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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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漫长的候降经历——这不但使他们在空中多盘旋了80分钟，而且同高空飞行相比，低空飞行会使飞机燃烧更多的燃料。
“他们驾驶的是707，这种飞机不但很旧，而且很难控制。”怀特瓦特说道，“它是上一代的飞机，飞行中你需要做许多工作，它的控制系统也不是水力发电的。开这种飞机你一定要有很好的体能，在飞行中它很重，需要消耗很大的体力，就好比你在划船时一样。我最近开的飞机可以一伸手就触到许多操纵装置，我也用指控杆。飞机的仪器都很大，像咖啡杯那么大。他们的自动飞行系统失灵，因此机长不得不去留意观察其他九个咖啡杯大小的仪器。当他的右手控制速度时，左手还需要操控飞机，他的精力被完全占用，已无力顾及其他。当你疲惫的时候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决策能力消耗一空。你开始忘记事情，或许几天后你才会重新记起。”
从事故现场黑匣子的记录里，我们得知在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里，卡维德机长一直重复要求空中交通指挥控制中心（ATC）将指令翻译成西班牙语，这表明他已没有精力再去使用英语。并且有九次，他不断要求重复指令“请再大声些”。在最后时刻，他说：“我听不见！”当飞机在肯尼迪的东南部盘旋了40分钟后——驾驶舱里的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没有燃料了——飞行员可以直接要求将飞机降落在宾夕法尼亚，那儿只有65英里之遥。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就好像他已经被锁定在纽约。在着陆失败后，地面接近警告系统曾提示不下15次，警告他们距地面太近，但机长好像患了健忘症。当他着陆失败后，他应该立刻再回旋一圈，但是他没有，他太疲惫了。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机舱内死一般的沉寂。坐在卡维德身旁的，是他的副驾毛里西奥·克鲁兹。根据飞行记录，驾驶舱内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瑟瑟声和引擎的噪音声外别无它响。同空中交通指挥控制中心沟通是克鲁兹的职责，那个晚上，他的角色十分重要，但他却表现得异常被动。直到在肯尼迪机场东南部因等候降落而盘旋了三个地方之后，克鲁兹才对交通指挥控制中心报告说，飞机的燃料无法支持飞机到达他们指定的机场着陆。然后他得到ATC的回复：“再等等。”此后是：“正清理肯尼迪机场。”过后调查人员曾猜想，阿维安卡的飞行员一定认为，ATC将优先考虑让他们着陆，将他们排在肯尼迪机场长龙般候降队伍的最前面。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被优先考虑，他们只是被排到队伍的后面。这是个多么严重的误解，这会导致飞机机毁人亡。但飞行员有没有再次提起并进行求证呢？没有，在后来的38分钟内他们没有再提起没有燃油这件事。
5、
对于怀特瓦特来讲，驾驶舱内的沉默简直不可思议。为了表明他的想法，他谈起早上从迪拜出发的飞行。他说：“机舱内有一位女士，我们猜她中风了，边抽搐，边呕吐，情况非常糟糕。她是位印度人，女儿住在美国，丈夫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讲印度语，只会说旁遮普语，没人可以与他交流，他看起来好像是刚从旁遮普的乡村出来，他们看上去很穷。这时候，我们正在莫斯科的上空，但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去莫斯科，我无法预料如果我们去莫斯科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我对我的副驾说，我们必须飞往赫尔辛基，你来驾驶飞机。”
怀特瓦特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他们的长途飞行才飞了不到一半的路程，这样他们着陆的时候，油箱里的燃料重量会超出正常着陆的标准。他说：“比起最大着陆重量我们仍超重60吨。因此我不得不作出决定，我可以把燃料抛掉，但很多国家痛恨抛油，因为会污染环境。此外我还需要飞到波罗的海，而这需要40分钟的路程，但到那时那位女士很可能已经去世。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着陆，这是我的选择。
那意味着飞机要“超重着陆”。而在这种超重的情况下着陆，飞机就无法使用自动着陆系统。
“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全权控制。”他继续说道，“我必须保证飞机在着陆时触地轻柔，这样才可避免飞机的结构损伤，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超重着陆需要很多技术层面上的操作，你或许被允许进入跑道并复飞，但可能会没有足够的拉力提升飞机。”
“这需要大量的工作。这相当于你在玩空中接球，绝不能犯错。因为这是长途飞行，所以我叫醒另外两名飞行员，这样我们四个人就更便于调协工作，这对我们确实有帮助。我从没去过赫尔辛基，也不了解对机场的情况，更不知道机场的跑道是否够长。我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考虑我们是否可以停在那里，思考技术上的操作问题，并向公司汇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同一件事，我需要同三方不同的人通话——跟迪拜总部通话，跟MedLink①通话，那是一家可以提供电话听诊医生的服务机构，位于亚利桑那州。并且还要同照看那位女士的两个医生通话，在那40分钟里我一直不间断地讲话。”
“我们十分幸运，那天赫尔辛基的天气很好”，他继续说道，“在恶劣的天气里试图降落，加上飞机超重机、场陌生，情况十分不妙。但芬兰是世界先进国家，他们布置得十分妥当，而且非常灵活。我告诉他们，我的飞机很重，最好不要在风起的时候降落。这时你必须确保自己冷静下来。他们说：‘没问题’。因为我们要飞越整个城市的上空，为了避免噪音，他们引导我们在与正常着陆相反的方向着陆。”
想想当时的情况对怀特瓦特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他必须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必须要掌握卓越的飞行技能进行超重着陆。但能够让怀特瓦特在紧急情况下成功着陆的，却并非是照本宣科的飞行技能。在此期间，怀特瓦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与飞行技能无关。
是冒着飞机被毁的危险挽救乘客的生命，还是不顾乘客的生命危险继续执行正常的飞行计划？在前者与后者之间他必须进行抉择，而且，一旦他做出决定，他还必须考虑在赫尔辛基或莫斯科降落对后面生病的乘客意味着什么。他必须迅速地培训自己，在一个他从未到过的陌生机场，在超出正常着陆重量60吨的情况下，他是否能够控制空中最重的飞机之一？他做得最多的就是对话——对乘客讲，对医生讲，对他的副驾讲，对被他从睡梦中叫起来的另外两个飞行员讲，对他在迪拜总部的上司讲，对赫尔辛基的空中交通控制指挥中心讲……可以说，在病人发病和到赫尔辛基着陆期间的这40分钟是安全的。机舱内没有一秒钟是沉寂的，在那种情形下，怀特瓦特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沟通。这种沟通并不只是简单地发出指令而是要去鼓舞、劝慰、安抚、协调并尽可能以最透明的方式公开信息，分享信息。
①Medlink是MedAire航空公司的急救远程医疗服务。——编者注
6、
与此相反，再来了解一下阿维安卡52号的坠机事故。飞机第一次着陆失败由于天气。雾很大，克鲁兹和卡维德都无法辨认所处的方位。尽管如此，仍请仔细注意，不是注意他们说话的内容而是注意说话的方式，特别要注意他们谈话之间间隔的长度以及克鲁兹的谈话语气。
卡维德说：“跑道在哪里？我看不见，我看不见它。”
他们启动着陆引擎。机长告诉克鲁兹去换种着陆方式。10秒钟过去了。
卡维德像在自言自语说：“我们没有燃料了。”飞行员们用了17秒来进行技术上的沟通。
卡维德说：“跑道在哪里？我看不见。”
克鲁兹说：“我也看不见。”
ATC提示他们向左转。
卡维德说：“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
克鲁兹对ATC说：“我们正在18 000英尺的右上方，嗯，我们将再试一次。我们的燃油快用完了。”想象一下驾驶舱中的情形。他们由于缺油而变得极度危险，并且刚刚在第一次着陆中失败，他们也不知道飞机还能坚持多久。机长有点绝望：“告诉他们我们情况危急！”听听克鲁兹说了些什么？“我们正在18000英尺的右上方，嗯，我们将再试一次，我们的燃油快用完了。”
首先，对于空管员来说，“油量不足”是飞行员们的习惯说法，这是所有飞行员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惯用的一句话。克鲁兹是想表明他们的燃油是否能支持他们去另一个备选机场？或是想表明他们开始担心燃油不足？第二点，看看这段重要句子的结构问题。克鲁兹是用ATC习以为常的术语来开场的，直到第二句话他才提起，他有些担心燃油问题。这就好像他在餐馆里对侍者说：“请给我来杯咖啡，因为我被鸡骨头卡住了。”侍者会认为他真的被鸡骨头卡住了吗？交管员稍后得到确认，那天与克鲁兹通话的人的确“没当回事”。因为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交管员会不断听到飞行员们燃油用尽的信息。据那天为52号航班提供指令的交管员反映，副驾的语气非常冷静，甚至在他说的两句话之间还加了“嗯”，这就更加弱化了他所描述事态的严重性。
7、
语言学家称克鲁兹那一刻所使用的语气为“舒缓语气”，这是指他在试图修饰并且美化自已所要表达的信息。当我们试图表示礼貌时，我们会使用舒缓语气；当我们在感到惭愧或尴尬时，我们会使用舒缓语气；或者当我们为了表示对权威的敬畏时，我们也使用舒缓语气。如果你想让你的老板帮你做件事，你不会说：“我星期一就要。”你会舒缓地说：“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您要是有时间，就请帮忙在周末的时候看看，我将十分感激。”在这种情况下，舒缓语气是十分恰当的。然而，在其他时候，比如在那个风雨交加夜晚的驾驶舱里——这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语言学家乌特费舍和朱迪斯奥若萨驽曾经给一组机长和副驾设置了一系列的假设场景，让他们为当时的情景做出回应：
你注意到气候雷达的提示，前方25英里将会遭遇暴风雨，但飞行员还在维持在目前0。73马赫的速度飞行，甚至你已经接到报告说飞机已进入雷雨区域，你们正在经历一场中度的震荡，你想让飞机飞离这块区域。
问题：你该对飞行员说些什么？
按照费舍和奥若萨鲁的想法，使飞行员改变航向并避免恶劣气候的说服方式至少有六种，任何一种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舒缓语气。
1、命令：“向右转30度。”这是一种最直接且最清晰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没有任何修饰。
2、队友职责陈诉：“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偏向左侧飞行。”注意“我们”这个词，并且事实上这个请求已经不是那么具体，并且略显柔和。
3、队友建议：“我们复飞远离这个气候吧。”在这种陈述下指明“我们在一起”。
4、提问：“您更倾向于想左偏还是向右偏？”这比队友建议更加柔和，因为发言者认为自己不是决策人。
5、提出选择：“我认为向左转或向右转会更好些”。
6、暗示：“退到25英里以外的地方会比较好。”这是所有舒缓语气中最缓和的。
费舍和奥若萨鲁发现在假设情境下，几乎所有机长都会选择下达命令的方式：“向右转30度。”在他们对下级说话时，他们不会考虑语气是否生硬。另一方面，副驾则是在对长官讲话，因此副驾选择最舒缓的语气来进行沟通，他们选择暗示。
在读过费舍和奥若萨鲁的报告后，很难再认为这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因为暗示是一种最不容易被理解的要求，同时又最容易被拒绝。在1982年发生的华盛顿特区以外的佛罗里达航班坠机事件中，副驾曾经三次试图向机长说明，机翼上的薄冰会使飞机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听听他是怎样说的，每一次都在使用暗示的方式。
副驾：“看看，冰怎么会挂在那，啊，后面，就在后面，看到吗？”
然后，
副驾又说：“后面有很多冰柱，看到了吗？”
第三次，
副驾说：“天啊，这场，这场除冰的斗争中我们输掉了，这会带来安全上的错觉，都是因为除冰失败造成的。”
最后当他们接到指令说可以起飞时，副驾提高了两个提出建议的层次，提升到队员建议，
副驾说：“让我们再检查一下机翼顶端，既然我们还要再等一下。”
机长说：“我认为我们要在一分钟之内到达指定地点。”
副驾对机长说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飞机坠入波托马克河前，这既不是暗示，也不是建议，或是命令，只是简单的事实陈述，在那一刻机长也同意了他的看法。
副驾说：“拉里，我们在下沉，拉里。”
机长说到：“我知道。”
舒缓语气使我们了解了飞机失事中最无法解释的原因之一。在商用飞机中，机长和副驾承担的飞行职责是相等的。但是，从以往的记录来看，通常机长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事故出现的频率更多。这个结论会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机长通常是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但是想想佛罗里达的航班坠机事件，如果副驾处在机长的位置，他还需要做出三次暗示吗？不，他可能会立即下达命令——那么飞机就不会坠落。由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人来驾驶飞机其实更安全，因为这意味着副驾不会过多顾虑上下级关系，直接讲出危险。
在过去的15年里，飞行界最大的变革就是改进舒缓语气的使用方式。目前每个主要航线都为队员提供“人力资源管理”培训，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便于让下级可以更直接果断地同上级沟通。举例来说，每个航线都会教授副驾一套标准的沟通程序。当他们发现问题时，就主动向机长提出意见。（“机长，我认为…… ”然后，“机长，我感到不舒服因为…… ”并且如果机长仍然没有作出反应，“机长，我认为我们正在处在危险之中。”如果还是没有效果，那么副驾就要接替机长来驾驶飞机。）飞行专家将会告诉你，近些年来，在飞机出现意外情况的最后关头，这种渐进性的建议程序，同其他的挽救措施一样，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从简单之处着手，我们阿拉伯皇家航空公司一直都坚持副驾和机长之间以姓氏来称呼。”怀特瓦特说，“我们认为这很有帮助，当副驾指出错误时，比起称呼姓名，他很难开口说，“机长，你错了”。
怀特瓦特认为舒缓语气是件不容忽视的问题，每一个了解阿维安卡事故的人都会受到很大触动。“在工作中，我一直保持低调，我对我的机组人员说，‘我飞行次数不多，一个月只有三、四次而已，你可能飞得更多。因此如果你认为我做的某个决策是错误的，那是因为我飞的不够多，所以请告诉我，帮助我。’很有可能，这会让他们讲出自己的想法。”
8、
让我们再回到阿维安卡52航班的驾驶舱看看。当飞机第一次着陆失败，飞机飞离肯尼迪机场时，克鲁兹曾同ATC通话，询问再次着陆的时间。卡维德转向克鲁兹。
卡维德：“他说什么？”
克鲁兹：“我已经向他提出建议，让我们再试着着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能……”
四秒钟的沉默。
卡维德：“告诉他，我们处在危急之中。”又一段四秒种的沉默，机长再次尝试。
卡维德：“你跟他讲了吗？”
克鲁兹：“是的，先生，我已经向他提出了建议。”
克鲁兹开始对ATC说话——重复惯用的报告。
处在2 000米高空的阿维安卡52号已经很难再坚持等待候降。
机长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卡维德说：“告诉他我们没有燃料了。”
克鲁兹重新再次与ATC通话。“爬升并保持在3 000米，并且，嗯，我们没有燃料了，先生。”
再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