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全)--马克思-第2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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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又使得上述目的比较容易达到。其实要使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量相当近似地确定下来，决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点，单是由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象牲畜这样的商品，由于每头牲畜的生产时间很长，它的相对价值似乎是最难确定的，但它却成了最早的、几乎得到普遍承认的货币商品。要使牲畜成为货币商品，牲畜的价值，它对一系列其他商品的交换比率，必须已经具有比较不寻常的、并且在许多氏族的范围内已经得到一致承认的确定性。当时的人——不管是牲畜饲养者还是他们的顾客——肯定都已相当精1017明，在交换中得不到等价物，就不会把他们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白送给别人。相反，人们越是接近商品生产的原始状态，——例如俄国人和东方人，——甚至在今天，他们也越是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持久的、互不相让的讨价还价上，以便为他们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争得充分的代价。

　　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出发，全部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的各个方面借以发生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就象《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所叙述的那样发展起来了；因此，特别是使劳动成为形成价值的唯一因素的那些条件发展起来了。而且，这些条件是在当事人并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只有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才能从日常实践中把它们抽象出来，因此，它们是按自然规律的方式起作用，马克思也已证明，这一切都是从商品生产的性质中必然发生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进步，是向金属货币的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事实，从此在商品交换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来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货币已经成了决定性的价值尺度；而且，进入交易的商品种类越是繁多，越是来自遥远的地方，因而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越是难以核对，情况就越是这样。此外，货币本身最初多半来自外地；即使本地出产贵金属，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方面仍然无法近似地估计出花费在贵金属上的劳动，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由于习惯于用货币进行计算，关于劳动是价值尺度这种属性的意识已经变得十分模糊；货币在人民大众的观念中开始代表绝对价值了。

　　总之，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之前是普遍适用的。在此之1018前，价格都以马克思的规律所决定的价值为重心，并且围绕着这种价值来变动，以致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得越是充分，一个不为外部的暴力干扰所中断的较长时期内的平均价格就越是与价值趋于一致，直至量的差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把产品转化为商品的那种交换时起，直到公元十五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商品交换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也许是五千年；在巴比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也许是六千年；因此，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时期内起支配作用。现在，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洛里亚先生的高深见解了。洛里亚先生竟然把这个时期内普遍和直接适用的价值叫作这样一种价值，商品从未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并且说任何一个稍有点健全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去研究它！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民不仅把他的份地，而且也把他作为自由的私有者、自由的或依附的佃农或农奴的地位，世袭地和几乎不可转让地继承下来，城市手工业者则把他的手工业和他的行会特权，世袭地和几乎不可转让地继承下来，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还会把他的顾客、他的销售市场以及他自幼在祖传职业方面学到的技术继承下来。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1019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在原始共产主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马尔克公社。起初，每个农民都有同样大小的份地，其中包括面积相等的各种质量的土地，并且每个人在公共马尔克中也相应地享有同样大小的权利。自从马尔克公社变为闭关自守的组织，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分配以来，份地由于继承遗产等等原因而发生了再分割，与此相适应，马尔克的权利也发生了再分割；但是，由于仍旧以每份份地作为一个单位，结果产生了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份地，以及相应地在公共马尔克中分享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权利。以后的一切同业公会，都是按照马尔克公社的样子建立起来的，首先就是城市的行会，它的规章制度不过是马尔克的规章制度在享有特权的手工业上而不是在一定的土地面积上的应用。整个组织的中心点，是每个成员都同等地分享那些对全体来说都有保证的特权和利益。这一点还非常清楚地表现在1527年的爱北斐特和巴门的“纺纱业”特权上。（图恩《下莱茵的工业》第2卷第164页及以下各页）以上所说也适用于矿业劳动组合。在那里，每个股份都享有同等的一份利益，并且象马尔克成员的份地一样，每个股份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分割。以上所说也完全适用于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公会。亚历山大里亚港或君士坦丁堡港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他们每一个“民族”都在各自的商场（Fondaco，除中心办事处之外，还包括宿舍、餐馆、仓库、陈列处和售货处）建立了完整的商业公会；它们的成立是为了对付竞争者和顾客；它们按照互相商定的价格来出售商品；它们的商品都有一定的质量，要经过公开的检验并且往往盖上印记作为保证；它们还共同规定了向当地居民购买产品时许可支付的价格等等。汉撒同盟的人在挪威卑尔根的德意志桥上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荷兰和英国的竞争1020者也是这样做的。凡是低于价格出售或高于价格购买的人都要倒霉！这种人受到的联合抵制在当时意味着必然的毁灭，更不用说商会对违反规章的人所直接给予的惩罚了。此外，还有为一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更狭窄的商业团体，例如，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多年控制着小亚细亚佛克亚明矾矿和希沃斯岛明矾矿的热那亚的“摩阿那”。又如，从十四世纪末就同意大利和西班牙做生意并在那里设立了分支机构的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又如奥格斯堡商人富格尔、威尔塞、弗林、赫希斯特泰尔等人和纽伦堡商人希尔什福格尔等人创立的德国公司，它拥有66000杜卡特的资本和三艘船，曾参加1505年至1506年葡萄牙对印度的远征，获得了150％（根据另一种材料，是175％）的纯利润。（海德《列万特贸易史》第2卷第524页）此外，还有一系列别的“垄断”公司，对于它们，路德曾经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威尼斯人在列万特各国，汉撒同盟的人在北方各国，购买商品时每人所支付的价格都和邻人一样，商品花费的运费也一样。他们出售商品得到的价格也和本“民族”的所有其他商人一样，而且在购买回头货时支付的价格也一样。因此，利润率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均等的。对大贸易公司来说，利润要按照投资的大小来分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象马尔克的权利要按照份地的大小来分配，或者矿业的利润要按照股份的大小来分配一样。因此，相等的利润率，在其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后结果之一，而这里在其1021最简单的形式上却表明是资本的历史出发点之一，甚至是马尔克公社直接生出的幼枝，而马尔克公社又是原始共产主义直接生出的幼枝。

　　这个原始的利润率必然是很高的。经商所冒的风险非常大，这不仅因为海盗异常猖獗；而且因为各竞争民族一有机会，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最后，销售和销售条件要依靠外国君主的特许，而破坏或撤销特许的事情又经常发生。因此，利润中必须包含一笔很高的保险金。此外，周转是迟滞的，营业的进行是缓慢的，而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当然，这种时候很少是长久的），营业又是获得垄断利润的垄断贸易。当时通行的利息率很高，这也证明利润率平均是很高的，因为利息率整个说来总是要低于普通商业的利润率的。

　　但是，这种由商会的共同行动造成的、对一切参加者来说都相等的高利润率，只是在本商会的范围内，在这里也就是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才有效。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汉撒同盟的人、荷兰人——每个民族都各有特殊的利润率，甚至每个销售市场当初都或多或少各有特殊的利润率。这些不同的团体利润率的平均化，是通过相反的道路，即通过竞争来实现的。首先，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市场上的利润率得到平均化。如果威尼斯的商品在亚历山大里亚得到的利润大于在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或特拉比曾德得到的利润，那末，威尼斯人就会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而把相应的资本从其他市场的贸易中抽出。然后，在向同一些市场输出同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各民族之间，也必然会逐渐发生利润率的平均化，其中有些民族往往会遭到破产，从而退出舞台。但是，这个过程不断为政治事件所中断，例如，全部列万特贸1022易由于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而归于衰落。1492年以来地理和商业上的大发现，只是加速并最后完成了这个衰落过程。

　　接着而来的销售市场的突然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的通商路线的改变，起初并没有引起商业经营方式的任何重大的变化。起初，同印度和美国进行贸易的也仍然主要是这些商会。不过，首先，在这些商会背后已经出现一些较大的民族。经营美国贸易的整个联合起来的西班牙代替了经营列万特贸易的加泰隆人；除西班牙外，还有英国和法国这样两个大国；甚至最小的荷兰和葡萄牙，也至少象前一个时期最强大的商业民族威尼斯一样强大。这种情况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远征商人，商业冒险家提供的支持，使那种对自己的成员实行武装保护的商会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了，从而使商会的费用直接成为多余的负担。其次，财富在个人手里的积累现在已经显著加快，以致单个商人很快就能够在一个企业中投下象以前整个公司所投的那样多的资金。商业公司在它们继续存在的地方多半都变成了武装的团体，它们在祖国的保护和庇护下，对新发现的整块土地实行征服，并进行垄断的剥削。但是，在新的地区主要由国家建立的殖民地越多，商会贸易就越会让位于单个商人的贸易，从而利润率的平均化就会越来越成为只是竞争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了解了商业资本的利润率。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只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产业资本只是在这以后才发展起来。生产主要还是掌握在自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手里，因而他们的劳动不为任何资本提供剩余价值。如果说他们必须无代价地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第三者，那就是以贡赋的形式交给封建主。因此，商人资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只能从本国产品的外国购买者那里，或者从外国产品的本国购买者那里赚取利润；只是到了这个1023时期的最后，对意大利来说，也就是在列万特贸易衰落的时期，外国的竞争和销路的困难才迫使制造出口商品的手工业生产者把商品低于价值卖给出口商人。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国内单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零售贸易中，商品平均说来是按照价值出售的，但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通常都不是如此。新中国的外贸大都如此。这种情况完全和现在的世界相反。现在，生产价格适用于国际贸易和批发商业，但在城市零售贸易中，价格的形成则是由完全不同的利润率来调节的。例如，现在牛肉从伦敦批发商人转到伦敦消费者个人手中时增加的价格，要大于从芝加哥批发商人转到伦敦批发商人手中时增加的价格（包括运费在内）。

　　在价格的形成上逐渐引起这种变革的工具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萌芽早在中世纪就已形成，它存在于以下三个领域：航运业、采矿业、纺织业。意大利和汉撒同盟各沿海共和国所经营的那种规模的航运业，没有水手，即雇佣工人（他们的雇佣关系，可能被参加分红的组合形式所掩盖），是不行的，而且当时的大桡船，没有摇桨工，即雇佣工人或奴隶，也是不行的。原来由合伙的劳动者构成的矿业组合，几乎到处都变成了靠雇佣工人开采的股份公司。在纺织业中，商人已经开始让小织造业者直接为自己服务，他供给他们纱，并且付给他们固定的工资，让他们为他把纱织成织物；总之，他已经由一个单纯的购买者变成所谓的包买商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形成的开端。矿业组合作为闭关自守的垄断团体，我们可以把它撇开不说。就航运业主来说，很明显，他们的利润至少应等于本国的普通利润加上保险费、船舶损耗费等等额外费用。而至于纺织业的包买商，他们最先把那种直接为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拿到市场上来，并同手工业者自1024己生产的同类商品进行竞争，他们的情况又怎样呢？

　　商业资本的利润率早已存在。它也已经平均化为近似的平均率；至少对当地来说是这样。那末，是什么原因推动商人去承担包买商的额外业务呢？唯一的原因是：在出售价格与别人相等的情况下可望获得更大的利润。他已经有了这种前景。当他雇用小织造业者来为自己服务时，他就打破了生产者只能出售自己制成的产品而不能出售别的东西这样一种对生产的传统限制。商业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这样，他也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当然，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以便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在织工手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而在以前，他只是在购买织物的时候才支付全部价格。但是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必须把一笔额外资本预付给织工，这种织工通常只有在债务奴役之下才会屈从于新的生产条件。第二，即使撇开这点不说，计算总是采取如下的形式：

　　假定我们这个商人用资本30000（杜卡特、策欣、镑或任何其他货币单位）来经营他的出口业务。其中10000用来购买国内商品，20000用在海外销售市场上。资本每两年周转一次。年周转额＝15000。现在假定我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