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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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颠覆特曼的结论。那就是在“特曼人”出生时，将“特曼人”分为两组，把1903年至1911年出生的“特曼人”归为一组，然后再把1912年至1917年出生的“特曼人”归为另一组。或许就可以明显看出，那些来自出生年份较早的群体中的“特曼人”更可能失败。
这种解释与20世纪的两大灾难事件有关：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你是1912年以后出生，比如1915年，你大学毕业时，经济大萧条的最坏时期已经结束。此后，你被选去服三四年的兵役，这就成了你人生中的一个断点（当然，假设你没有在战争中牺牲的话）。
出生于1911年以前、成为“特曼人”的孩子，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刚好大学毕业，那时工作机会很少。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已经快40岁了，也就是说，当他们被选去服兵役时，他们不得不中断本已步入正轨的事业及家庭生活。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讲，1911年以前出生的人几乎都是不幸运的，20世纪最大的灾难在不该来的时候恰恰砸中了他们。
同样，这种人口统计学的逻辑也可以适用到纽约的犹太裔律师身上，比如说莫里斯·詹克洛。市中心律师事务所的门是不会向他们敞开的，所以他们蜂拥着独自创业，处理关于遗产、离婚、合同及其他一些小纠纷的案子。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几乎所有的独自创业者都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大城市中，几乎一半的律师从业人员都挣不到能够维持当时美国家庭生活标准的钱，”杰罗德·奥尔巴赫（Jerold Auerbach）在讲到纽约大萧条时期，这样写道，“一年以后，1 500名律师准备像乞丐一样向社会要求给予相应的救助。犹太律师们（大约是市内律师从业人数的一半）觉得像他们这样继续开业，俨然是‘有尊严地饿死’”。且不说他们花了多少年苦心经营，即使和那些基督同行们相比，他们的收入也“少得可怜”。莫里斯·詹克洛出生于1902年，经济大萧条开始时，他刚结婚不久，刚买了一辆新车，刚搬到皇后区，他把全部赌注都押在撰写商业法律文件上，但他的时机实在是糟糕透了。
“他打算大赚一笔，”莫特·詹克洛讲到他的父亲时说，“但是经济大萧条扼杀了他的致富梦，他没有一点储蓄，也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从那时起，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书记式的律师。打那以后，他没有勇气再冒险，他受够了。我父亲曾经因为25美元出让了自己法律文案的所有权。他有一个在牙买加储蓄银行工作的朋友，这位朋友经常照顾我父亲一些生意。为了25美元，我父亲放弃文案的所有权，为此他几乎要自杀。就是为了25美元！”
“我还记得有天早上，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块商量，”詹克洛接着说，“他说，‘我现在只有1美元75美分，我坐巴士需要10美分，坐地铁需要10美分，买三明治需要花15美分’，然后他把剩下的给了我母亲。他们是那样窘迫。”
3．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看他们的经历与同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莫特·詹克洛有什么异同。
看一看下面的图表。这张图表显示了美国从1910年至1950年的出生率。在1915年，几乎有300万的新生儿；到了1935年，新生儿的数目降到60万；又过了15年，新生儿的数目又重回到300万。更确切地说，每1 000个美国人中，就有29。5个婴儿出生于1915年；18。7个婴儿出生于1935年；24。1个婴儿出生于1950年。20世纪30年代因此被称为“出生低谷”。为了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度过困境，美国的许多家庭都不要孩子，结果是，那10年出生的一代人在数量上比在他们之前及之后出生的人都显著减少。
1910 2；777；000 30。1
1915 2；965；000 29。5
1920 2。950；000 27。7
1925 2；909；000 25。1
1930 2；618；000 21。3
1935 2；377；000 18。7
1940 2；559；000 19。4
1945 2；858；000 20。4
1950 3；632。000 24。1
经济学家H·斯科特·戈登曾经这样描述出生在那一时期的人的专有待遇：
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时，他看见的是宽敞的医院，之前的一个出生高峰，使这里一切设施应有尽有。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时间宽裕，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在下一个出生高峰来临之前，他们可以安然度过这段短暂的平静期。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高大的教学楼伫立在那里等着他，很多老师张开双臂欢迎他。到了高中，篮球队虽然不如以前的篮球队打得好，但是此时在体育馆里活动不再是一件难事。大学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所，班里和宿舍空间很大，咖啡厅人也不多，教授能够殷切教导。接下来，他跻身职业生涯，此时的应聘者很少，而公司对人才有很高的需求，因为在他之后，涌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构成了强大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这使得公司能够扩大现在的人才需求。
在纽约，3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数很少，以致在学校，一个班级的人数，还不超过25年前的一半。
学校很新，它是为之前生于出生高峰的那一代人建造的。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学校老师们的工作被看成是地位很高的一份工作。
“在20世纪40年代，纽约市公立学校曾被认为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学校，”曾经写过大量纽约教育史的纽约大学教授戴安·罗维奇说，“这些三四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在另外的时代另外的地方可能就能成为大学教授。他们才华横溢，但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职位，在公立机构教学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工作，因为这里很安全，有养老金，而且不会下岗。”
这样的态势使得那一代人去上大学时也受益，例如特德·弗雷德曼，他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名的律师之一。又比如弗洛姆，一个家境贫寒的犹太移民的后代。
“我的选择是城市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弗雷德曼说。城市大学是免费的，而密歇根大学，现在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那时的学费是一年450美元。“事实上，一年之后，如果你的成绩好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奖学金。”弗雷德曼说，“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成绩好的话，我只是第一年才需要付学费。”弗雷德曼最开始的意向是留在纽约。“我去了城市大学，在那里呆了一天，感觉非常不喜欢。我觉得这就像在布朗克斯科技学校（弗雷德曼的高中学校）再待四年一样，于是我收拾了一下行囊，搭着别人的便车，就去了安娜堡。”他继续说道：
整个夏天，我的口袋里也才200多美元。为了赚够450美元的学费，我曾在卡茨吉尔区工作，交完学费之后，我口袋里还剩下这么些钱。然后，我在安娜堡一家别具一格的餐馆里做服务生，晚上我还到位于红河区的福特工厂去打工。那时得到的都是现金，找到那样一份差事也并不难，工厂一直在招人。我还有另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在我成为一名律师以前报酬最高的在建筑工地打工。在安娜堡的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建造克莱斯勒测试场。在法学院上学的夏天，我就到那打工。这些工作的报酬很高，也许是因为加班加点干活的缘故。”
让我们回味一下这个故事。我们从中得到的第一条教益，是说弗雷德曼努力工作，为自己负责任，使自己完成学业。但第二条教益，也许是更重要的一条教益，是他恰巧赶上美国那个只要你想努力工作，你就有可能为自己负责任并完成学业的时代。当时，弗雷德曼正处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利的经济”背景下。他是出生在布朗克斯区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没念过大学。但是，看看他，对他来说，接受良好的大学教育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他毕业于当时全世界都著名的纽约公立高中。他的第一志愿是能够免学费的纽约市公立大学，第二志愿才是密歇根大学，学费也仅是450美元，而且他毫不费力就被录取了。正因如此，他才可以今天到这个大学看看，某一天又到另一个大学转转。
他怎样去安娜堡呢？搭便车，用他暑假打工的钱。当他到了那里之后，立刻可以得到很多好工作，可以帮他支付其他费用，因为那里的工厂正“求贤若渴”。当然，他们也是：不得不养活30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人，及之后的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必然能够获得成功的判断不仅仅来自我们自身，也不仅来自我们的父母，它还来自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自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呈现给我们的特殊机会。对于一个年纪轻轻希望便成为一名律师的人来说，如果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事，就像编程专家最好出生于1955年或一名企业家最好出生于1835年一样。
如今，莫特·詹克洛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俯瞰纽约公园大道那些充满了现代艺术作品的办公室——其中一些是杜布菲的艺术作品，另外一些则是安塞姆·基弗的。他会讲很多令人愉快的故事。（我母亲有2个姐妹，一个活到99岁，另一个在90岁去世。99岁的这位姨妈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嫁给我叔叔艾尔，他是美顿芳的销售主管。一次我问他，“叔叔，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他回答说，“孩子，当你离开纽约后，可以看到每个地方其实都是布里奇港。”）他让我感觉他在思考世界。“我一直是个冒险家，”莫特说，“最初，当我建立这个电报公司的时候，我在做一些如果我不退出就可能会破产的交易。但我有信心可以获得成功。”
当莫特·詹克洛这代人的出生环境最为理想时，莫特·詹克洛去了纽约的公立学校；而莫里斯去公立学校则是这一代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候。莫特·詹克洛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因为处于人口出生率低谷的孩子可以选择他们的学校；莫里斯·詹克洛去了布鲁克林法学院，这是1919年时，移民能去的一所好学校。莫特把他的电报公司卖了数千万美元；莫里斯的文案所有权则只卖了25美元。詹克洛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像乔·弗洛姆那样瞬间实现辉煌人生的人，并不是任何时代都能有的。即使是最有天赋、受过最好家庭教育的律师们也无法逃脱时代的限制。
“我母亲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直到临死前的五六个月，”弗洛姆·詹克洛说，“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她说了很多从前从未提过的事。1918年，她的一些朋友死于流感，那时候她泪如雨下。那一代人——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经历过很多。他们经历了大流感，那场灾难意味着什么？它夺走了世界上1/10的人口。街上充满了恐慌，朋友们都在死去。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是大萧条，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没什么好的机遇，那是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如果那时候的某个人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他可能会非常成功。”
第三课 服装业和有意义的工作
1889年，路易斯·鲍各尼特和瑞吉娜·鲍各尼特在汉堡港登上了远赴美国的客轮。路易斯来自格拉西亚，当时属于波兰管辖。瑞吉娜则来自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他们刚结婚几年，有了一个小孩，他们的第二个宝宝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在这13天的旅途中，他们睡在轮机舱甲板上用稻草铺成的床上，当船颠簸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床铺紧紧绑起来。他们认识纽约的一个人：10年前移民到美国的鲍各尼特的姐姐莎莉。还好，他们的钱足够他们坚持几星期。就像在这些年里移民到美国的其他移民一样，他们的一切都处于难以预料的境遇。
路易斯和瑞吉娜在纽约东部贫民区的埃尔德里奇街租了一个小公寓，他们一个月需要支付8美元的房租。路易斯四处寻找工作，他看到了街道上到处都是小商贩和卖水果的人，还有那些拥挤在街边推手推车吆喝的小贩。这些嘈杂的人流让那些过去的世界在他眼中变得模糊，他变得欢欣鼓舞。他去了他姐姐在洛得洛街的鱼店，并说服姐姐借给他托运鲱鱼的本钱。他装了满满的两桶鱼，在人行道旁反反复复用德语叫卖着：
煎的，
烤的，
炒的，
炖的，
吃着爽口，
顿顿回味，
人人都喜欢！
那个周末，他赚了8美元。第二周，他赚了13美元。这个收入还不错。但夫妻俩觉得，做这个生意，看不到能有什么长远发展，路易斯决定推着手推车去做生意。他卖毛巾和桌布，但运气不大好，于是又转做笔记本生意，之后是卖香蕉、短袜和长袜。干手推车小贩真能有前途吗？这时瑞吉娜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一个女儿，路易斯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现在他得养活4口人了。
在这个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些天，正当他觉得无望的时候，未来的答案却明朗起来，那就是做服装生意。当时他正坐在一个翻过来的箱子上，吃着已经晚了的瑞吉娜给他弄的三明治中饭。围绕着他的，是处处在营业的小店，里面卖着套装、女装、工作服、衬衫、休闲服、裤子，这些服装都是来自家庭手工制作，或是裁缝定做的，这是他的一个新发现。
“对我来说，这里最大的奇迹不在于庞大的服装数量，尽管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多年以后，鲍各尼特在成为妇女儿童服装制造商之后写到，“但事实就是，在美国，即使穷人也不愿意花时间在无聊的衣服缝制上，他们会选择去小店购买自己所需的服装。”这个领域，是个可以进入的领域，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领域。
鲍各尼特拿着一个小笔记本，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记下人们的穿着和正在销售的衣服——男装、女装、童装。他想找到“新颖的”题材，寻找那种在市场上找不到的、但人们正在穿的款式。他又走了4天，这一天晚上，当他往家赶的时候，他看到6个女孩在玩跳房子游戏。其中一个女孩在衣服外面穿着镶边的围裙，前面是低领，后面有个系带。他猛然发现，之前的那些天，他从没在东区那些服装琳琅满目的衣饰店里，看到过这样的围裙，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他回家告诉了瑞吉娜。瑞吉娜刚到美国时，买了一台老式的缝纫机。第二天早上，鲍各尼特到郝斯特街的一个干货店买了100码条纹棉布和50码的横木，回到他们的小公寓，他把这些东西搁在起居室的桌子上。瑞吉娜开始裁剪棉布——小尺寸的裁给初学走路的孩子，大尺寸的裁给稍大点的小孩——她裁出了40个围裙的样式，然后她开始缝纫。午夜时分，她才上床休息，路易斯接着干妻子没干完的活。拂晓时，他的妻子一起来就开始挖纽扣眼，钉纽扣。早上10点，围裙算是做完了。路易斯拿着这些围裙，试着到赫斯特街上卖卖看。
“儿童围裙！小女孩的围裙！花的10分钱，白色的15分钱！小女孩的围裙！”
到1点钟的时候，40个围裙全卖光了。
“孩子他妈，我们找到好生意了，”他从赫斯特街上一路飞奔回家后，他对老婆高喊着。
他抱着她的腰，欢快地转了一圈又一圈。
“你得帮我，”他大声嚷着，“我们一起做！孩子他妈，我们找到生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