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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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说:“我们不需要艰涩难懂、令人讨厌的顾问,我们要的是分析师,负责半导体产业的分析师。”我不是很清楚他的意思。
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向他们解释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真的不是那种典型的企业员工,我连套西装都没有,对财务一窍不通,只懂技术。我想,我一定是触动了哪条神经,这三人联合起来发动攻势,要说服我接受这份分析师工作——在今天早上之前,我还不知道世上竟有这样的工作!
我愈是否定,他们愈是坚持,那种你来我往的谈判技巧真是一流,我真希望那是我事前周详地规划演练好的,但其实不然,我事前根本毫无概念,全然不是在和他们讨价还价。后来,我偶尔还会一身冷汗地梦醒,担心如果那天我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像个敷衍回避的人,那后果会是如何。
51%的准确度(2)
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分析师,他们负责你所能想象到的每一个产业,石油分析师、零售业分析师、饮料容器分析师、汽车业分析师、保险业分析师……多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喧嚣的大牛市于1982年8月开始,最热门的是高科技股,例如电脑、半导体、电信产业,已经苦候牛市长达十年的老一代分析师通晓的是IBM这样的公司,对于新的技术所知不多,当时,IBM占了电脑产业证券一半的营业收入和90%的获利,但是,大牛市促使许多电脑公司纷纷公开上市,这股上市热潮始于1983年。
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陆续上市,华尔街需要分析师去研究这些公司,以便向投资人提出建议,那些只专精于IBM的老一代分析师并不了解设计自动化、个人电脑软件、门阵列半导体产业、竞争激烈的长途通讯、工作站、磁盘驱动器等等领域。华尔街需要通晓更狭隘领域的分析师,因为下一波公开上市热潮中入列的将是这些更狭隘的、专精于技术领域的公司,我的技术背景加上对趋势的敏感度,正符合华尔街的需要。
康奈尔负责组成一支涵盖电脑、软件及电信产业各领域的技术研究团队,我是他所拼凑的谜图(puzzle)的最后一块。
他们还是没能说服我,直到康奈尔在我耳边低声告诉我第一年的酬劳,那是我在贝尔实验室时的三倍,我的抗拒声变小了……康奈尔又接着说:“你只需要有51%的时候做出正确预测就行了。”
我打了几通电话给了解华尔街的朋友的朋友,询问什么是分析师、分析师做些什么,但都得不到有用的回答。一位家境富裕、对财务有些概念的朋友倒是很直接:“你是白痴吗?接受这份工作!”好吧,就这样决定了。
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在踏进疯狂的华尔街世界之前,我最后做的事是稍稍狡猾地讨价还价。我可不是旧时代的人,我懂得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我离开贝尔实验室时,每年有两星期年假,如果继续留在那里四、五年,就能获得三星期年假。我告诉康奈尔,我上一份工作的年假是三星期,希望这份新工作也给我三星期年假,他愣了一下,用最怪异的表情看着我(哈,被我难倒了吧?!),他说:“没问题,我可以白纸黑字写下来,不过,在华尔街,没有人会订明年假时间,只要你能挤得出时间来,想休多少天就休多少天。”我想,这些不过是预言性质的话,当然,我完全错了,我当时想,好啊,我一年要休假十星期!可是,在接下来十五年,我一年难得挤出两星期休假!
新兵报到
我的褐紫红色衬衫和羊毛领带绝对不合格,大学时代穿到现在的淡蓝色休闲外套当然也不入流,于是,我跑去西服专卖店,花了1000美元打理行头,那是我身上所有的财产了,我买了四套三件头(像格鲁伯曼那种样式)、几件衬衫和领带。售货员告诉我,黄色领带很流行,是“象征权力的领带”,苏格兰式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很时尚,“你需要吊裤带吗?”售货员问,我全都否决了,红色领带和棕色皮带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
上班第一天早上,我很勉强地赶在八点十五分前进城,他们告诉我每天这个时间有晨会。康奈尔在大厅把我叫住,告诉我得先去人事室报到,填一些表格,才能进到研究部办公区。
我和人力资源部门一位和蔼可亲、猛嚼着口香糖的女士坎蒂交涉。
“你参加的是什么课程计划?”
“嗯,我想我并没有参加什么课程计划。”
“哦,当然有啦,亲爱的,每个人都参加课程计划的。”
“好吧,我问问看。”
“没关系,”她边说边把我的指纹按在一张类似联邦调查局的指纹表格上,“有没有伪造文书的前科啊?”
“没有。”
“好,我们会查查看。不过,你很幸运,华尔街的规矩又多又严,随便什么事都能逮捕你、定你罪,但你仍能继续在华尔街工作。什么事都可能出问题,除了伪造文书以外,这里有太多不实文件单据,伪造文书罪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我会谨记于心。”
我终于在那天早上的十点半和康奈尔见面,他带我去我的新办公室,里头有樱桃木制的书桌、档案柜、书橱,还有皮质座椅、两张漂亮的樱桃木羊毛坐垫椅子,搭配淡绿色地毯,颇具室内装潢水平,窗户可以俯瞰第五十一街。
51%的准确度(3)
我和格鲁伯曼共享一位秘书,她把头探进来,说:“凯斯勒先生,你可以接听电话时,请通知我一声。”这对年仅二十六岁的我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
康奈尔离开去忙他的事了,格鲁伯曼一边讲电话,一边从隔壁办公室探头向我点头打招呼,史密斯逛过来说:“改天一起喝一杯吧!”还有一位负责研究大型电脑公司的乔纳森·弗兰姆走进来问我知不知道IBM主机电脑中使用的发射极耦合逻辑,我知道,但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他就走出去了。接着,柯特·莫纳什(CurtMonash)走进来,一屁股坐在我办公室里的会客椅上,这家伙十二岁就拿到博士学位(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情节),智商超过两百,是华尔街头号软件分析师,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懂错综复杂的软件。我如何得知这些呢?莫纳什亲口告诉我的。我告诉他我写过一些程序,他马上冷淡下来,好像我揭穿了他虚张声势的老虎皮一样——我想我应该是吧。任何你能想到的行业都有专门负责的分析师
早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办公室静悄悄,一颗头探进来:“午餐有约吗?”
“没,”我说。
“那我们走吧!”
他是负责有线电视领域的分析师安德鲁·沃利奇(AndrewWallach),他带我到这栋大楼楼下餐厅,吃了一块不怎么新鲜的火鸡三明治后,他说:“我希望你用‘安迪(Andy)’这个名字,因为大家叫我‘安德鲁’。”
“没问题,因为……”
“我当分析师约一年了,情况还好,其实该说相当好,好处不少,可以遇见一些有趣的人,这份工作不轻松,不过,话说回来,哪份工作轻松呢?”这家伙说个不停,最后结论是:“其实,我想这份工作只是个跳板啦!”
我当华尔街分析师还不到四小时,根本都还搞不清楚分析师做些什么,这家伙竟然告诉我它是个跳板,呵!
“嗯,很高兴认识你,安德鲁。”
回到办公室,康奈尔走上前:“你上哪儿去了?”
“我和那位安德鲁什么的一起吃午餐,聊到跳板什么的。”
“别听他的。我们去见其它人。”
第一个去见的是研究部主任玛戈·亚历山大(MargoAlexander),其实,她才是我的上司,她是华尔街职位最高的女性之一,“你不介意上司是女性吧?”康奈尔先问我。
“不会,”其实,我心想我不习惯有任何上司,不过,我没说出口。
玛戈人挺好的,她曾经是零售业分析师,负责西尔斯百货、Gap服饰之类的公司。她欢迎我加入她的部门团队,重申我的工作是预测未来,只需要有51%的时候做出正确预测就行了,并祝我好运,“你会需要好运的”——我想我离开她办公室时,听到她这么说。
我们绕了研究部一圈,和石油业分析师、汽车业分析师、保险业分析师、饮料容器业分析师、银行业分析师……打招呼,任何你能想到的行业都有专门负责的分析师。
转过一个角落,那头的喧哗声愈来愈大,最后,我们进入交易大厅,像篮球场般那么大的空间里挤了数百人,有的在讲电话,有的在奔跑,大声叫喊数字、代号、名称。康奈尔凑过来对我大声说道:“现在很安静,才下午两点,等接近四点钟收盘时,就会热闹起来。”我见到了两位营业部领导人,一位是主持晨会的汤姆·麦克德莫特(TomMcDermott),另一位是超级营业员约翰·凯莱赫(JohnKelleher),不过,提醒你,我还搞不清楚这些头衔代表什么意思。我和罗贝尔·约翰逊(RobelJohnson)简短地握握手,他是上市股票交易员,专门经手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买卖,这我倒是听过。我也和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柜台的一些人挥手打招呼,这些人负责的是什么“纳斯达克证券市场”(NASDAQ)的交易。我想,我得找天好好弄清楚这些人在做什么事。
人事部门那位名叫坎蒂的女士问我参加什么课程计划,其实她没问错,进入华尔街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是刚踏出大学或商学院大门的毕业生,他们先进入训练课程计划,在各个部门历练一番,例如营业部门、交易部门、套利部门、银行业务部门,或零售部门,直到某个部门有人相中他们,要他们留在那个部门。也有人完成了训练课程后直接填补空缺,通常是营业部门。这些训练是了解整个体系运作情况的绝佳入门课程。
我可没有这么幸运,我是分析师,自生自灭,一切得靠自己摸索。第一周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整理自己的档案,并观察格鲁伯曼、史密斯、弗兰姆、甚至那个小大人莫纳什在做些什么,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电话。
康奈尔在星期三早上走进我办公室:“下星期一一大早,我们要去加州,有问题吗?”
“没。”
“很好,只带随身携带的东西,不要带任何行李。”
“OK。”我只要行李背包就够了。
51%的准确度(4)
飞往洛杉矶
星期一早上七点,我和康奈尔在肯尼迪机场美国航空公司柜台碰头,要飞往洛杉矶。康奈尔手臂下夹的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BusinessDaily),我拿的是《体育新闻》(SportsNews)杂志,嘿,现在是棒球热季,我总有自己的优先偏好吧!是,这过不了多久就会改变了!
所幸,康奈尔也是个运动迷,我们在飞机上聊棒球,直到飞过爱荷华州上空后,他开始翻阅他的报纸,不过,他并没有阅读哪一条新闻,只是专注在满是获利数字的那一页,摇着他的头,嘴里咕哝“该买进”、“没道理”、“他们在撒谎”之类的话。
终于,他放下报纸,看着我,深吸口气,开始说他的故事。原来,康奈尔和我一样,拥有技术背景,读的是工程科系,误打误撞进入一家小型券商怀特威尔德(WhiteWeld)当研究分析师,在那里和本·罗森(BenRosen)做同事,在七十年代电脑开始成为热门产业时,罗森是位杰出的技术分析师。康奈尔在华尔街当了十年的顶尖电器产业分析师
(就是负责研究通用电气之类的公司),已经炉火纯青到闭着眼睛都能做分析工作的境界,后来,他厌倦了单调的研究工作,接受为潘恩·韦伯建构技术研究团队的挑战。康奈尔告诉我,他在我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在很多方面,我就像当年的他(唯独没有他那深沉洪亮的声音吧,我想),他说,华尔街是场竞赛游戏,特别是研究工作,他会把他制胜的功夫传授给我。
我问了些问题,主要是此行要去哪里,康奈尔说,我们在洛杉矶短暂停留,造访一家公司(康奈尔个人投资持股的公司),然后将转往旧金山和硅谷,参加几场分析师拜访会议。在艾波罗哥餐厅(ElPolloLoco)用过午餐后,我即将展开分析师生涯的第一次公司拜访,奇怪的是,这家公司是牛奶制造商一流努森公司(Foremost-Knudsen),康奈尔解释,我们要拜访的是一家营业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但股票市值却不到一亿美元的公司。“我们很少有来自华尔街的访客”,一流努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虚应的微笑中低声咕哝,我们参观了工厂,品尝了一盒冰冻酸奶酪,几小时后,我终于拼凑出完整的故事。
这家公司的乳制品营业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97%的收益转身付给生产牛奶的牧农,只剩下3%是公司的,这么低利润的事业,实在是惨淡经营。康奈尔手上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显然是“错误的长期投资”,我想,我们在前往洛杉矶机场搭机转赴旧金山的路上,他已经认知到这个事实。
嘿,这是我的分析师生涯中学到的第一课,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营业收入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利与利润。
拜会苹果和英特尔
这对我来说是很棒的热身运动,那晚,我们从旧金山机场开车前往帕罗阿托,住进闻名全球的利克斯凯悦饭店(Rickey‘sHyattHotel),我很确定这家饭店兴建于硅谷黄金时代开始之前,我的房间里有一幅感觉像是风洞的草图。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动身前往苹果电脑公司参加分析师拜访会议。我们比预定时间提早几分钟了到达,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在一间相当小的会议室后排座椅上,几分钟后,苹果电脑公司的人员走进房间,被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请来拯救苹果电脑的百事可乐前任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卡利走过来和康奈尔还有我打招呼,康奈尔向他介绍:“嗨,我是罗伯·康奈尔,这位是安迪·凯斯勒。”我想,我们聊到了股票市场、苹果电脑股价下跌,以及IBM新的个人电脑事业部门。
会议一开始,斯卡利先概述苹果电脑公司的前景、新产品和财务境况,我囫囵吞枣一番。接着是发问时间,有些分析师提出关于税负的无聊问题,有一位名叫米歇尔·普雷斯顿(MichelePreston)的分析师问了一个很简单的软件问题。斯卡利指向康奈尔,问道:“康奈尔,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康奈尔先对我露出一个不自然的微笑后,用他那深沉洪亮的声音问道:“斯卡利,能不能请你谈谈苹果电脑公司的管理团队?”
斯卡利看起来似乎有点激动不安,然后开始谈到最近苹果电脑里不同团体之间的问题与对立,以及公司如何聘请他来经营,末了,他语出惊人:“我必须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经营公司,我必须领导公司,因此,乔布斯在苹果电脑公司已无置喙之地。”这段话引起在座人员一阵骚动。
接下来,还有人问到苹果电脑未来的产品方向和麦金塔(Mac)操作系统的授权问题等,斯卡利指示该公司负责这些领域的主管让-刘易斯·盖西(Jean-LouisGassee)回答,这位法国籍主管假装略过他们的策略,甚至伪装很蹩脚的英语能力,根本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会议就此结束,但苹果电脑的管理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