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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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想我大概还没见过有人生气到这种地步。

　　　　逆势操作

　　　　到了1986年7月，芯片股的大屠杀似乎已经结束了，因此，我没有考虑太多，便做出了唯一合理的事——倒反倒转立场，建议买进英特尔和摩托罗拉。此举当然令所有营业员不高兴，一些营业员告诉我：“在卖出建议当红时，你应该尽量在卖出建议上多榨些油水。”

　　　　可我根本听不进去，整个晚上，我匆忙拼凑整理出一些可用来说服大家的理由，把重点放在英特尔和摩托罗拉，强调成本25美元的微处理器芯片，他们可以卖300美元，这是最佳价值定价。我在第二天早上提出我的买进建议，当天股市下跌50点，英特尔和摩托罗拉股价双双下跌。

　　　　该死的，我当初的建议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如今大家都对这些公司避之唯恐不及，而现在，我必须想尽办法说服那些客户买进我不久前建议卖出的股票，我总是逆势操作，我认为这才正确。

　　　　在我提出买进建议一周后，英特尔宣布获利数字——嗯，其实不是获利，而是亏损一亿美元，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不仅如此，英特尔还关闭一些工厂，结束内存芯片的生产，裁员数千人。在这些情况下，实在很难使人对我的买进建议产生信心，我提出买进建议时，英特尔股价为17。5五美元，一周内股价上涨至18。75美元，在亏损数字宣布后，股价下跌至16美元，而且还继续快速下挫。

　　　　我跑去交易柜台，负责英特尔这支股票的场外市场交易员乔伊·帕尔玛（JoeyPalma）是个友善亲切的中年人，已经在华尔街工作了很久，我还没有开始请教他的看法，就注意到他的耳朵上插着五、六根针，难不成是用来镇静神经的针灸？谁晓得呢？我和他不熟，不好意思问他。

　　　　“这亏损来得正是时候，”他说。

　　　　“是啊，那么多一劳永逸的关厂、裁员……”我接着他的话头。

　　　　“不论如何，这自负的傻小子价格正在下跌。”

　　　　大概我一脸自负傻小子的难过表情，所以，帕尔玛想安慰我。

　　　　“凯斯勒，别担心啦，我已经负责英特尔的交易很多年了。那么多年来，不论它的股价何时下跌，最多只会跌到十五或十六美元左右就止住了，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

　　　　这番话令我如释重负，好像卸了下来背上一吨重的砖块。现在已经是谷底了，英特尔的重大亏损不至于伤害到我，我的建议终究会奏效的。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研究部接待区那幅像恺撒大殿赌场（Caesar‘sPalace）的迷幻画就像一块二乘四寸的木材般对我当头棒喝！多年来，英特尔的股票拆股了好几次，有一股分成两股，也有两股分成三股，帕尔玛安慰我的话完全只是安慰，所谓谷底价格根本没有什么数学根据，只不过是市场心理记得英特尔向来在15或16美元到达谷底。但情况说不定会更糟。

　　　　回到办公室，我心情糟透了，格鲁伯曼把头探进来，丢给我一句更有安慰性的话：“你完蛋了！”

　　　　算了吧，工作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还是继续工作吧，一个月打一百通电话。事实最终证明我的预测是正确的，市场（娱乐）继续不断演出，英特尔确实在15。75美元的价位止跌，未来九个月内，它的股价将飙升至每股60美元，公司进行拆股果然自有道理。

　牛市时代（3）　

　　　　贸易大战

　　　　格鲁伯曼的传奇故事继续不断增加，其中一部分故事是有关他的营销工作，这又有一部分和他知道的东西有关，他每一季的获利预测很准，他在AT&T和产业界都有熟识的可以仰仗的人脉关系。最大的基金——富达麦哲伦基金（Fedelity’sMagellenfund）经理人彼得·林奇（PeterLynch）邀请格鲁伯曼前去波士顿，向他请教无线电话产业的问题。格鲁伯曼也有许多晚餐邀约和电话会议，我们经常一起出差，继续以科技团队方式进行营销工作。

　　　　格鲁伯曼和我也开始一起去看拳击赛，有时是在纽约举行的小型赛事，有时则是电视转播的拉斯维加斯职业拳击赛，格鲁伯曼通常都会先招待晚餐，一起用餐的还有一些有趣的客人，例如摩根士丹利的电信业分析师、同时也是格鲁伯曼的竞争者艾迪·格林博格（EdGreenberg）、《纽约时报》的记者凯尔文·西姆斯（CalSims）等等，还有我。格鲁伯曼老是很冲动，譬如他会想用右钩拳教训动作慢的服务生，而我总是把他安抚下来。

　　　　对于我负责的产业，在说了它的坏话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很想随便找些理由为它美言几句。在进行营销工作、拜访客户之余，我也拜访产业界的每家公司，和每个管理团队会面，参观所有贸易展，可以说是完全以这个产业为生。我每星期有三或四天都出差，清晨六点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旧金山的那班美国航空公司班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连机上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了。美国股市突然从1987年1月2日起开始飙升，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的股价也开始上涨，而且再也没有回跌，整个产业在一月份的接单情况也有好转，为这些股票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持，因此，1986年7月确实是谷底。

　　　　我撰写了一份英特尔的研究报告（新炼金术士：英特尔如何点硅成金＇TheNewAlchemists：HowIntelisTurningSiliconintoGold＇），英特尔不再以超微AMD为微处理器的供货商，而且，它的确能以25美元成本制造出产品并以300美元的价格出售。玛戈在走廊上遇到我，她说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我。

　　　　“我先生读了你写的英特尔报告，非常喜欢。”

　　　　“坏消息呢？”我问。

　　　　“他买了英特尔的股票，最好是不要跌价啰！”

　　　　在超级杯那个周末，我飞往爱达荷州波伊西市，拜访美光科技（MicronTechnology），该公司是半导体产业里的小角色（唉，这公司名字可真是个不auto。ifeng/topic/shougou/

　　　　吉利的双关语），只制造内存芯片，当产业境况好时可以吃香喝辣，当产业境况差时可就愁云惨雾了。此时的美光科技公司已经处于垂死挣扎边缘，我对它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想顺便去太阳谷（SunValley）滑雪。

　　　　我搭乘周六晚上的飞机出发，因为太阳谷没有雪，因此，美光科技的首席财务官安排我去另一个地点，我在夜间开车前往，一开始，我想那大概是座只有一台吊车的小山，到了才发现是座树木与灯火如织的大山。那晚，我面带微笑去美光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乔伊·帕金森（JoeParkinson）庞大的住宅里吃晚饭，整个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和一位友善亲切的长者辛普拉特（JRSimplot）闲聊，他是马铃薯大王，他说，麦当劳卖的所有炸薯条几乎全都是向他采购的。这位薯条大王也是美光科技的大股东，我问他住哪里，他指着谷地那一边的一座山丘，说：“看到那支旗杆吗？”

　　　　“你是说州立公园入口处那支旗杆？”

　　　　“对，嗯，其实那并不是公园，那是我家。”

　　　　美光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帕金森向我抱怨日本厂商倾销芯片，说他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逼得他的公司走投无路，英特尔已经退出，但是，他的公司不能，因为制造芯片是美光唯一的事业。当时，美光的股价只剩下每股两美元，再这样下去很快就要变成零光蛋股票了，我是前来参加该公司第二天早上举行的年会的唯一一位华尔街分析师，而我真正的目的还是去滑雪呢！

　　　　帕金森开始告诉我一项“打中对手要害”的行动，华府站在他那一边，将有事情要发生。他说得非常隐秘，就像是破坏性的间谍行动一样。

　　　　我在机场看到纽约巨人队赢得超级杯，晚上回到家。我应该参加晨会，推荐这支股票，或者是自己购买，但我两者都没做。不过，我开始到处打听，很好奇帕金森说的“华府站在他那一边”。

　　　　我打电话到经常发出爱国之辞的美国电子业公会探听看看他们是否知情，他们建议我去向一位华府说客打听，这位华府说客又建议我去向一位律师打听，这位律师告诉我，参议员比提·威尔逊（SenatorPeteWilson）怎么做，并说美国商务部已经打算采取行动，他说：“这事情会一路往上层发展。”我打电话给所有这些相关单位，并开始把所有信息拼凑成整体印象，没错，是有事情即将发生，美国政府将对日本厂商征收倾销税，也就是说，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芯片的日本厂商将遭到巨额罚金的报复，很可能会引发一场贸易大战。

　　　　我试着向麦克德莫特解释这些，我认为我应该在晨会中谈此事，麦克德莫特问我：“这会造成股票上涨还是下跌？”

　　　　我说：“我不确定。”

　　　　“等你确定后，再来找我。”

　　　　这并不是向投资人的建议，但却是一件大事。

　　　　所以，我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记者西姆斯，就是在格鲁伯曼的拳击赛晚餐中坐我旁边那位，他接听电话，但好像根本不记得我是谁，我告诉他：“有件大事即将发生。”

　　　　“你指的是什么？”

　　　　“制裁，倾销税。”

　　　　“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把我得知的所有情况告诉他，他向我道谢，挂上电话，就这样，大约三星期没见什么动静。

　　　　突然间，事情开始热起来，里根政府里有人对媒体放出风向球试探舆论，想看看社会对制裁日本厂商的反应如何。《纽约时报》驻华府办公室对此一无所知，便向纽约总部查询有没有人知道内情，西姆斯说他知道一点，他到处打电话，但没人知道任何事，然后，他才想起我们的谈话，并在周五下午打电话给我，问我知道些什么、可能发生什么、为什么等等，我详细向他说明。

　　　　周末，我翻阅《纽约时报》，没看到任何报导。但是，星期一早上，时报头版以斗大的粗体字刊登了西姆斯撰写的一篇报导，谈到美国政府可能对日本厂商开征反倾销税，他在文中多次引述我说明为何政府打算采取此行动，以及此行动对产业的影响。这可真是一周的好开始！

　　　　约莫早上10点，我在办公室和格鲁伯曼闲扯，秘书走进来说，美国广播公司（ABC）“夜线”（Nightline）节目制作人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接电话。

　　　　“好啊。有何不可？”

　　　　我接起电话，制作人说：“我知道你今天早上一定非常忙碌”，我捂住话筒，问格鲁伯曼今天早上是不是非常忙碌，格鲁伯曼点点头，电话那头又说了：“我们可不可以派一位工作人员去你那里，请你谈谈有关倾销税的事，并录音下来？”

　　　　其实，并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政府还没做出任何宣布，只不过是放出了试探舆论的风向球。我给美国广播公司十五分钟，含糊不清地随口谈谈，事前，我唯一想到的一句话是：“在世界贸易中，我们不能当窝囊废。”

　　　　那天稍后，为了撰写后续报导，西姆斯再打电话来，他向我承认，这事件并不是他的专长，他是负责电信业的记者，《纽约时报》里有许多记者想跑这条新闻，但这是他的新闻，因为我打电话给他，因为他参加了格鲁伯曼的拳击晚餐。他告诉我他正在撰写明天刊登的后续报导，他想再度引述我的意见。可是，直到星期四、星期五，整个头版都是引述美国与日本官方谈论有关贸易大战和制裁的报导，我也观看了一整个星期的“夜线”节目，什么也没有。周五，股市收盘后，里根政府发布只有两句话的新闻稿，明确指出对日本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到处都在谈论此事，当天晚上，我出现在“夜线”节目中，他们特别凸显了我的那句话：“在世界贸易中，我们不能当窝囊废。”嗯……，我想，我该好好思考如何运用媒体来帮助自己了。

　牛市时代（4）　

　　　　上电视

　　　　在楼下洛克菲勒中心的地道里，有一些闲置的储藏空间，被一家名为“金融新闻网”（FinancialNewsNetwork）的有线电视频道使用，他们有一两台摄影机、几位谈话节目主持人和五十多位观众，他们经常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左右打电话邀请我下楼，在四点十五分左右对当天科技股的走势做总结分析。反正我下班回家刚好顺路，有何不可？所以，我经常上那频道节目。这频道最后变成今天的国家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唉！我当年应该要求成为节目的固定来宾才对。

　　　　分析师经常很长时间没什么需要做出分析评论的新闻或事件发生，当有事发生时，你得在不到两分钟内做出评论。除了晨会，多半是无聊的一整天，直到公司在下午四点以后公布获利数字，分析师的生活，有90％就是露脸。我们的办公室有一扇门，还有一扇小窗，这样，当你办公室的门关起来时，大家可以从这小窗向里望，我有时会在下午关上门，把脚抬高，打开一本商业杂志，小睡片刻。问题是，潘恩·韦伯装设了一些愚蠢的动作感应器，侦测动作、并在你进入你的办公室时自动开启照明，若你在办公室内十分钟未做出任何动作，感应器也会自动关闭照明，所以，如果我睡着了，办公室里的灯就会自动关掉，有时候，格鲁伯曼经过时，看见我坐在里头，灯却关闭，他就会打开我的办公室门，让灯开启，然后捉弄在里头打瞌睡的我。

　　　　潘恩·韦伯有一位年轻助理亨利·迪奥利亚（HenryD‘Auria）的问题更麻烦，有一天，我在早上八点进公司，他看起来糟透了，大概是昨晚喝了一整晚的酒，或是没换衣服就睡了，也可能两者皆是。他告诉我，他不久就将正式升为负责快餐餐饮店产业的分析师（那我就可以介绍他认识那位薯条大王！），他通宵准备今天早上的演示会（大概十五分钟后开始），忙到清晨四点左右，他想那就和衣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睡四个小时吧。问题是，他在睡梦中一动作或一翻身，那该死的电灯就自动开启，这样搞得他不断醒来，于是，他渐渐挪身到他的办公桌下，直到感应器无法侦测到他为止，时间已经是早上七点半，他只睡了半小时，一起身，整个脸撞上桌子！

　　　　飙去赌城

　　　　几星期后一个傍晚，格鲁伯曼、我和潘恩·韦伯的研究部协调员雷伊·欧济乔夫斯基（RayOzyjowski）（大家习惯称他欧济＇Ozzie＇）在市中心和一位客户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我们所有人决定共乘一辆出租车出城，坐在前座的欧济忽然转过身说他当下心念一动，觉得我们应该立刻前往知名赌城大西洋城，他问出租车司机载我们到那里（约三小时车程）要多少钱，司机摇摇头：“不行。”欧济望向我：“你加不加入？我们先在下一台自动提款机停一下，把信用卡里剩下的额度全部提领，就朝大西洋城出发。”

　　　　“好，我加入。”我大笑着说。

　　　　格鲁伯曼马上附和：“我加入，我可以替大家弄个房间，我们可以到沙洲大饭店（Sands）赌。”

　　　　那位客户默不出声，生怕我们会邀他加入，欧济不断设法说服出租车司机：“好嘛，载我们去啦，想象你明天带着大把绿油油的钞票回到家时，你老婆一定会把你当成英雄的！”

　　　　“不行，先生。”

　　　　我可以感觉到那位客户全身冒汗、发抖，格鲁伯曼滔滔不绝地描述那里的赌场、食物等等。那晚，我们并没有真的去大西洋城，不过，牛市时期就是这么疯狂、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