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奴役的道路-完整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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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演说家为我们呈现的未来画面中不像在我们祖先的梦想和希望中那样显得突出呢？
被排位较低的，当然不是物质的舒适，当然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当然不是某种社会
地位的保证。有没有一个受人欢迎的作家或演说家敢于向大众建议，他们也许应当为一
理想目标而牺牲他们在物质方面的前景呢？难道事实不是完全相反吗？
难道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教导我们要视之为“19世纪的幻想”的那些东西——即自由
与独立，真理与诚笃，和平与民主，以及把个人作为人、而不仅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
中的一员来尊重——不都是道德价值标准吗？现在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固定了
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革新者敢去触动它们，因为人们把它们当成是永远不可改
变的界标，并且必须在将来的任何计划里都遵循它们。它们不再是个人的自由，即个人
的行动自由，也很难是个人的言论自由。它们乃是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受其保护的标准，
乃是他们不计他人向他们的同伴提供其所需东西的“权利”。那些不计大众参加的封闭
型集团对非成员的歧视，更不用说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歧视，越来越被认为是自然的现
象；人们对出于某个集团利益的政府措施强加于个人的不公正的行动熟视无睹，几乎形
同铁石心肠；对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粗暴之至的蹂躏，像在强迫移民中所发生的事件那
样，就连据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也越来越无动于衷了。所有这一切确实表明，我们
的道义感已变得迟钝，而不是变得敏锐了。当我们受到要炒蛋就得打碎鸡蛋这种日益频
繁的提醒的时候，那些正在被打碎的鸡蛋几乎都是前一两代人认为是文明生活之根基的
那一类东西。我们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对于权势者所宣称的原则表示同情，他们对
权势者所犯的任何暴行还有什么不能欣然宽恕的呢？
在集体主义进展所形成的道德价值变化中，其中有一个方面的变化是现在特别耐人
寻味的。那就是，那些受到越来越少的尊重、因而就变得更少见的美德，恰好是英国人
理应引以为自豪的、并且人们也公认是它们守持得更好的那些美德。英国人所持有的、
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大多数民族——除了诸如瑞士和荷兰等少数儿个较小的国家以外—
—守持得更好的这些美德，就是独立和自力更生，一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
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
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不到颠的强大，不到颠的民族性，还有不到颠的成就，在很大程
度上是自发努力的结果。英国的道德精华在其中已得到最本质的表现，转而形成了英国
的民族性和整个道德精神的几乎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就是目前正在被集体主义的发展和
它所固有的集权主义倾向不断地毁灭着的那些东西。
有时我的外国背景能够有助于更清楚地看清，一个民族道德精神的特殊长处是由什
么环境造成的。如果像我这样一个人，不管法律怎样规定，必须永远只当个外国人，也
许会被允许说，我们这一时代最使人沮丧的景象之一就是看到，英国过去给予世界那些
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在英国本国竟被人们鄙夷到了何等地步。无论英国人属于哪个党派，
都多少持有那些照它们最确切的形式看来以自由主义著称的思想。英国人很少知道在这
方面他们和其他大多数民族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和其他大多数民族相比，20年前，差不
多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无论他们和党派自由主义存在多大的区别。就是在
今天，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也同自由主义者一样，如果他到外国去旅行，他
可能发现卡莱尔或者迪斯累里、韦伯夫妇或者H·G·威尔斯的思想和著作在与他很少有
共同之处的圈子内，在纳粹和其它极权主义者当中极为盛行，如果他发现一个思想的孤
岛，在那里麦考利和格莱德斯通，F·S·穆勒或约翰·莫利的传统仍然活着，那么他将
会发现一些和他自己“说同一种语言”的亲切的幽灵，不管他自己和他们所特别拥护的
理想有多么不同。
最使人对英国文明的特殊价值丧失信心，并且对我们追求当前伟大目标起最大的瘫
痪作用的，莫过于英国所作的大部分笨拙宣传。对外宣传成功的首要前提条件，是自豪
地肯定那些别的民族都知道的、做宣传的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出色特点。英国的宣
传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因为负责宣传者都本身似乎已对英国文明的特殊价值失掉信心，
或者说，完全不了解它借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那些要点。其实，左翼知识分子崇拜外国
上帝己经如此之久，以致于他们似乎己经变得几乎不能看清英国特有制度与传统的任何
优点。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引以自豪的那些道德价值，多半是他们出面加以毁灭那些制
度的产物，这些社会主义者对此当然不是会承认的。并且，不幸的是，持这种态度的不
仅限于那些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人们一定希望那些说话较少而为数较多的、有教养
的英国人不是那样的，但是，如果人们是凭表现于当前的政治讨论和宣传中的思想来作
出判断的话，那些不但“所说的是莎士比亚的语言”、而且“所持的是弥尔顿的信仰和
道德”的英国人，几乎都己经消失殆尽了。
不过，如果相信抱这种态度进行宣传会对我们的敌人、尤其是会对德国人产生我们
所欲求的效果，那是大错特错的。也许德国人并不怎么了解英国，但对于什么是英国生
活的传统价值特点以及对于近两三代以来是什么东西把这两国的民心更加分离开来，他
们是有充分认识的。如果我们不仅想要使他们相信我们对他们是真诚时，而且也使他们
相信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条不同于他们已走过的真正可行的道路，那么我们就绝不能
依靠对他们思想体系作出让步。我们不应该用从他们祖先那里借来的思想的陈腐翻版来
欺骗他们，无论它们是民族社会主义，“现实政治”、“科学”计划或社团主义等等。
我们不应该用在通向极权主义道路上跟着他们后头走一半路程的方法来说服他们。如果
英国人自己放弃了个人有关自由与幸福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如果他们默认不值得保留他
们的文明并且默认没有比沿着德国人指引的道路走下去更好的选择，那么它们实际上就
等于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贡献。照德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时已晚地承认英国
人已经完全大错特错了，而且是他们德国人正在把人们引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不管
这一过渡时期是如何可怕。德国人知道他们所仍然认为是英国的传统和他们自己新理想
的东西，基本上是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人生观。也许我们有可能使他们相信他们所选择
的道路是错的，但绝对无法使他们相信，在德国人所走的道路上英国人会是更好的引路
人。
对于那些其价值观和我们最为接近、我们到头来还必须指望他们帮助我们重建欧洲
的德国人，那种形式的宣传尤其没有打动他们的心。因为亲身经历已使他们更为明智，
更为伤感；他们已经懂得了，在一个摧残人身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制度里，无论是善意或
者组织效率都不足以使人安身立命。那些领受了这一教训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最想得到
的东西，就是保护他们免遭那个残暴政府的蹂躏——不是巨型组织的一些宏伟计划，而
是平安和自由地重建他们自己小天地的一个机会。我们之所以能够指望从敌国的某些国
民当中得到支持，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听从英国人的指挥比听从普鲁士大要好些，而是因
为他们认为在一个英国理想己经获得胜利的世界里，他们将会少受指挥，将会有时间来
安心地从事他们自己的事业。
如果我们要在思想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把敌国正派的分子争取过来，我们就必须首
先恢复对以往所维护的那些传统价值的信心，必须在道义上有勇气坚定地维护我们敌人
所攻击的那些理想。我们若要能够赢得信任和支持，就不是靠谦卑的辩解和有关我们正
在迅速革新的保证，不是靠有关我们正在在传统的英国价值标准和新的极权主义思想之
间寻求某种折衷办法的那种解释。我们所应借重的不是我们最近对社会制度所作出的那
些改进——它们同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区别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我们对那
些已使英国成为一个拥有自由而正直、宽容而独立的人民的国度的传统不可动摇的信心。
第十五章 国际秩序的展望
在所有抑制民主的方法中，联邦制一直是最有效的和最相宜的……联邦制是通过分
割统治权力并通过只把某些规定的权利指派给政府而限制和约束统治权力的。它是不仅
抑制多数而且也抑制全体人民权力的唯一方法。
——阿克顿勋爵
在任何其它领域里，世界由于放弃19世纪自由主义而付出的代价没有比在开始这种
退却的国际关系领域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在亲身经历所应当已经给予我们的教训
中，我们只吸取了很小的部分。也许与任何其它地方相比，这里所流行的一些有关什么
是合适可行的观念仍然会导致与它们许诺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新近的经验教训中，现在正在缓慢地和逐步地被人们体会珍借的那一部分是：在
全国规模内独立实行的好多种经济计划，就其总体效应而论，即使是从纯经济观点来看，
也必定是有害的，而且它们还必定会产生国际上的严重摩擦。只要每一个国家都自由地
起用从它自身的眼前利益看来认为可取的任何措施，而不考虑这些措施对于其它国家可
能有何损害，那就很少有建立国际秩序或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可言，对于这一点，我们
此刻已几乎无须特别强调。确实，只有计划当局能够有效地阻断一切外来的影响，许多
种经济计划本能真正付诸实施。因此，这种计划的结果，必然是对于人员和货物流动的
限制愈来愈多。
对和平的不很明显、但绝非不很真实的威胁来自于那种人为地培养一国全体人民的
经济团结的做法以及在全国实行计划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对立的集团。在国界的两侧，居
民的生活水平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凭借一国的国民资格就有权分享和它国国民所分享
的完全不同的成果——这是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如果各国的资源被当作为各国自身的独
占性财产，如果国际经济关系不是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越来越成为作为贸
易实体的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不和及
猜忌的根源。一个致命的幻想就是，认为用国家之间或有组织集团之间的谈判方式来代
替围绕市场和原料展开竞争的方式就可以减少国际摩擦。这不过是用借助强力的争夺代
替那种只能喻称为“斗争”的竞争，并将那种在个人之间无须诉诸武力便可决定胜负的
抗争，转变为在强有力的、武装的国家之间的没有更高法律约束的抗争。这些国家同时
是本身行为的最高评判者，都不听命于更高的法律，它们的代表们除了各自的本国眼前
利益之外又不妥任何其它考虑的约束——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必定会导致权力的冲
突。
如果我们只是鼓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现有趋势（这种趋势在1939年前已过于明显）
而不是更好地利用胜利形势，我们也许真的会发现，我们已经打败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
义，而又只是创造了一个由许多个民族社会主义所组成的世界，它们虽然在具体细节上
各不相同，但都同样是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且相互之间不断地发生着冲突。于是，
德国人之所以成为破坏者，正像他们己经对某些民族所做的那样，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第
一个走上了一条所有其他人最后也都要跟着走的路罢了。
那些至少部分地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搞“国际性”的经
济计划，即通过某种超国家主管机构来搞。不过，虽然这可能防止一国的全国性计划所
能引起的某些明显的危险，但是提倡这种雄心勃勃的构想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
的提议甚至可以造成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有意识地在全国范围内指导经济事务会引起各
种问题，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同样这样做，那么问题的规模必然还会更大。当那些受一项
单一计划支配的人们所信奉的各种标准和价值的相似性日渐减少的时候，计划和自由之
间的矛盾只能变得更为严重。要计划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未必有多少困难，计划一个小
社区生活的困难也较少。但是，随着计划规模增大，对各目标的优先顺序的意见一致程
度即趋于减少，而仰仗强力和强迫的必要性则随之增大。在一个小社区里，居民在许多
问题上对各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有一致的价值标准。但是
我们的网撒得越宽，一致的看法就会越来越少，并且，随着一致看法的日益减少，借重
于强力和强制的必要性就日益增大。
可能很容易说服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了支援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制铁工业或是
“他们的”农业、或者为了在他们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降低到某一个水平以下而
做出牺牲。只要问题仅仅在于帮助那些我们所熟知其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们，或者
在于改进那些我们很容易想象的、对于他们自己的相应境况的看法基本上和我们的看法
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或其工作条件，我们通常是甘愿做出某种牺牲的。但是人们只
要想象哪怕在像西欧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经济计划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就必将发现这种
计划完全缺乏道德基础。谁能想象竟会有一种共同的公平分配理想会使挪威渔民同意放
弃改善经济收入的前景以便帮助其葡萄牙的同行，或使荷兰工人在购买他的自行车时多
付价款以便帮助英格兰考文垂市的机械工人，或使法国农民缴纳更多的税金以支援意大
利的工业化？
如果大多数人现在还不愿意看到这种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
定恰恰是他们将要为别人解决这些问题，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公正和公平地做到
这一点。例如，只有当英国人看到了在国际计划当局中他们可能是少数，看到了英国经
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可能要由一个不是英国人的多数作决定，英国人也许就能比任何国家
的人更加了解这种计划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国际性主管机构，不管它是以多么民
主的方式组建的，如果它有权命令西班牙钢铁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南威尔士的类似工
业的发展，命令最好把光学工业集中在德国而把英国排除在外，或者只准完全精炼过的
汽油输入英国，并且把一切与炼油有关的工业保留给产油国家时，那么试问英国究竟会
有多少人准备服从这一国际性主管机构的决定呢？
想象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管理或计划一个包含许多不同民族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
这说明了这些人对这种计划将会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