不在焉，说话的时候总喜欢喃喃自语。只要他一走进世达律师事务所的大厅，里面立即会变得安静起来。
弗洛姆自小生活在布鲁克林市区公园附近一个令人沮丧的地区，他的父母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他的父亲伊萨多，是外衣制造业一个协会的组织者，后来他专门缝制女装的披肩；他母亲的工作属于计件工作——在家里为别人的衣服缝制饰品。他们穷困潦倒。在他的记忆中，几乎每一年他们都要搬一次家，因为那时候的租税制度规定，房东必须免去新租户一个月的房租，正因为这样，他们搬一次家，就可以节省一部分费用。
读完初中，弗洛姆通过了汤森哈理斯公立高中的入学考试，这是位于曼哈顿列克星敦大道的一所著名高中。在这所高中短短的40年中，培养出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六位普利策奖获得者、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和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也来自这所高中。弗洛姆来到这里，他的母亲每天早上都会给他一角硬币吃早餐——在勒迪克吃三个油炸圈饼、喝杯橙汁或者咖啡。放学之后，他就到外衣制作区推手推车。他在上曼哈顿地区的城市学院读了两年夜校——为了维持生计，他白天一直在工作——随后他报名参军，在服役期间，他申请了哈佛大学法学院。
“从6岁开始，我就希望自己能进入法律界，”弗洛姆说，但他没能在学院获得学位，哈佛大学遗弃了他。“为什么？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为什么我只适合去切面包，”他解释说，一如他言简意赅的言谈风格。在20世纪40年代，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弗洛姆从来没有做过笔记。“我们无一例外都要经历枯燥无味的一年，我们必须呆在教室认真做笔记，根据笔记写一个纲要，然后再把要点整理出来，最后写在一张放在最上面的薄光泽纸上，”弗洛姆的同班同学查尔斯·哈尔说，“我们循规蹈矩地学习那些案例，但这对乔不适合。他几乎从来不记笔记。他拥有一种潜质，能‘像律师一样思考’，而我们在这方面却总是差强人意，他拥有过人的判断能力。”
弗洛姆曾是《法律评论》（Law Review）的编辑——这是赋予班级最拔尖学生的一项荣誉。第二年的圣诞假期属于弗洛姆的“应聘季节”，他来到纽约参加一些大律师事务所的面试。“我还是一个难看、笨拙、一身肥肉的男孩。我觉得非常郁闷，”弗洛姆回忆说，“到了应聘季节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班有两个人依旧没找到工作，我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有一天，我听我的老师介绍说有些家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于是我就去拜访他们，在交谈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给我强调到一家还没有一个顾客的公司干活的风险。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是喜欢上了他们。所以我说，即使是地狱，我也应该试一试。他们每一年只有3 600美元的收入，这是最初的薪水来源。”起初，经营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只有马歇尔·斯克登（Marshall Skadden）和莱斯利·阿尔普斯（Leslie Arps）——此前他们希望成为华尔街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但被拒绝了——另外一个合伙人，就是在泛美航空工作的约翰·斯莱特（John Slate）。弗洛姆成为了他们的合伙人，他们在华尔街雷曼兄弟大楼的最上一层拥有几间办公室。“你知道我们的法律业务开始怎么做吗？”弗洛姆笑着说，“但不管怎样，最终一切都还是送上门来了。”
1954年，弗洛姆成为了世达律师事务所的任事股东，这时，事务所开始飞速发展。事务所拥有了100名律师，很快这个数字就变成了200。当事务所的律师达到300个的时候，弗洛姆的一个合伙人——莫里斯·克莱默——找到他，对他说自己觉得心虚，因为很多律师都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世达已经够大了，克莱默说，很难想象再扩大规模和增加雇佣人员的事务所是什么样子。弗洛姆告诉他：“啊哈，我们的计划是达到1 000名员工。”弗洛姆从来就不缺乏野心。
现在的世达律师事务所已经拥有了2 000多名员工，23间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事务所每年的收入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它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在他的办公室，挂着他和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合影的照片，他现在住在曼哈顿上东城区一栋豪华住宅的休闲公寓里。在过去的30年中，如果你接管了一家福布斯500强的公司或者接管的是另外一家公司，或者你注定要成为大亨，那么，约瑟夫·弗洛姆就应该是你的律师，而世达就应该是你选择的律师事务所——如果不是，那么你最好再认真考虑一下。
2．
我相信你现在对我讲的这个故事将信将疑。一个富有才气的外来移民的孩子，他虽然克服了贫穷和绝望，但不可能在市区乏味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不可能只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就挣大钱。这是一个从穷光蛋到富翁的故事，但是我们前面所有的故事都认为成功是不可能发生在穷光蛋身上的，无论是曲棍球运动员、软件行业的亿万富翁，还是特曼人，他们都不是这种人。成功人士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获得成功，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自身之外的很多因素。他们的成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
那么，正如我们前面对比尔·乔伊和克里斯·兰根所做的分析一样，现在我们也利用前面四章所学到的方法，来对约瑟夫·弗洛姆进行分析。人们很少说到乔·弗洛姆的智商、性情、雄心，虽然他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很丰富；他的客户也没什么热情洋溢的评语，没人说他是一个天才；一路飙升的世达律师事务所也没什么缤纷多彩的故事。
我们将要讲述的，是来自纽约移民社会，一个名叫乔·弗洛姆的人取得成功的系列故事——我们将从一个学法律的学生，一对名为莫里斯·詹克洛和莫特·詹克洛的父子，一对叫做路易斯·鲍各尼特和瑞吉娜·鲍各尼特的夫妇那里听到这个故事——希望能从他们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乔·弗洛姆的机遇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些卓尔不群的人都受益于各方面的因素，那么，我们是否能抽丝剥茧地对乔·弗洛姆的生活环境进行分析，从而找到成就他一番事业的主要原因？
我们常常听别人讲一些从穷光蛋到富翁的故事，因为一个敢于挑战艰难困苦的孤胆英雄，必有他自身的魅力。与那些虚构的英雄故事相比，乔·弗洛姆生命中的真实故事更令人着迷，因为他生命中的所有事情看起来似乎都是不利条件——他是一个外衣制作工人家的穷孩子；身为犹太人的他，生活在一个犹太人受尽歧视的时代；他的成长历程令人觉得沮丧——要获得好的转机，似乎非常渺茫。乔·弗洛姆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但他也许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卓越者。在本章的后面部分，乔·弗洛姆的人生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上几堂颇有教益的课，我们将从这些故事里面了解纽约城的法律世界，从而可以在不知道任何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推想这座城市最具实力律师的境况，他们的家庭背景、年龄和出身。
第一课 成为犹太人的意义
1。
亚历山大·比克尔是乔·弗洛姆在哈佛法学院读书时候的同班同学。像弗洛姆一样，比克尔是一位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的儿子，他住在布鲁克林。像弗洛姆一样，比克尔先是进了纽约的一所公立学校，随后在城市学院读书；像弗洛姆一样，在法学院读书的比克尔，是班里的“名角”。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癌症缩短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很可能成为那一代人当中最好的宪法学学者。像弗洛姆和其他同班同学一样，比克尔也在1947年圣诞节期间的“应聘季节”来到曼哈顿，希望谋到一份工作。
他找工作的第一站是默基·罗斯律师事务所（Mudge Rose），和当时那些事务所相似，这是一家创办于1869年，位于华尔街的既传统又乏味的律师事务所。在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赢得总统大选之前，这里曾是他工作的地方。“我们就像一些女士一样，希望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只出现两次——出生的时候和死去的时候，”事务所一位高级合伙人曾用这样一句话恰如其分地说到自己。比克尔被带着到事务所转来转去，见了一个又一个事务所的合伙人，最后他被带到一间藏书室去会见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你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一间摆放着暗色书架的房子，地上铺着边沿已经磨损的波斯地毯，书架上一排一排全是皮革包起来的法律书籍和文件，墙上挂着默基先生和罗斯先生的油画。
“当他们让我完成了所有的面试和其他程序之后，”比克尔在很多年之后说到，“我就被带到了那里（去见高级合伙人），他竟然自己先开口谈到我的身世。”——你可以想象，当比克尔听到别人委婉地说到自己的移民身份时，他是怎样的惊讶。“我之所以到这，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我明白，像他这样的公司，雇用一个像我这样身世的职员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当他吹捧我取得的成绩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明白，他实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