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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行动成功学:做自己想做的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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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红字》的作者霍·桑曾列举出享受成功的五要素:品质单纯;具备勇气;公而忘私;热爱工作;心安理得。尤其是“心安理得”,是享受成功绝对必备的因素。“半夜敲门心不惊”,与其说是一种素质,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是成功的主观性。
  关于成功,英国思想家赛克斯有一段经典论述:“成功没有秘诀。成功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成功不是做你不应该做的事情。”“成功并不限于你的生活中的某一个范围。它包括你与旁人之间关系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父亲或母亲,作为一个丈夫或妻子,作为一个公民、邻居、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种种。”“成功并非指你的人格的某一部分,而是同所有部分:身体、心理、感情、精神等的发展相连的。它是把整个的人做最善的利用。”“成功是发现你最佳的才能、技巧和能力,并且把它们应用在对旁人做最有效的贡献的地方。用郎费罗的话说,它是‘做你做得到的事情,并且做好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成功是把自己心力运用在你所爱做的工作上面。它是指一个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它需要你全神贯注于你生活中的主要目标。”“它是把你现在的全部力量集中于你所热望完成的事情上。”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成功因人而异,因时、因事而异。成功是主观的,成功是多元的。因此,目前国际公认的成功定义就是:实现自己有意义的既定目标。
  二、成功的实质是自由凡成功者,其生存空间、意志范围必然扩大,可支配、操纵的物质或知识更多。扩大的要么是物质空间,要么是心灵空间,要么是二者同时扩大。一句话,成功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度”。
  一个“地区级成功者”与一个“国家级成功者”以及一个“世界级成功者”,他们的意志影响的范围、生存空间是极不相同的;一个市井小民与一个得道高僧的心灵空间具有天渊之别;一个人以正当的方式达成某一个目标,另一个人以不道德的手段达成类似的目标,他们的物质空间或许相近,而心灵空间却相去甚远。
  古人云,“将军额前跑马,宰相肚里撑船”。一个是面子(物质空间)大,一个是涵养(心灵空间)深,都是成功的表现。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成功追求史,“自由”追求史。从石器、铜器到铁器,从地心说、日心说到控测太空,每一个进步,每一次成功都是一次飞跃,一次“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身处超市或酒楼而囊中羞涩时,我们感到尴尬,感到不自由;当我们知识不够却马上需要派用场时,方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不自由;当我们在特权人物的颐指气使下,点头哈腰时,我们不自由;当我们心中有太多的牵绊时,我们不自由……
  于是,我们想尽办法成功,以争取更大的“自由度”(生存空间或支配力)。物质的自由度是低级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度才是高级的“自由”。有的人丰衣足食甚至家财万贯,其物质自由度不可谓不大,而心灵自由度却很小,所以依然郁郁寡欢,求神拜佛,看精神科医生,以求得“心灵”的一丝平静;有的人干脆走向极端,大肆挥霍,骄奢淫逸,以物质空间暂时的自由麻醉自己,以掩盖心灵空间的狭隘与缺失。相反,为了追求绝对的心灵自由度而不惜抛弃巨大的物质自由度,也大有人在
  乔达摩生于公元前653年,父亲是释迦族国王。他们的国家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现印度和尼泊尔的边界地区。他出生的时候,一个婆罗门相者预言他会离家修游,成为一个出家苦修的圣人,并告诫,不要让他看见任何不幸的事物,如落叶、死尸等。国王为了让王位后继有人,就禁止他离开皇宫,并用宫廷无尽的奢华和享受围绕太子,极力把他同任何不幸的情境隔开。就这样,乔达摩长大了,只知道有富贵和享乐。后来,他又娶了同族的耶输陀罗公主为妻,并有了一个儿子名叫罗喉罗。
  然而,有一天,他终于走出了皇宫。在他的皇家马车中,他被车外的景象惊呆了一个非常衰老的女人。他忙问驾车的人:“这个女人怎么了?”他被告知,每个人最终都会像这老女人一样变老变衰弱。继续前行,又遇到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和一个没有双腿,在路边行乞的残疾人。太子吃惊地领悟到,每个人都会受到病痛的折磨。
  后来,他们又遇到了一列抬着尸体的送葬队伍,当他知道每个有生命的存在物都将会死去时,他深深地震惊了。但就在他心绪不宁,被病、老、死牵扰苦恼时,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眼睛注视着他,并对他很平静地微笑。
  “在人世的苦海中,这个人为什么还会欣喜?”乔达摩惊问。
  “他是一位圣者,”赶车人答道,“他已经获得了真理并因此得到了解脱。”
  这些新的发现,唤起了太子内心对人类的深刻同情以及对现在受到庇护的特权的厌恶。他越来越感到强烈的不安。虽然他已经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但是在他思想深处,有着无法终止的不完美感觉和对不幸人们的不断增长的、难以抗拒的“同体大悲”。
  他想,当他周围的世界充满苦难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置身于现在这种人为的幸福之中呢?而他又怎能忽视这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他心爱的妻子和独生子终将忍受老迈的痛苦和死亡的结局。乔达摩太子立志离家修行,带着解脱生死的宏愿,为获正果,矢志不渝。
  于是,在一个深夜,太子望了熟睡的耶输陀罗和罗喉罗最后一眼,便迅速离开了王宫。就这样,他毅然抛弃了自己熟悉的钟爱的一切,开始了新的求道生活。时年29岁。
  出家后,乔达摩先后向两位大师学习,接受苦行方式,努力通过苦修和无为来寻求人生的至理。他与其他极端禁欲者都一样,为了怕吃进小的生物而杀生,就只喝滤过的水;为了避免呼吸时吸进小虫子就带上呼吸面具;走路时小心翼翼以防踩到虫蚁身上;进食极少从而减少导致“业力”的肉体欲望。
  六年的苦行使乔达摩的身体极度瘦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天,他在河中洗浴,突然疲乏无力地倒在水中。要不是抓住岸上垂下的树枝,乔达摩可能就会被缓缓的涓涓细流淹死。上岸后,乔达摩又瘫倒在岸边。
  这时,一名叫输伽陀的少女在河边发现了他,送他一杯羊乳。从那天开始,乔达摩意识到苦行不能悟道,事实上饥饿和脱水只能让他心神散乱,干扰思维,至今仍一无所获。他决心放弃这种极端的苦行,滋补身体以便精进求法。
  最后,乔达摩来到一棵菩提树下,正念端坐,发誓要了脱生死,到达“正觉涅”,不成功则不起座,“不证菩提,决不移身”。由于从先前的苦行以及更早的哲人那儿习得了禅定的各种境界,乔达摩专心一念,很快进入冥思的高深定境。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七天),他已能够脱离感觉、情感和欲望,进入一种纯粹的清明之境。在第七天的早晨,他睁开眼睛,看到了晨星。在刹那间,他证道了在突生的极乐中,顿悟生死之源、灭苦之法及究竟极乐(涅,绝对的心灵平静)。
  自此,乔达摩成为佛陀(觉悟者),人们称他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他成功了。
  成功就是“自由度”。我们用四句通俗易懂的话,为成功自由度作一个最通俗的注解:当你想当的人,做你想做的事,去你想去的地方,说你想说的话。
  三、成功无止境成功不是一个点,而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完整的生命历程。
  并不是当上总经理的时候才成功。当副总经理的时候不成功吗?此一时的成功,必因彼一时的行动和成就。秦始皇什么时候是秦始皇,并非一统华夏的时候才是。秦始皇是他的一生。人常说知足常乐。也许达成一个目标,就该永享成功,不必再进取拼搏了。
  其实,人是不会知足的。虽说是“大厦千间,夜眠七尺;饮水江河,不过满腹”,但放眼世界,百万富翁想当千万富翁,千万富翁想成亿万富翁,亿万富翁又在角逐《财富》排行榜的头把交椅……
  有谁曾停止过对“成功”的疯狂追逐?越成功的人,成功的目标越大,对成功的欲望越强烈“不知足”恰恰又成了人类前进的动力,哪一天知足了,前进的脚步便停止了。按照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理论,人因不满足而痛苦,于是拼命追逐,一但满足后,又倦怠无聊又不满足了,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追逐。人类发展正是在不知足、知足的矛盾中,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因此,成功与生命共存。成功无止境。 
第3节:成必有方败定有因
  第四章成功必有方法失败定有原因
  成功有三个必要条件:
  1。下决心做一个成功的人。
  2。坚持不懈的毅力。
  3。学习成功的方法。
  一、如何使成功具有“必要性”一个人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自己的决心。
  衡量决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自己:究竟是“想成功”,还是“一定要成功”?“想”与“要”仅一字之差,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世界上大多数渴望成功的人,就是因为这一字之差、而没有成功。“想”,是随意的、想当然的,盲目的和非现实的。它至多只是一种向往或一种侥幸心理。“想”成功者,其目标要么游移不定,要么好高骛远,不着边际,因而很难整合现有资源,很难有计划、有方法;要么迟迟不动,要么行动不坚决、不彻底、不持久,一遇挫折,立即为自己找个“本来就是想想而已”的借口,下台了事。而“要”则全然不同,它是明确的,有目的和现实的。“要”才会检讨自己,改变自己,创造条件,适应环境要求。“一定要”,才能获得深刻的驱动力,而不顾任何艰难险阻,义无反顾,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虽说成功的欲望与生俱来,但无情的现实已把它打入潜意识深处的“冷宫”。
  人们对成功茫然了,麻木了。牛顿第一定理说,物体具有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性质,即惯性;人也是一样,具有安于现状的倾向,即惰性。要重新唤醒成功的欲望,从潜意识上升到显意识,就得下“一定要成功”的决心。“一定要”不会凭空而起,决心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必须为成功找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越充分越刻骨铭心,成功的决心就越大,意志就更坚强。成功才有必要性,付出才可能持久。但是,这个理由不可凭空捏造。
  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为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与种族主义坚决斗争。坐牢27年,斗争一刻没有停止过。最后他成功了,成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之所以为民族自由和平等挺身而出,“并不是受到神谕或一时的灵感和心血来潮,而是因一千次的眼泪、一千次的屈辱、一千次的绝望和痛苦!”
  人的思想意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
  伟大的孙中山和伟大的鲁迅,最初都是学医的。他们本来基于一个相同的理由,想在医术上成功;但后来,又都找到了另一个“成功的理由”,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一个成了民主革命的先驱,民国大总统;另一个成了世界闻名的大文豪。否则,他们最多只能成为好医生。1885年,昏庸腐败的清政府签定了投降卖国的《中法条约》。这个屈辱的事件,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情感。他决心学医,掌握治病的本领,以保障国民的健康,从而使国家强盛起来。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孙中山很快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医生。在从医期间,孙中山广泛接触社会,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中国的前途,逐渐感到中国社会的“病”比人们身体的病更为可怕,更为重要,进而得出了“医国”比“医人”更紧迫、更重要的结论。于是,开始秘密建立革命团体,从此走上了艰险的民主革命之路。“振兴中华”就是孙中山于1905年7月在日本的一次即席讲演上首先提出的。
  鲁迅学医的初衷与孙中山很相似。18岁那年,他到南京求学,后又留学日本学医。鲁迅为什么要学医呢?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世界列强的欺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体格太弱。“东亚病夫”真是奇耻大辱。同时,中国的医学也太落后了,鲁迅的父亲就是因庸医所误而过早的离开人世。鲁迅想学好医学,平时解除人民的病痛,增进大众的健康,战时则上前线做军医,为反侵略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在日本仙台学医的第二年,一次看教学电影后加映的时事短片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当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一个中国人被俄国人收买,充当奸细,被日本兵抓获,于是要将他砍头示众。许多东北同胞围观。“好啊!”当刽子手举起屠刀时,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银幕上和银幕下的这一幕,使鲁迅受到很大的刺激。那个被砍头的同胞,身体不是也很强壮吗?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们的领土上你争我夺,他们都是侵略者,都是我们的敌人。而他却去做一方的奸细,为虎作伥,亲痛仇快。活得糊涂,死得也糊涂,说明他缺乏起码的觉悟。而那些围观者,把屠杀同胞当热闹看,他们的精神状态麻木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经过痛苦的思考,鲁迅得出结论:身体健壮,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提高大众觉悟,才是当务之急。学医不能救国。学医只能医治人的身体,却不能解救人的精神。人们的身体,即使健壮了,但不知道爱国,不知道反抗压迫,又有什么用呢?!要唤醒民众,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文艺作品来感染他们,教育他们。于是,鲁迅中途退学,弃医从文,从此开始了他伟大的文化事业,终于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孙中山和鲁迅“一定要”成功的理由是如此充分、强烈,不啻于国恨家仇。“榜样”往往也是促使人们发生改变走向成功的好理由。
  东汉初年,出了一位打通西域的英雄,他就是班超。班超从小因家境贫寒,学习异常刻苦,青年时,靠给官家和私人抄写文书、书籍供养老母,勉强度日。有一天,他叹着气说:“大丈夫应当效法傅介子、张骞到边远地方建功立业,岂可一生死守笔墨砚台讨生计!”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典故由此而来),去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后来,班超带兵镇守西域31年,多次平定匈奴叛乱,同50余国建立了关系,成为功勋彪炳的一代名将。
  与他们比起来,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成功理由,也就是下决心的契机,要平常得多,只不过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遇到的一番“批评教诲”。苏步青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要拼命干活才能供他读书。他先在乡下念私塾三年,后又到离家一百里的县城小学读书。那时的苏步青很贪玩,功课不好,一连三个学期都是班里的倒数第一。父亲想方设法,又给他转了一所学校。那个老师对学生很关心,见他读书不用功,就批评劝导他说:“你能在这里念书,是父母流血流汗、省吃俭用换来的,你这样不用功学习,如何对得起父母呢?”这一席话对苏步青震动很大,他第一次感到自己错了。于是,他痛下决心,要好好读书。经过一年的努力,他的各科成绩一跃成为全班第一名。后来,他把数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学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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