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z-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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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邓小平出席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担任记录。关于周恩来的回忆，是杨尚昆谈及的。那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宴请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研究员阎景堂在侧作陪。阎景堂问及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情况，杨尚昆作了答复。阎景堂如此记述：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2
杨尚昆同志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杨尚昆同志接着说：“总理这么一讲，我也想起来了，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小平同志是以党的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这是肯定的。”《陆友山、阎景堂同志在“遵义会议问题”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陈云的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可能和没有提及伍修权一样，一个是会议的记录，一个是会议的翻译。
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最初定为“《红星》报主编”。《红星》报是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总政治部出版。邓小平作为“邓、毛、谢、古”之一在挨批判后，被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调去编《红星》报。在中央苏区，《红星》报石印，每期印一万七千多份。长征途中改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伍修权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星火燎原》上的《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写及：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此职。他在一九二七年底，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长征途中，再次担任此职——这时，他的前任是邓颖超，因肺病加重，由他接替。一九八四年，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美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邓小平”条目时，涉及他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间。邓小平说这么一来，他不是伍修权所说“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他是一九三四年底开始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五百三十八页“邓小平”条：“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这一条目先是在《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又在《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九期刊载。条目经邓小平本人审定，是会议前已担任此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分析，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在黎平会议或黎平会议后，在猴场会议之前。他的前任邓颖超和继任者刘英都证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
因为陈云手稿中没有提及邓小平，所以关于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及其当时职务的考证，就比前十九人需要多花费一些笔墨。然而，经过考证，邓小平终于可以列上遵义会议的第二十位出席者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
早年曾一度把董振堂列入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其原因是出于这样的推理：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及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都出席了会议，那么作为五军团军团长的董振堂势必也出席会议。然而，陈云手稿中只提到“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出席会议，没有提到军团长董振堂——倘若他出席会议的话，陈云手稿中是绝不会遗漏的。另外，否定董振堂出席会议还有以下重要依据：
第一，周恩来的电报只发给“卓然、少奇”，没有发给董振堂。
第二，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发给五军团的多次电报，都指名给董振堂，表明他会议期间在前线。
第三，陈云对此作出解释，“遵义会议是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董振堂同志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但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的批复》，《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这样，董振堂没有出席遵义会议，得以确证。另外，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尚在乌江，未能出席会议。这样，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得以查清。在查证之中，陈云的手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根据陈云手稿便可确切地定下十八位出席者的名单——除了明确提及的十七位之外，手稿中有一句写及李德在会上“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证明李德出席了会议。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证，依据原始文献，依据会议出席者们一次次的回忆，遵义会议终于走出历史的“黑角”，我们可以用比较准确的线条勾勒这个被称为中共历史转折点的会议的轮廓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太阳的余晖渐渐隐没在玉屏山后，遵义的街头变得冷清起来。寒风吹拂着徐徐而流的湘江。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颀长的毛泽东和戴近视眼镜的张闻天随着担架，在警卫们的护送下，走过店铺簇拥的丁字口，走过湘江上的石桥，子尹路就在眼前了。柏公馆楼上，跟周恩来的卧室只一墙之隔的客厅，已经生好炭火盆。客厅正中是一张长两米、宽一米的长方桌子（柏家的餐桌），用土漆漆成板栗色，四周是近十几把藤心木把椅子，还有好多只木凳。另外，还特地放了一张抽脚藤躺椅（即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那是虑事甚细的周恩来嘱人找来，为王稼祥预备的“专座”。
一盏带白色荷叶边灯罩的美孚煤油灯已经点亮，挂在天花板正中，射出黄晕的光芒。桌上放着烟灰缸和茶杯，没有热水瓶，只有一把铜壶正放在灶间的煤炉上。
从前线赶回的林、聂住在附近，彭、杨住在柏公馆楼下。只是李卓然、刘少奇尚在途中。吃过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客厅。当毛、张、王从新城抵达这里时，与会者差不多到齐了。这时，墙上挂钟发出当、当七声响，会议也就开始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藤椅在挂钟的下方。李德远远地离群而坐，坐在门口那儿，伍修权紧挨着他而坐。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找个椅子、凳子坐。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博古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他在宣布开会之后，就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因为事先定下会议的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第一阶段（即从江西出发至攻下遵义）进行总结，博古的报告围绕着议题，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一五一十地进行总结。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的报告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又称“主报告”。博古的报告结束之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他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博古和周恩来报告的不同倾向，连李德也听出来了（伍修权在他的一侧给他现场翻译）。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李德的这句话，倒是颇为准确地概括了“正报告”和“副报告”之间的不同。周恩来的“副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接着，博古希望与会者对正、副报告加以讨论——直到这时，博古仍在按照他事先预想的会议程序在进行着。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马上开始发言。张闻天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头，清楚表明他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写好了发言提纲。如杨尚昆所忆：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提议毛、张、王在一起行军，入遵义后三人又同住古寺巷，长时间切磋，其结果便是张闻天手中的这份发言提纲。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他的发言一下子就震动了会议。他的发言，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报告，打乱了博古的会议程序。他一口气也讲了一个来小时，完全持与博古相反的
观点，人称“反报告”。张闻天指出：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张闻天把博古的正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把博古一下子镇住了。李德大口大口地抽烟。张闻天照着提纲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以下的这些非常尖锐的话，均摘自后来由张闻天写成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即李德——引者注）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幸亏进了遵义，香烟有了充足的供应，使李德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的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虽说他想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的报告……“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毛泽东也在大口大口地抽烟。平日，他在各种会议上，如同他指挥作战一样，喜欢“后发制人”，总是等大家都讲得差不多了才发言。这一回，却一反常态。当张闻天刚刚结束了“反报告”，毛泽东就开腔了。
毛泽东手里也拿着几张纸。不过，那不是发言提纲。他的意见早已烂熟于胸，用不着写发言提纲。那纸上的字，是博古作“正报告”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需要加以批驳博古的观点。在与会者的印象中，毛泽东的发言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要比张闻天幽默、辛辣，不时使会场爆发揶揄的笑声——唯有博古和李德不笑。很遗憾，迄今未曾查找到毛泽东发言的原始记录，不过，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毛泽东概括的这三个“主义”，颇为深刻：“先是冒险主义”——指的是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继而是保守主义”——指的是广昌之役，阵地战，堡垒对堡垒；“然后是逃跑主义”——仓促突围，实行逃跑。
周恩来回忆，毛泽东说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陈云则回忆：“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陈云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的话形象而又生动：“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用了这样一段话回顾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的一席宏论，层层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实际上，他的长篇讲话，才是遵义会议的真正的“正报告”、“主报告”。在毛泽东讲毕之后，王稼祥从躺椅上欠起，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前些天，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他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