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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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至少两次。还有75分钟的管弦乐器课，每个人都要上管弦乐器课。每天从7点25到直到下午5点00。5点00之后，有课后作业俱乐部、课后留校学生和体育小组。有的孩子从早上7点25一直呆到晚上7点00。平均每天算下来，去掉吃午餐和休息的时间，与传统的公立学校的学生相比，我们这里的孩子每天要多出50％至60％的学习时间。”
李文正站在学校主要的走廊上。此刻是午饭时间，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正安静而有序地排队，一个女孩的衬衣下摆露了出来，李文拦住了她，“拜托，帮下忙。”他一边喊一边做把衣服塞进去的动作。他继续说道：“周六时，他们上午9点到，下午1点走。在夏季，则是上午8点到下午2点。”这里所说的夏天是在7月份，KIPP的学生会在这个月多上三个星期的课。这些学生正是被亚历山大界定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在暑假里没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KIPP的暑假时间不长。
“一开始很难，”他继续说：“他们一整天都坐立不安。因为他们缺乏耐力和动力，而我们也缺乏能够产生鼓励作用的物质奖励，只由传统的纪律约束。在所有情绪混杂交织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谈勇气和自我控制，孩子们都懂得这些。”
李文走进大厅，他来到八年级一个正上数学课的班极，悄悄地站在教室的后面。坐在教室前面的是一个名叫亚伦的学生，他正从思考技巧那页开始做习题，这是KIPP学生每天早晨都要做的练习。男老师弗兰克·科科伦扎着马尾，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观察着学生，偶尔参与学生的讨论并做指导。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美国的教室重复，但这里却有不同之处。亚伦花了20分钟时间认真地研究着一道题，他不仅自己思考，还参与班级的讨论。他不是只为了得到答案，而且还在寻求否有更多的解决方法，而雷妮则费了好半天的劲儿终于搞明白了未知斜面的概念。
“增加的那部分时间里气氛很轻松，”科科伦在下课说，“我发现数学教育更接近于“下沉或游泳”的游戏。速度至上，谁第一个做出来，谁就会得到奖励。所以就形成了这种看法，有些人能够学好数学，有些人压根儿就不会数学。我认为，应该延长时间让老师多做讲解，同时也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消化这些知识。也即是要不断的复习，虽然可能会慢一点。这似乎是违反常理的，但结果却是，虽然我们速度较慢，但我们完成得更多。孩子们也会记住得更多，理解得更好。这也让我们更为放松，我们有时间做游戏，孩子们也可以问任何他们想问的问题。即使我需要为他们解释更多，我也不会觉得时间紧迫。而当我备课需要查询更多资料的时候，我也不会感到时间的压力。”增加的那些时间不但让科科伦的学生觉得数学有意义，也让他们清楚地看到努力和回报之间的关系。
教室的墙上挂着几十个考试证书，是由纽约州考试委员会颁发的。这些都是科科伦的学生所获得的荣誉。“我们班里有一个女孩，”科科伦说。“她在念5年级时非常恐惧数学。每个星期六当我们补课的时候，她都会大哭，眼泪流个不停。 “在回忆的时候，科科伦有点儿情不自禁。他继续说道：“几个星期前她还给我发了电子邮件，她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主修会计。”
5。
在这所神奇的学校中有很多失败者变为成功者的事例。当然，这种故事司空见惯，就像发生在鼓舞人心的书籍和感伤的好莱坞电影里一样。回到现实，在KIPP这种学校的学习生活实在非常枯燥。想像一下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要比其他孩子多用50％到60％以上的时间学习时候的感觉吧，听一听KIPP学生的典型的一天吧。
这名学生的名字是玛丽塔，她生活在单亲家庭，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她的母亲没有上大学，母女二人住在布朗克斯的一个公寓里，两人挤一个卧室。玛丽塔原来是去从家里去街道的教会学校，直到她的母亲听说KIPP。“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和朋友坦尼娅都申请了KIPP学校，”玛丽塔说。“我记得是欧文斯小姐给我做的面试，她告诉我KIPP的学习生活情况，但听起来就好像我要进监狱一样。我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但她的样子好像早就见怪不怪，好像在说你爱签不签。这时刚好我妈妈来了，于是我只好签字。”
就这样，她的生活就此改变了。（阅读下文时，请记住玛丽塔当时是12岁。）
“为了早到学校，我早上5点45分起床，”她说。“接着刷牙、洗澡。如果我起晚了，我会在学校吃早餐。如果我花费时间太多，我的母亲就会对我嚷嚷个没完。然后，我在公共汽车站和朋友黛安娜、史蒂芬汇合，一起搭乘1路公共汽车上学。”
早上5点45分起床对KIPP学生来说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那些需要搭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去上学的人。李文曾走进七年级的一个班级调查，这个班有70个学生，正在上音乐课。他用学生举手的方式来统计起床时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学生承认他们6点00后醒来，其余四分之三的学生都说自己在6点00前醒来，而几乎一半的学生都表示自己在5点30分前醒来。何塞是玛丽塔的男同学，他说为了完成前一晚上的家庭作业，有时三、四点就已经醒来，作业完成之后才“可以回去小睡一会儿。”
玛丽塔继续说道：
“我会在下午5点离开学校，如果不浪费时间的话，我会在5：30到家。我迅速和妈妈打个招呼后，就开始做功课。如果作业不太多，我大约会用2到3个小时完成，一直到晚上9点。而如果还要写作文的话，我就可能要到10点或者10点30分才能完成。
有时候，我妈妈会让我休息吃完晚饭之后再做作业。我说先不吃，但她要求我必须吃。此时已经晚上8点钟了，我们用半个小时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回去继续学习。我妈妈总希望听我讲一些在学校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快速地讲完，否则我就不能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我准备好第二天上课的东西之后上床，告诉她这一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说完这些，大概也到11点15分了，她也就很困了，然后，我们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重复前一天的事情。我和妈妈住在同一间卧室里面，房间很大，足以放下两张床。我和妈妈离得很近。”
她用一种孩童特有的实话实说的方式讲述这一切，他们无从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如何的不寻常。有时候，她像一个正在努力寻找合作伙伴的律师，有时候又秒年个像一个住院医师。在她有黑眼圈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正消失在咖啡杯升腾起的热气里，虽然她还只是个小孩。
“有时候，作业没有完成还不能睡觉时，我就只能继续，”玛丽塔继续下去，“我睡觉一般都在12点，但到了第二天下午，瞌睡就来了。我会在课上打瞌睡，但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保持清醒，因为我必须学习。记得有一次上课，我睡着了，老师看到对我说，‘我可以和你在课后谈谈吗？’他问我， ‘为什么打瞌睡？’，我告诉他我睡觉很晚。当时他的样子好像在说‘你需要早点睡觉。’”
6。
玛丽塔的生活不是典型的12岁孩子的生活，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的12岁孩子的生活。我们希望孩子有做游戏，做梦和睡觉的时间。但玛丽塔有她的职责，她被要求做出类似韩国飞行员不得不做出的那种艰难选择。对韩国飞行员来说，他们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成功，就必须摆脱自己的部分身份，因为那种对上级无限尊重的韩国文化，仍然盛行在飞机驾驶舱内。玛丽塔也只能这样做的，因为她所接受的文化遗产与她所处的环境不匹配。中产阶级家庭强迫他们的孩子在周末和暑假的时间学习，但她的社会没有给她这些，她不得不怎样呢？她只能把晚上，把周末与朋友们相处的时间都让给KIPP，而所有这些在她过去的世界里是难以想象的。
下面是玛丽塔又一些让人辛酸的描述：
五年级时，我和一个过去上同一学校的女孩关系很好。每到周五放学，我就会去她家呆到我妈妈下班。因此，我常常在她家做我的功课。但她永远不会有任何功课。她会说：“哦，天哪，你呆得太晚了。”她说她想去KIPP，但随后又说在KIPP学习太痛苦了，她并不想这样做。我说，“每个人都认为在KIPP学习很痛苦，但一旦习惯那里的一切，你就不会真的觉得痛苦了。”她回答说：“这是因为你聪明。”我说：“不，我们每个人都是聪明的。”她很失望，因为我一直到五点都在做那些功课。我告诉她，有大量的功课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但她对我说，她不喜欢听到这些。所以现在，我所有朋友都是从KIPP毕业的。
其实，从玛丽塔的角度来看，她与学校其实是在条件互换。她每天5：45起床，而且周六也上课，做功课直到晚上11点。而作为回报，KIPP为像她这样贫穷的孩子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机会会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些学生当中84％的人会达到或超过同级别学生的数学能力，而且90％的KIPP学生能够获得私立或教区高中的奖学金，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布朗克斯那些死气沉沉的学校上学。从该校高中学生的成绩来看，80％以上的毕业生都会升入大学，而且他们还都是学生所在家庭中最先上大学的那个人。
而这种条件互换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呢？在这本书中，所有我们看到的成功都是有迹可循，并不是只有最聪明的人才会成功。否则，克里斯·兰根将会和爱因斯坦齐名。但是，成功也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努力的累积，相反，它更像一件礼物。成功的人都是在机会出现时，有能力抓住它们的人。对于曲棍球和足球运动员来说，出生在1月是成为全明星队员的好机会。对于甲壳虫乐队，是汉堡。对于比尔·盖茨，幸运的机会是他出生的年代及他在初中时得到的计算机礼物。乔·弗洛姆和Wachtell的创始人利普顿、罗森、卡兹都得到很多这样的机会。恰到好处的出生时代、恰当的父母及恰当的民族划分，这些因素都使他们在其他法律行业盛行的前20年就开始从事法律。大韩航空是怎么做的呢？是让飞行员有机会摆脱限制他们的文化传统。
这里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道理时常被人们忽视。最优秀的人，最聪明的人和自己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了发挥最大的潜力，我们只要用承诺来实现他们，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看到比尔·盖茨的成功时，会自我庆贺地说，我们的国家让一个13岁的孩子成难以置信地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国家不过是在1968年给一个13岁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分时终端。如果100万青少年得到同样的机会，那我们今天会多出多少微软公司呢？当我们误解或忽略了成功的真正道理时，我们就是在浪费才干。如果加拿大为那些出生在下半年的孩子再来一次曲棍球联赛，现在成人曲棍球明星就会翻倍。如果我们将各个领域和专业所失去的潜力相乘，这个世界会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更加富裕。
玛丽塔并不需要一个有很大操场和崭新设施的全新的学校，她也并不需要一个笔记本电脑，或小班授课，博士学位的老师，大的公寓；她也并不需要更高的智商或像克里斯汉一样快的思维。当然，能拥有这些当然更好。但是，他们错过了这一点，玛丽塔只需要一个机会，因为，在她的世界里，人们甚至很少会得到一个能够真正成功的机会。看看她所得到的机会！有人把稻田丰收的秘诀带到南布朗克斯，并向她解释了这个秘诀会产生的奇迹。
后 记 一个牙买加人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有色人种的孩子一出生； 就是自由平等的。”
1。
1931年9月9日； 一个名叫戴西·纳森的年轻女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她和她的丈夫唐纳德在一个叫做海厄乌德的小村庄当老师； 小村坐落在牙买加中部圣凯瑟琳教区。他们给他们的女儿分别取名为费思和乔伊思。当唐纳德得知有了两个双胞胎女儿时；他双膝跪在地上，向上帝承诺会对她们的生活负起责任。
他们居住在海厄乌德那种英国教堂式的小别墅里面，学校就在隔壁，一个由混凝土支柱撑起的长形单门小房子。最多的时候，那里曾经有300多个学生，最少的时候则不到20多个。孩子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大声阅读或背诵他们的时间表格，并在石板上写字。无论何时，只要可能，所有学生都会到外面的芒果树下面。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唐纳德就会从屋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挥舞着带子示意孩子们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
他是一个使人难忘的男人，温柔而有威严，非常热爱读书。在他的小书屋里面，珍藏着诗歌类、哲学类、和小说类图书，比如象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每天他都会看报纸，关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英国国教的牧师阿齐迪肯·海是他最好的朋友，住在山的那边。晚上，牧师会来到唐纳德家，和他一起坐在阳台上讨论牙买加的一些问题。唐纳德的妻子戴西，是一个来自圣女伊利莎白教区的女人。她在结婚前姓福特，父亲有一个小杂货铺。她是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美貌远近闻名。
这对双胞胎女儿在11岁时获得了圣·希尔达寄宿学校的奖学金，这个学校靠近北部海岸。这是一个非常老的私立的盎格鲁人学校，是专门为一些英国牧师、地主和工头的女儿成立的。通过圣·希尔达学校，这对双胞胎姐妹申请并被批准到伦敦的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乔伊斯参加了年轻英国数学家格雷厄姆21岁的生日晚会。当格雷厄姆朗诵一首诗歌却当众忘词时，乔伊斯莫名地替他感到很窘迫——尽管这跟她毫无关系，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格雷厄姆。后来乔伊斯与格雷厄姆相爱并结了婚，搬到了加拿大定居。格雷厄姆成为一位数学家，乔伊斯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作家和临床医学家。他们有三个儿子，在乡下的小山上造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格雷厄姆的父姓是格莱德尔，格雷厄姆·格莱德尔就是我的父亲，乔伊斯·格莱德尔是我的母亲。
2、
那就是我的母亲如何走向成功的故事——尽管全部的事实并不全是这样，不过从事实本身来讲，它不是一个谎言。讲到她的故事，就不能遗漏掉她遇到的那么多机会和对她来说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否则，就好像讲比尔·盖茨的成功时，不提他在湖边学校学习时接触电脑；或者象讲亚洲人数学方面的天份而不追溯到稻田一样，都会造成重大失误。
例如，在1935年，我的母亲和她的妹妹才4岁时，一个名叫威廉姆·麦克米兰的历史学家访问牙买加，他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授。麦克米兰是一个超越他所在时代的男人：他深切地关心南非黑人的社会问题，并且到加勒比海发表了曾在南非发表过的言论。
麦克米兰最关心牙买加的教育系统。当时，牙买加正式的学校教育——如果你把我外祖父家旁边的木屋子称做“正式的学校教育”的话——仅仅开展14年。牙买加没有公立高中或者大学，那些有学习天分的10来岁孩子只能和班主任一起参加一些其它的课程，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成为师范学校的一员。另一些更有雄心的人则会想尽办法进入私立学校并从那里踏入美国或英国的大学。
但是奖学金非常少并且差距极大，除了对一少部分享有特权的人来说，私立学校的花费也高得让人却步。麦克米兰后来在《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警告》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