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全)--马克思-第2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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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因此，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此外，撇开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通过信用而得到了发展），这种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危机好象只能由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547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普遍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

　　不过，除了这种商业信用外，现在还有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贷款，同银行家和贷款人对他们的贷款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贷款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资本的现实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有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那种专门以伪造汇票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贷款人，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还能平静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548奥维尔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总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的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物价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仅仅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萎缩造成的。当物价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范围，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没有谈到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显得充裕了。不过，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谈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例如，1847年危机后，就发生了“交易紧缩，货币过多”的现象（《商业危机》1847—1848年证词第1664号）。“因为商业几乎完全停顿，投资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549第45页，利物浦皇家银行董事霍奇森的证词）。这些绅士（而霍奇森还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为了说明这种现象而发表过什么谬论，从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看到。

　　“货币紧迫＜1847年＞是由国内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所引起的，而这种减少部分地是由于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物必须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于流动资本（floating　capital）转化为固定资本而造成的。”＇同上，第63页＇

　　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怎么会减少国内的货币资本，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拿铁路这个当时的主要投资项目来说，无论或纸币都没有用来架设桥梁和铺设铁轨，并且购买铁路股票的货币，只要它的存入是为了交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银行存款完全一样地执行职能，正如上面指出的，甚至还会暂时增加借贷货币资本；而这些货币在实际用在建筑上的时候，它们就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国内流通。如果仅仅说固定资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由于不能出口，就会失去出口货换来的收入所形成的可供支配的资本，从而也就会失去现金或金银条块形式上的收入，如果只是就这一点来说，那末，货币资本会由于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而受到影响。不过，当时英国的出口货，在国外市场上也是大量堆积，卖不出去。当时曼彻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厂主，把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正常资本投在铁路股票上面，于是不得不靠借入资本来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他们来说，流动资本实际上已经固定下来，因此，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们把属于自己企业的资本提取出来，不是投到铁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说采矿业方面，并且采矿业的产品铁、煤、铜等等本身也是流动资本，其结果还是一样。——550当然，由于歉收、谷物进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则是一件和铁路投机毫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把自己的货币投到铁路方面，几乎所有商行都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同上，第42页＇——“各商行都把这样大量的货币贷给铁路，结果这些商行不得不通过汇聚贴现的方式再向银行取得大量贷款，以便维持自己的营业。”（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67页）“在曼彻斯特，铁路投机使许多人遭到巨大损失。”（罗·加德纳，同上，证词第4884号。在第1卷第13章第3节c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1847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疯狂投机。但是还有别的情况促使这个部门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产：

　　“它们有雄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它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靛蓝厂和制糖厂上了。后来，当它们的债务达50—60万镑时，它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兑付它们的汇票了，最后才发觉，为了兑付它们的汇票，只有完全依靠它们的信用”（查·特纳，利物浦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人，同上，第730号）。

　　再看看加德纳的证词（同上，第4872号）：

　　“中国条约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了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因此，除了现有的全部工厂外，又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第4874号）“这种生意做的怎样呢？——倒霉透了，真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1844年和1845年对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收回；因为茶叶是主要的回头货，并且因为使我们产生很大的期望，所以我们工厂主都确信茶叶税会大大降低。”

　　请看英国工厂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551

　　“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贸易，不是受国外市场购买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国内我们对作为我国工业品的回头货而得到的那些产品的消费能力的限制。”

　　（那些和英国通商的比较穷的国家，当然可以对任何数量的英国工业品进行支付和消费，而遗憾的是，富有的英国竟不能消化作为回头货的产品。）

　　（第4876号）“起初我运出一些商品，出售时大约亏损15％，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代理商购买茶叶的价格，可以使我在英国转卖这些茶叶时，获得一笔足以补偿上述损失的利润；结果我非但没有获得利润，有时反而亏损25％，甚至50％。”——（第4877号）“工厂主出口是自负盈亏吗？——主要是这样的；商人好象不久就发觉，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们怂恿工厂主采取委托销售的办法，而不必亲自参与。”

　　可是，在1857年，损失和破产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为这一次是工厂主让商人对国外市场商品过剩承担了“自负盈亏”的责任。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参看下面举出的关于伊普斯威奇地区的例子，在1857年以前的几年间，那里的租地农民的存款增加了三倍），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因此实行了低利息率。552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的骑士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设。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它553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我曾在别的地方指出，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稍微的营业好转和比较持久的不振这样一种在不同的工业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比较慢性的延缓的交替。但这里也许只是周期持续时间的延长。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象在预示这一点。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弗·恩·｝】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荣期——中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欺诈盛行的时期，生产力紧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能否兑现，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态变化，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厂商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554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