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官非常理解人，他不会在我的档案里对此事留下记录，他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和他过不去……我不认为Krav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也不适合我们，所以，请你至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我为此表示感谢。

　　再见。大卫。”

　　紧接着是那个亲爱的“好人”指挥官发来的邮件。他不惜笔墨地解释了一大通：

　　“我一直对你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可是这一次，你太过分了。你不应该鼓动同伴学你的样。今天我得知，大卫跟了一段krav　Maga课程。是他自己告诉我的。让人高兴的是，他不像你那么固执，已经停止。

　　Krav　Maga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乌里接受了，所以我没有异议。但是这只能视为一个特例。我会忘记这件事，因为乌里要求我特殊处理。他说，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不无道理。

　　事情到此为止，但我不会忘记。等你回来，我们再认真谈谈。”

　　他还算友好，可是既然到此为止，他还等我回去谈什么呢？第三封邮件是乌里的：“主题：你！

　　我尽力了，可惜大卫很不上路。下一次，记得要找一个足够坚强的人。大卫蠢到以为老老实实说出来就万事大吉。结果呢：你的头儿勃然大怒。我和他谈过了，要他特殊对待你的问题，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练习Krav的。这人得是一头‘黑羊’才行。再次提醒你，下次到禁闭室或者监狱里去挑你的备用人选。在那种地方，你总能找到最勇敢自信的人。

　　好了，忘了这些，干活去吧！要准时完成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天后回到总部，我和指挥官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对话，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大概是决定要彻底解决问题吧，他把几个没有出任务的人都叫来参加关于训练问题的“讨论”。他玩了点手段，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同伴们觉得我是主角，所以都不开口，等着我申诉原因，然后再支持我一把。轮到我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指挥官声称他没必要听早已经知道的反调。既然没有人发言，就是说多数人对这个讨论都不感兴趣。他于是宣布讨论到此结束。我强烈抗议。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些同伴的在场也没让他有什么责任感，他居然转身走了，然后傍晚时分把我叫道他的办公室。在他那儿，他通知我有可能将我调往其他部门，“我的创新工作方式”不会造成什么混乱的部门。

　　这个决定当然还只是纸上谈兵，但整个部门还是都传遍了。我受到一个同伴的邮件：“大家都知道了，但你不要就此放弃。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缺的只是机会而已。我还是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大家团结起来。（我知道，这一年来你反复这么说过……）以色列工会？要不我们罢工吧？

　　反正，别同意把你调走。如果你的想法现在不能实现，那就永远没机会了。如果他想赶走你，那就有他好看的，因为留在我们手上的活儿还不少呢。依我看，他是走投无路了，他耍威风是因为他辙了。所以没有理由向他让步。我们总可以试试把？

　　只有一件事情令我放心不小，那就是你。我担心你一走了之……”

　　我不是第一个想脱离这行的人。在我之前有不少人试过。通常上面给予的回答就是把你关上几年。一般情况下是二十五年，而且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单独关押。能说话的也就只有牢房的墙壁了。我见过一个已经被放出来的，这事儿基本没人知道。这是我以前一个搭档的朋友，刚坐完十七年牢，这倒不是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而是过这么长时间后，他所知道的一切就不构成国家机密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的景况，四十来岁，憔悴，呆滞，活在一个昏昏噩噩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我可不想步他后尘。

　　那些机灵些的，就不辞而别。一般总能被找到。这个世界，能藏身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一旦回来，面临的仍然是入狱还是继续干的要挟，他们选择了后者。

　　我知道的人里面，有三个成功逃脱的例子。一个在越南落脚，开了一个比萨店。对那些西方人来说，这餐馆就跟沙漠绿洲似的，尤其是对那些不习惯吃亚洲菜的美国人而言。我和联系上了，他建议我去找他。那边还能开上几个比萨店，而且按他说的，在那儿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很多以色列人到印度去，特别是在兵役后期。一个同事就在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处，为延长长期签证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第三个嘛，进了一家加拿大公司，经济咨询方面的。他坐过一段时间牢，但手里有一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东西上有不少重要主顾的资料，使他得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不过他还是需要小心令人不愉快的尾巴。

　　至于我，一直在寻找脱身的最佳方式。说实话，到越南或者印度过一辈子对我毫无吸引力。要么太潮湿，要么就太热。加拿大呢，又太冷了。

　　看到我长时间这么心不在焉，乌里受不了了。有天傍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仔细”说明他们对下面几个月的考虑。凡是总有回报的一天。不少人没等到这一天，但乌里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比例。见我对无动于衷，乌里显得很吃惊！他换了一种口气，转而向我描述严重的后果：如果我心理崩溃或者卧床不起，我将会被送进哪家哪家“医院”。我很清楚，他不是在吓唬我。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圈子，否则就有我这样的人会学样。我们的生活就被那句口号左右：要么行动，要么死亡。

　　那个在越南开比萨店的同事刚刚被逮捕了，罪名是涉嫌毒品走私。他也好，我也好，都从未沾过毒品的边。我们都极其厌恶这种东西。再说，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他的比萨生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所以，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做这种生意？我和乌里说起这些。他回答我，监狱里多的是无辜。我明白他的意思。

　　乌里想帮我，因为我这人对他的胃口。但他也认为我必须被孤立起来，我的行事方式不能推广，而且在他看来，我的训练理念在队里行不通，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行不通，因为对手开始了解我们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离队，尽可能平安地过完我的余生。他相信，我也就能再撑过三四年吧……

　　我得到的唯一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去原来去过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已经过于引人注目。坏消息是，他们派我去的地方，要么情况不妙，要么偏僻之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随便什么鬼地方。他们指望这能让我改变注意。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心情沮丧。接下来我告诉自己，会对付过去的。我在灰心丧气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中摇摆不定，后一种心情能让我日子好过一点，那就是它了！有时候我会退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分析自己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真的摆脱。我已经很久很久都都没有家庭生活了，我也没了健康。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次，乌里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找我来了。我大吃一惊。

　　“工作怎么样，”他勉为其难地想让语气显得愉快一些，“有进展吗？什么时候出发？”

　　“还没呢……”

　　“该抓紧些。什么时候动身？”

　　“等这边完了之后。”

　　“听着，”他说，“抓紧，然后出发。回来的时候要当心。”

　　“为什么？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对吧？”

　　“我只是担心你不够警觉，不够谨慎罢了。你要离开的想法让所有人都不高兴。”

　　“我必须特别小心某些事情对吗？”

　　“按我说的做，不要放松警惕，即使是对自己信任的人。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我的左肩？什么我的左肩？”

　　“我说完了。”

　　“为什么提醒我？”

　　“你以为共事八年之久，我还能和你划清界限吗？”他反问我，笑得不同寻常。

　　是啊，我心想，但没让自己表现出来。

　　“这么说‘他们’要和我划清界限了？”

　　“赶快做完手里的活儿，”他打断我，“就这样。”

　　他的走和来时一样，让我疑惑万分，毫无思想准备。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关于左肩？

　　没错，我决定离开，而且正在筹划，就这么简单。我的合同到期了，我明白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尽完了义务”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同意我脱离，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可能听凭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如果他们命令我留下，而我坚持要走，那他们就失去了威信，这对他们控制手下很不利。再说，这确实不是那种用高压约束就能干好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了诚意，就该给我一条出路。我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是一个理由，但在他们看来，却更应该是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最后的谈判，我决定不撕破面子，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愿他们能随我去了，息事宁人。

　　现在，既然乌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也许我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

　　我干完手里的活儿，按原计划在2001年2月动身了，盼着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很不顺利。在和对方交火当中，我头部和手臂都受了轻伤。我昏迷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地点，日期，都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干了什么，又怎么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几个当地人看护了我几天，告诉我现在是在黎巴嫩。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却很想留下来。一个声音对我说，不要再会以色列去，否则会有危险。这种状况之下，去哪里呢？

　　在机场，我下意识地到行李寄存处取了自己的护照、钱和药片。我想都没想，买了一张去雅典的机票。就像是条件反射。从雅典我转到伊斯坦布尔。直觉告诉我，会法国去。我又买了一张飞巴黎的票。我的钱也不够去别的地方了。我慢慢好起来。记忆断断续续地回来了，我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所占据。我觉得有危险，但又说不清这危险从何而来，为什么而来。

　　在候机厅，我要了一本咖啡想让自己放松点，这时候一个同事从我身边冒了出来。我认出了他，这人曾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笑着叫住他。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去‘工作’。”他高兴地回答道：“你呢？”

　　“回去……我想……”

　　“你想？为什么是你想？没事儿吧你？”

　　“我想……”

　　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包着纱布。

　　“受伤了？”

　　“问题不大。你碰到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送我去检票口。

　　等候的时候，我听他一直在喋喋不休。有些记忆挡也挡不住地涌现出来。突然，我好像听到乌里的声音。“你要当心……我怕你会对自己过于信任的人放松警觉……要注意你的左肩上方。”为什么特别提到左肩呢，好像是要告诉我，有某个人会从这个方向出手？其他的记忆也重新回来了，Krav　Maga，从最直接路线出手的方式。乌里和我这样说，一定是知道了下手的人是谁，而且知道这个人只会用右手来发起攻击。可是为什么……

　　闪电一般，答案终于跳了出来。只有在左手受了伤的情况下，他才不可能用那样的路径发动攻击！同事左手缠着纱布的情形就在这当口跳到了我脑子里。我转过身去，就在他把微型注射器向我扎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用已经摆出Krav　防卫招式的手臂，反推过去。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么多年共事之后，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背叛我！他霎时脸色大变，满是惊惧……

　　“求求你了，我有三个孩子……”他哀求道。

　　我一面毫不留情地把注射器扎向他，一面对着监视器露出灿烂的笑脸，不让旁边的人察觉。

　　“早该想想他们，别这么利欲黛心。我现在没的选择。”

　　针管空了。我把它收进口袋，用指甲将针头取下。也就比一只臭虫大不了多少，等一到法国，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把机票递给乘务员，向那个同事做最后的告别——他已经药性发作，无法动弹。坐在运送乘客的班车里，我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冲过去救他。我清楚，他嘛，已经完蛋了。

　　我没有任何愧疚。能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得比他们更冷酷无情。当然，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调整一下心态吧。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方向，我不可以忘记斗争的第一动因：拯救生命。也就这么一回，我先拯救了自己。

　　2001年3月1日：在Telaviv－Tiberiade线路上，一出租车站遭人体炸弹袭击，一死九伤。

　　2001年3月4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三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18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五人死亡，一百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21日：Mitchell委员会完成观察报告，呼吁停止暴力行动。

　　2001年6月1日：特拉维夫一家迪斯高舞厅遭人体炸弹袭击。二十一人死亡，一百二十多人受伤。

　　2001年7月16日：在位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Binyamina车站附近，一辆公共汽车遭人体炸弹袭击。两死十一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9日：耶路撒冷市中心的Sbarro比萨店遭人体炸弹袭击。十五人死亡，一百五十多人受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同时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27日：阿布－阿里－穆斯塔法——FPLP首领、乔治·阿巴齐的继任，死于以色列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弹头从他在雷马拉办公室的窗户打进。

　　第十三章　9·11

　　当然得换个工作，可怎么换？在欧洲找一个计算机维护的职位，必须得有比我现在高的文凭。我没解释自己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白费口舌。何况大多数面试都是由那些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家伙来操持。他们看重的，是面试印象。可在外表上，我没什么特别之处。

　　看看自己还能干什么吧。要不就去保安公司。第一次面试即告失败。还是老问题，我没办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结果在预料之中。

　　我苦思冥想。除了计算机，我还懂阿拉伯语，会使刀弄枪，有本事潜入任何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还能穿沙漠，开飞车，杀人手起刀落。想来想去，我还是干雇佣军比较合适。可如果为了这些乌七八糟的原因重操旧业，我又何苦离开“这一行”呢？

　　接下来是遍寻报纸招聘广告的一段日子。在不放过任何一个应召机会的努力之下，我终于找到一份灯具店收银员的活儿。干什么不都是谋生嘛。何况，在一大堆漂亮饰品中间干活还是令人愉快的。两个月里，我除了收钱，就是包装灯泡。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过去的事也能跳出来跟我捣乱。有天上午，一个老太太——BCBG慈爱老祖母那种类型的——走进商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