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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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也是根据这一宗旨成立的），促进人权则反映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协定中。 “如果将经济发展、人权、和平与安全结合到一起，就是世界进步的代名词。”德恩巴克说。尽管世界上的流血冲突一直不断，但是大的体系还是起了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经济持续增长，人类的寿命延长了，柏林墙倒塌了。 这一路走来，“可是环境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德恩巴克说，“环境在发达国家虽然被视为一个问题，然而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这三方面。”19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首先，联合国的布伦特兰委员会于1987年指出经济发展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更多的人陷入贫困，伴随着环境状况的恶化。蒙特利尔议定书开启了弃用破坏臭氧层化学物质的时代；此后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一个政府间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行动计划，即《21世纪行动议程（Agenda 21）》，以解决由布伦特兰委员会通过“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来的问题。最后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了有约束力的限额。 尽管和其他的环保协定一样重要，但是《京都议定书》的规定都是选择性而不是强制性的。美国从未接受《京都议定书》。这就像我们还身处“战后”或“冷战后”时期，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还在我们的后视镜上。 过去几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继续无视能源气候年代的主要问题：如能源供求、石油**、气候变化、能源短缺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我们就无法期待永享和平与安全、经济增长和人权。我们如何处理这五个问题决定着未来的若干年里大家能否获得和平与安全、经济增长和人权。 如果我们能够战略性地考虑如何减轻我们能做的、适应我们做不到的、探索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可能性，未来就不一定会变成马尔萨斯的噩梦。但是在新道路上裹足不前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难爬出装满沸水的桶。 本书第二部分将探索如何做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面临的是全新时代的全新问题。每当我细想能源气候年代的意义，总是不由得想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首席气象模型师柯林斯（Bill Collins）的话。在展示一个超级计算机演示的下世纪气候变化模型后，他告诉我：“我们正在自己唯一的家园里进行一次后果无法控制的试验。”
第三章复制美国生活，能源供需失衡
“Affluenza”是用户至上P53主义评论家常用的术语，富足和流感的合成词。其原始定义如下： Affluenza，名词。由过度索取引起的令人痛苦的超负荷、债务、焦虑和浪费，具有传染性并在全社会传播。 Affluenza，名词。①为了赶上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人而付出努力，由此引发的一种膨胀而无法满足的惯性情绪。②为了追求美国梦而承受压力、过度工作、浪费资源并负债累累的病态。③过分沉溺于追求经济增长。 ——维基百科（Wikipedia）2007年秋天，我参观了两个你可能从未听说的城市——多哈和大连。如果你想要知道平坦和拥挤这两种状态是如何让我们身陷这个能源气候年代的，那么你真该了解了解这两个城市。多哈是卡塔尔——一个离沙特阿拉伯东海岸不远的小小的半岛国家的首都，约有45万人口。大连位于中国东北，有中国的硅谷之称，因为那里有软件园区、葱葱山峦和一个有着科技头脑的市长——夏德仁，人口约600万。这两个城市我都去过好几次，所以非常了解。但是，我已经有3年多没去过了，直到2周前才碰巧有机会前往。 它们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自我最后一次离开多哈后，它就像一朵硕大的沙漠太阳花，历经暴风骤雨后从沙地里萌发出来，有着像缩微曼哈顿一样的轮廓。只要上海和迪拜用不着的建筑起重机一定就在多哈。事实上，如此多的起重机耸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让多哈看起来需要理理发了。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大幅上升，在这个一度沉睡的波斯海湾里诞生了一个完整的庞大世界，由形态各异的玻璃和钢筋建成的摩天大厦交织而成。 P54据我所知，大连已经有个缩微曼哈顿了。但当我再次回到那里，我又发现一个曼哈顿。在这处曼哈顿里有一个建在人造半岛上若隐若现的会展中心——大连星海会展中心，据说是亚洲最大的。的确，它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会展中心都要大，也更加奢华时尚。它就位于中国的这座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在中国，像这样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多达49座，而其中有47座你可能都没听说过。 唉，可惜这不是一个观光故事，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平坦世界里能源消耗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掘、消耗能量并排放二氧化碳，而且与美国人是一个数量级的。看过多哈和大连之后，我担心我们永远不可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了。你能想象这两个从未听说过的城市里的新建摩天楼要消耗多少能源并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吗？这两个城市中进进出出的交通工具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呢？我无法想象。 我很高兴看到许多美国和欧洲人把家里的白炽灯管换成了持续时间更久的荧光灯管，这样能节省很多能源，但是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多哈和大连却把所有这些节省下来的能源用来做了早餐；我很高兴看到很多人开始购买混合动力汽车，但是多哈和大连在中餐前就能用光这些汽油；我很高兴美国国会决定在本国推进1加仑1英里的标准，以求2020年赶上欧洲的水平，但是多哈和大连却把这些节省下来的能源做了午餐——也许只够做第一道菜；我很高兴太阳能和风能在美国能源产量中的比重正向2％“飙升”，但是多哈和大连要把这些干净的电能用来做晚餐；我十分高兴看到人们采纳自己喜爱的杂志的建议开始做 “20件绿色事情”，但是多哈和大连却把所有这些良好的意图化作就寝前的小吃，比如爆米花。 多哈和大连展示了当平坦遇到拥挤会发生什么。不只是世界人口将从1955年的30亿增长到2050年的预计值90亿，更严重的是，我们将从一个大概只有10亿人过着“美国式”生活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有着30亿人正在或准备过“美国式”生活的世界。 P55（没错，虽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走上经济发展的轨道，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也到不了90亿；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出去工作，她们自然会少生孩子，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而是在这个星球上的美国人的总数。这才是关键的数字，并且它一直都在平稳增长。） 0页050 050 当然，我并非在责怪多哈或者大连的市民如此热切地追求美国生活方式，也不是在责怪他们像我们一样靠便宜的化石燃料支撑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体系，也是我们传播了这个体系。其他人至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资格和权利去享受这种生活，毕竟我们已经享受过几十年这种增长和消费带来的好处，而其他人只是刚刚尝到味道。经济增长是不能通过谈判来决定的，特别是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人人都能亲眼看到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告诉人们不许他们发展，就等于告诉他们要永远贫穷下去。 正如一个埃及内阁大臣对我所言：这情况就好比发达国家吃光了所有的开胃小吃、所有的主菜以及所有的餐后甜点，然后邀请发展中国家来喝杯咖啡，“并要求我们平分账单”。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是不会接受的。 我们美国人没有权利去教训任何人，但是我们有能力去更好地了解。我们能够树立另外一种经济发展的榜样，我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并且知道如何创造可再生的干净能源以及一套高效的能源利用系统来让经济更加健康地增长。欧洲和日本已经证明，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却消耗更少的能源是可能的。在这个平坦又拥挤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美国人不能重新定义什么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把这些知识经验分享给其他的20亿～30亿人，让他们以一种更持续的方式享受这种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再开发3个星球。因为我们将把地球弄得非常炎热，把它的资源耗尽，以至于没有人——包括我们在内——还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我们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时间才在1950年使世界经济达到7万亿美元；而以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只需10年就能达到这个数字，”耶鲁的史佩斯（James Gustave Speth）在《世界尽头的桥》（The 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中这样写道，“以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整个世界经济只需14年就能扩张2倍。” 每页05 05 P56突然间到处都是“美国人”——从多哈到大连，从加尔各答到卡萨布兰卡到开罗，他们加入到美国式的生活的行列里，吃美式快餐，制造出与美国一样多的垃圾。地球上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美国人。 全世界的城市都得了美国流感——人类已知的最厉害的传染病之一。伯克（Tom Burke）是E3G（第三代环境保护论）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个非营利的绿色顾问组织，他有个说法是：可以把美国当作能源的计量单位。按伯克的说法，“1‘Americum’就代表了1个3 500万人的群体，这一群体的人均收入超过15 000美元，并消费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伯克说，多少年来世界上只有2单位Americum，一个在北美洲，一个在欧洲，此外还有少量的美国式生活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 “如今，”他写道，“全球正在形成数个单位Americum。”中国已经产出了1单位Americum，还在酝酿着下一个，预计到2030年形成。印度现在已经有1单位Americum，同样预计到2030年产出下一个。新加坡、马来群岛、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朝鲜和日本组成了另外1单位Americum。俄罗斯和中欧正在孕育着1单位Americum，南美和中东的部分地区也有1单位Americum。伯克说，“到2030年，我们将从一个只有2单位Americum的世界发展到一个有8～9单位Americum的世界”。 这些都是美国的副本。 我在大连碰巧遇到我的朋友希达里（Jack Hidary），他是一个在纽约从事网络和能源业务的年轻创业家。他给我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次游历，他和他的中国同事去了趟大连附近的大窑港，那是大连通往太平洋的通路。他参观了那个由中国政府请挪威人和日本人建造的结构复杂的新港，那里也是中国最大的原油终端——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和储油罐林立，还有挂着中东旗帜的油轮。 希达里回忆说：“我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对我的中国同伴说，‘天啊，你们在模仿我们——你们为何什么都要模仿我们呢？你们没有像我们一样使用电话，而是直接跳到了使用手机的阶段，因此中国陆上通信线的铺设面只占国土面积的5％。可是你们为何要在这里模仿我们呢？’我很沮丧。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本可以绕开坑洞，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P57中国和其他国家还有时间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但我们得告诉他们如何去做，否则他们是不大可能脱离现有路径的。这比你想象的要紧迫得多，因为如果现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沿袭美国式的消费、建造和运输方式，那么我们将被这一模式束缚几十年。 威克（Jeff Wacker）认为我们过去总是遵循着疾病、饥饿或是战争的逻辑，却从未遵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逻辑”，他是一个来自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未来主义者。要知道，当资本主义的生态逻辑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你已经生活在能源气候年代了。 威克指出，“我们的繁荣所受到的威胁正是来自于繁荣自身的基础”——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加固地基才能继续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中国的地基和美国的地基是不一样的，而且美国的地基也得重修了。这个地基上的建筑物已经触到了物理极限，必须得有一个新的地基。” 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开发出这个新的地基。 当拥挤与平坦相遇究竟会怎么样呢？2006年，我乘飞机去上海进行采访，班机在上海机场降落后，我排队等待护照盖戳和签证检查，差不多等了90分钟。我排在队伍里，和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以及外出考察的商务访问团挤在一起，队伍里每隔一个人就有使用手机或者掌上电脑的。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就像是参加夏令营却忘记带牙刷。 从如此之多的人里释放出的如此之多的能量，对我们的自然资源的影响是令人惊愕的。2006年，在深圳这座中国南方城市里，仅一家沃尔玛连锁超市的山姆会员店就能在一个炎热的周末卖掉大概1100台空调，我敢打赌，这比美国一些大卖场整个夏天卖的还要多。 其实不只是数字在变大。我在北京堵车的时候就和自己玩智力游戏。我看着车窗外面的办公大楼都是些造型很奇特的高层建筑数着这些在华盛顿都称得上是旅游景观的建筑，在如今北京四处林立高耸的建筑群里却如此毫不起眼。毫不夸张地说，北京目前至少拥有30处这种规模的办公大楼，具有惊人的高度、超大的面积以及超现代的设计风格，如果是在华盛顿，你一定会坚持在某个感恩祈祷的周末带着乡下的客人来此参观，与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一起作为观光内容。 现在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向私人住宅发展了。可以看看弗尔（Geoffrey AFowl）写给《华尔街时报》（2007年10月19日）的文章《让100座豪宅兴盛起来》（Let 100 McMansion Bloom）。 我有一次在北京参观财富公馆（Palais De Fortune）的样房，销售经理蔡思雨（音）向我们展示法国式别墅的几处特征：前门上要有小天使的雕塑装饰，大厅的主楼梯上方要悬挂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还要有一个穿着蕾丝花边制服的女仆在前门迎候。 在几十米外，一座微缩的凡尔赛宫正拔地而起，在北京的蒙蒙烟雾中若隐若现。沿路而下，还有172座类似的房屋。这种突兀的场景会提醒你，这片每栋造价500万美元、占地约15 000平方英尺的建筑群落并不是在法国。虽然建筑风格和周边环境并不和谐，但这却是中国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 后**时代的经济改革转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二十几年过去了，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了106个中国亿万富翁，还有一些中国人不愿意谈论他们的财富，但是他们并不羞于炫耀。在占地82英亩的财富公馆里面，这些奢华的有着花岗岩外墙的房子，形象地表达了有些人对外国生活方式的迷醉，或者说，至少是对那些外表的迷醉。蔡先生说：“我们的开发商专程去法国学习了这种风格。”在参观这些样房的时候，他特地向我们展示了白得发亮的“西式”厨房，里面配有咖啡壶、红酒架、烤箱和一些其他器具，此外还有一碗塑料水果。财富公馆在它的营销手册上写道：“这里展示了全世界顶级富豪们的生活方式。” 2007年8月，威尼斯度假村酒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场所在中国澳门开张营业，大批的狂热赌徒蜂拥而来一睹其风采。《经济时报》（2007年9月1日）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