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奴役的道路-完整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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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
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在我们的经济追求中受控制意味着，除非我们宣布我们具体
的目的，否则我们将总是受控制。或者，因为当我们宣布我们具体的目的时，也必须使
它获得批准，因而实际上我们将在每一件事上都受到控制。
因此，经济计划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会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
我们认为是重要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问题，而是是否会由我们自已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
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是否这必须由计划者来加以决定的问题。当我们轻蔑地谈论
纯粹的经济需要时，经济计划所影响到的，将不仅是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边际的需要。它
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将不再被允许去决定我们认为是边际需要的那种东西。
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控制那种只牵扯到次要事情的我们的那一部分生活，
它将控制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有限手段的分配。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
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
不予满足。这实际上是问题的关键。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
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
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
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集中计
划意味着经济问题由社会解决而不由个人解决，而这就必然也要由社会，或者更确切地
说，由社会的代表们，来决定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
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
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由于在现代条件下，
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
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
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
即使计划者不拟用权力来直接控制我们的消费，他们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也同
样是完整无缺的。虽然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定量分配以及类似的
措施，但计划者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并不依存于这一点，并且即使消费者名义上能
自由地随意花费其收入，这也并不减少这种权力的效力。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
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是基于这一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
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
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虽
然也许我们用不着害怕这样一个当局会跟一个私人垄断者一样使用它的权力，因为我们
假定：它的目的大概不会是勒索最大的财政收入，但它会有完全的权力来决定给我们什
么和按照什么条件给我们。它将不仅决定可供利用的商品和劳务是什么以及数量多少，
而且，也将能够决定这些商品和劳务在各个地区和集团之间的分配，并且，只要它愿意，
它也能在人们之间实行它所喜欢的任何程度的差别待遇。如果我们还记得何以计划被最
大多数人所倡导的话，那么，我们还会怀疑，这种权力将会被用于当局认可的目的，并
防止追求其不能同意的目的吗？由于控制生产和价格而授予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在一
个竞争性社会里，我们对一个物品需付的价格，和物与物的交换比率，决定于我们取得
一物而使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另外一些物品的数量如何。这个代价并不决定于任何人的
自觉的意志。如果达到我们目的的某种方法证明对我们来说耗费过人的话，我们可以自
由地去试用另一种。我们道路上的障碍并不是由于某人不赞同我们的目的，而是由于其
它地方也需要这种手段。在一个受指导的经济中，当局监视着人们所追求的各种目的，
它肯定会运用它的权力协助某些目的的实现，和阻止其它目的的实现。决定我们应该取
得什么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对何者应喜爱何者不应喜爱的看法，而是他人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并且由于当局将有权力阻挠逃避其指挥的任何努力，它将像直接告诉我们应当如
何花费我们的收入那样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消费。
当局的意志，并不是仅仅在我们作为消费者这方面，而且甚至主要不是在这方面来
计划和“指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甚至更多地是在我们作为生产者这方面来进行这种
计划和“指挥”的。我们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而且由于对我们当中的大
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由于我们的职业通常也决定
了我们生活的地点和将和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因而选择职业的某种自由，对我们的幸福
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些。
诚然，甚至在最好的社会里，这种自由也是很有限的。很少有人拥有许多可供选择
的职业机会。但重要之点是：我们确有某种选择；我们并不是绝对地被束缚在为我们过
去选择好了的或可能会选择的某一工作上；如果某一位置变得令人十分难以容忍，或者
如果我们钟情于另一工作时，能干的人几乎总有路子可走，也就是以某种牺牲为代价，
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
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即使我们从来没有精神上的力量去做出必要的牺牲，但
只要知道这一点，即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就会使许多令人难以忍受
的处境成为可以容忍的了。
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已尽善尽美，或者，在过去的最
自由的时代里曾经达到这种地步；也不是说，在改善向人们开放的可供选择的机会方面，
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和别处一样，政府在这里可以做很多的事，帮助传播知识、信息
和促进人的流动。但问题在于：这种真正会增加机会的政府行为，却几乎正好是和目前
被广泛倡导及实行的“计划”相反的东西。诚然，大多数计划者都承诺说，在新的有计
划的社会中，选择职业的自由将会谨慎地予以保留，甚至还会增加。但是，在这方面，
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中许多无法履行。如果他们要进行计划，他们就必须控制各种行业和
职业的大门，或控制报酬条件，或者两者都控制。几乎在所有已知的计划工作的例子中，
建立这种控制或限制常常是所采取的措施中首要的措施。如果这种控制普遍实行，并且
由一个单一的计划当局来推行的话，我们用不着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知道他们所承诺的这
种“选择的自由”将变成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选择的自由”将会是纯粹虚假的，
仅仅是一个不实行差别待遇的诺言，而根据情况的性质，差别待遇是必须实行的，这样，
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当局将会根据它所承认的客观标准进行选拔。
如果计划当局把它的行动限于规定就业条件，并通过调节这些条件来规定就业人数
的话，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通过规定报酬，当局会同明确排除许多人参加一样有效地
阻止他们进入许多行业。一个相貌不漂亮的、十分希望成为一个售货员的女郎，一个体
弱的、十分向往那种他的屠弱身体不利于他担任的工作的男孩，以及一般地说那些很明
显的比较不胜任或不适合的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未必一定被拒之于门外；如果
他们对这个位置估价很高，他们常常能够用一种经济上的牺牲来得到一个从头做起的机
会，并在将来通过自己在起初并不那样明显的长处来得到补偿。但当当局规定了整个部
类的报酬，并用一种客观的考试在志愿参加的人们中进行挑选时，他们参加这种工作的
感望所发生的力量就微不足道了。其条件并不是属于标准类型的人，其天资气质不属于
通常类型的人，将不再能够和一个其意向会适合他的特殊需要的雇主达成特殊的协议；
那种喜欢不规定时间的工作，甚至喜欢随遇而安，宁愿为此得到较少的、也许是不确定
的收入而不愿做例行公事式的固定工作的人，将不再有选择的机会。情况将会跟在一个
大的组织中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没有例外，或者还要更坏，因为在那
种情况之下将没有任何脱身的可能。我们将不再能够只是在我们认为是值得的时候和场
合，根据自己的意志合理地或有效率地进行工作；计划当局为了简化它的工作一定会定
出一套标准，我们大家必须都要遵行。为了使这项莫大的工作可管理，就必须把多样性
的人类能力和倾向归纳为几种很容易相互交换的单位，而且有意识地忽视次要的个人差
别。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
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
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大多数事物都能以某种代价得到虽然我们得付出的往往是
非常高的代价，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但是，除此之外，就不会
有完全的选择自由，而只有颐指气使，不许越雷池一步，最后，还有权势人物的偏爱。
关于这些问题，现在流行着的混乱观念中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居然把在竞争性的社
会中任何事物都可以花一定的代价取得这种现象作为非难它的一个理由。如果人们反对
使生活中较高尚的价值和“现金交易关系”相结合，指的是我们不应当被容许为了保存
较高尚的价值而牺牲比较次要的需求，并且应当由别人为我们做选择的话，那么，这种
要求必定会被认为是颇为奇特的，而且很难证明是对个人尊严的高度尊重。生命与健康，
美与善，荣誉与精神的安宁，往往只能以相当的物质牺牲为代价才能得以保存，并且还
必须有人情愿这样选择，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并不愿意不惜忍
受物质上的牺牲以保全这些高尚的价值，使之不受伤害。只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愿意
承受由于废除汽车而造成的损失（假如没有其它办法）的话，我们当然能够把汽车意外事
件所引起的伤亡减少到零。这同样也适合于其它千万个例子，即我们经常使我们自己和
我们的同类冒牺牲生命、健康和美妙的精神价值的危险，去促进我们同时轻蔑地称之为
物质上的舒适。它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目的都为着这同样的物质财富而竞争，
并且，如果这些绝对价值无论如何不能遭受危险的话，我们也只能为了这些绝对价值而
奋斗。
冷酷的事实常常迫使人们进行痛苦的选择，人们希望解除这种痛苦，这不足为奇。
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由别人替他们进行选择来解除它。人们所希望的是根本不需要
进行这种选择而他们又过于轻信这种选择并不是真正必须的，过于轻信这仅仅是我们生
活于其中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所愤慨的事实上是还存在着经
济问题。
人们认为确实不应再有经济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还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关于
“潜在的丰裕”的谈论而得到加强，因为所谓“潜在的丰裕”，如果竟是事实，自然将
意味着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使选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虽然这个圈套自从社会主义出现以
来一直在各种名义下为社会主义宣传所利用，但它仍然是和l00多年以前首次使用它时一
样明显的不真实。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那些使用它的许多人中，没有一个曾经拿出一个
可行的计划，说明应如何增加生产以便哪怕是在西欧消除我们所认为的贫困现象——且
不说在全世界。读者可能认为：任何谈论所谓“潜在的丰裕”的人或者是不诚实，或者
是不知道他所谈论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虚幻的希望驱使我们走上计划的道路，在这方面
它不亚于任何别的事物。
虽然当下流行的运动仍然由于这个虚幻的信念而得益，但认为计划经济会比竞争性
制度生产出更高额的产品的论调，已逐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多数学者所放弃了。纵然是
那些具有社会主义观点并认真地研究过集中计划问题的许多经济学家，现在也满足于希
望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和竞争性制度在效率方面旗鼓相当。他们之所以倡导计划，不再
是由于它的生产力高，而是由于它能使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这确
实是能够认真地坚持要求计划的唯一理由。如果我们希望获得符合于某种预定标准的财
富分配，如果我们想有意识地决定谁将会有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计划整个经济制度，
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问题仍然是，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公平理想，我们必须付出的代
价，较之受到众多攻击的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后果，是否一定不会造成更多的
不满和压制呢？
如果我们为这些疑虑寻找安慰自已的理由，认为采用集中计划只意味着自由经济在
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后，又回归到多少世纪以来曾经统治经济活动的束缚和管制而已，并
因此认为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并不一定会超过自由放任时代以前的程度，我们就大错特
错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即使在欧洲历史上对经济生活的组织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候，
也只不过建立一种一般性的和半永久性的规则构架，在其中，个人保留有宽广的自由领
域。当时所用的控制机器也还不足以把超过一般管理以上的约束强加于人。即使在控制
最完备的地方，它也不过是扩展到一个人借以参加社会分工的那些活动而已。在远为广
阔的领域内，个人仍依赖自已的产品为生，并可以投己所好自由地行动。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在自由主义时代，分工的进展造成了一种局势，使我们几
乎每一个活动都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发展是我们不能够加以扭转的，因为仅仅是
由于这种发展，我们才能够按现在的那种标准供养大量增加了的人口。但是以集中计划
代替竞争因而将要求对我们的生活实行比以往人们所企图的程度更为多得多的集中管理。
它不能停留在我们看作是经济活动的范围内，因为现在几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依
存于他人的经济活动。对“集体地满足我们的需要”的热衷，要求我们在指定的时间，
按规定的形式，从事娱乐和满足必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曾以此而为极权主义很好地准
备了道路，这当然也部分地有利用它作为一种政治教育的工具的意图。但它也是计划迫
切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