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z-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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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十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著；第三卷三篇，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论著；第四卷三篇，关于财政经济的论著；第五卷七篇，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著。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出了《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四千册。另外，还印了一百册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作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
《毛泽东选集》的首页，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邓拓为《毛泽东选集》写了《编者的话》：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定稿付排，“七一”时就出书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四千册不胫而走，不断重印。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主编新版《毛泽东选集》，共六卷，六十余万言，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毛泽东选集》，则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另一种版本。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人们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进了一步。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宣传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邓拓，而是刘少奇。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片喜庆气氛。精心而特殊的会场布置，形象地显示了毛泽东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悬挂马克思像、列宁像的地方，如今高悬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黄字更为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画像两侧插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二十四年不平凡的历程。两侧的墙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后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三次在大会上讲话：一是在开幕式上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二是翌日作长篇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在六月十一日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七大”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离中共“六大”则已经整整十七年！眼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长条木靠椅上，坐着七百多名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中共党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使中共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的共产党。这时的红色区域，称为解放区，已拥有将近一亿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军队已不叫红军，而称为“八路军”、“新四军”，共达九十一万人。此外，还有民兵二百二十万。今非昔比，跟十一年前的广昌之败、湘江惨败，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护，是因为他领导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胜利。
在中共“七大”之前，曾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这次大会作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一次破记录的漫长的会议，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断断续续，竟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才结束。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得那么长，是在于中央委员们对中共二十四年的历史进行了仔细讨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文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经由全会通过。这份决议，后来作为附录被收入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余言，对中共二十四年来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作出了结论。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
所谓一右三“左”，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样，就对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概括。决议高度赞扬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对刘少奇单独进行了表扬：“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目标与思想同样是一个典范。”正是分清了二十四年中共党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顺利举行。毛泽东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字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以极为热忱的语言，赞扬了毛泽东，赞扬了毛泽东思想。他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五次：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刘少奇还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
刘少奇强调道：
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中共“七大”修改了党章，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根据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他去世。新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这五人成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内中，任弼时因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严重，于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毛、朱、刘、周这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只是后来变成毛、刘、周、朱。他们被称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袖。领导核心的稳定，保持着党的稳定。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团结一致，争取胜利”1
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受到全党的拥戴，还在于他善于团结同志，即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毛泽东没有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百六十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毛泽东在党内实行“团结——批评——团结”，这样就使中共“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写在会场上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十二个大字，正是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任弼时便是其中的一个。任弼时从反对毛泽东，经过自我批评，成为毛泽东的得力战友。他不仅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而且成为中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最为典型的要算是博古。毛泽东是取博古而代之，成为中共领袖的。但博古经过自我批评，心悦诚服地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拥护毛泽东。
以下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博古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大会发言的记录。博古如此说：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指向忠发被捕——引者注）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负总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说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
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博古很坦率地说及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
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一次。
确实，从那以后，博古与“左”倾教条主义告别之后就坚决站到毛泽东一边。正因为这样，张国焘在反对毛泽东时，称“毛、周、博、洛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自立“党中央”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的职务和党籍。
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派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一九三七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宣传特长。在中共“七大”，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四六年，博古作为“政协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四月八日，乘C47式运输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飞机由美军兰奇上尉机组驾驶。途经山西兴县东南时，一片阴雨，飞机竟撞在海拔二千多公尺的黑茶山上！与博古同时遇难的还有国共谈判中共代表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以及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遇难之日为四月八日，从此称“四八烈士”。遇难之际，博古年仅三十九岁。
王明在写了那篇《学习毛泽东》之后，其实对毛泽东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想不通，因为那时他只“当选中委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时，王明致函任弼时，表示赞同决议。中共“七大”期间，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六年因病去苏联就医，从此留居苏联。随着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王明在苏联大骂毛泽东。尤其是他在一九七一年所写《中共五十年》一书，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犯下了种种罪行。比如，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于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篡夺了党的军权，在这以后，他就使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他还写道：“根据毛泽东的密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王明痛骂毛泽东是“叛徒”，跟他当年所写的《学习毛泽东》，简直是天壤之别。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团结一致，争取胜利”2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顺便提一下那位李德，他在延安担任军事学校的教官。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时，他担任委员。一九三九年秋，周恩来、邓颖超赴苏，通知他同坐一架飞机飞往莫斯科，从此他离开了中国。到了苏联，李德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于是李德弃武从文，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来，他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主持把《列宁文集》译成德文。一九六一年，他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一九七三年，他写出回忆录《中国纪事》，其中有些内容有史料价值，但对毛泽东仍坚持反对立场，称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篡夺党和军队的大权”。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李德病逝于东德。
凯丰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