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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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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非常理解人,他不会在我的档案里对此事留下记录,他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和他过不去……我不认为Krav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也不适合我们,所以,请你至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我为此表示感谢。

  再见。大卫。”

  紧接着是那个亲爱的“好人”指挥官发来的邮件。他不惜笔墨地解释了一大通:

  “我一直对你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可是这一次,你太过分了。你不应该鼓动同伴学你的样。今天我得知,大卫跟了一段krav Maga课程。是他自己告诉我的。让人高兴的是,他不像你那么固执,已经停止。

  Krav Maga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乌里接受了,所以我没有异议。但是这只能视为一个特例。我会忘记这件事,因为乌里要求我特殊处理。他说,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不无道理。

  事情到此为止,但我不会忘记。等你回来,我们再认真谈谈。”

  他还算友好,可是既然到此为止,他还等我回去谈什么呢?第三封邮件是乌里的:“主题:你!

  我尽力了,可惜大卫很不上路。下一次,记得要找一个足够坚强的人。大卫蠢到以为老老实实说出来就万事大吉。结果呢:你的头儿勃然大怒。我和他谈过了,要他特殊对待你的问题,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练习Krav的。这人得是一头‘黑羊’才行。再次提醒你,下次到禁闭室或者监狱里去挑你的备用人选。在那种地方,你总能找到最勇敢自信的人。

  好了,忘了这些,干活去吧!要准时完成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天后回到总部,我和指挥官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对话,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大概是决定要彻底解决问题吧,他把几个没有出任务的人都叫来参加关于训练问题的“讨论”。他玩了点手段,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同伴们觉得我是主角,所以都不开口,等着我申诉原因,然后再支持我一把。轮到我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指挥官声称他没必要听早已经知道的反调。既然没有人发言,就是说多数人对这个讨论都不感兴趣。他于是宣布讨论到此结束。我强烈抗议。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些同伴的在场也没让他有什么责任感,他居然转身走了,然后傍晚时分把我叫道他的办公室。在他那儿,他通知我有可能将我调往其他部门,“我的创新工作方式”不会造成什么混乱的部门。

  这个决定当然还只是纸上谈兵,但整个部门还是都传遍了。我受到一个同伴的邮件:“大家都知道了,但你不要就此放弃。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缺的只是机会而已。我还是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大家团结起来。(我知道,这一年来你反复这么说过……)以色列工会?要不我们罢工吧?

  反正,别同意把你调走。如果你的想法现在不能实现,那就永远没机会了。如果他想赶走你,那就有他好看的,因为留在我们手上的活儿还不少呢。依我看,他是走投无路了,他耍威风是因为他辙了。所以没有理由向他让步。我们总可以试试把?

  只有一件事情令我放心不小,那就是你。我担心你一走了之……”

  我不是第一个想脱离这行的人。在我之前有不少人试过。通常上面给予的回答就是把你关上几年。一般情况下是二十五年,而且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单独关押。能说话的也就只有牢房的墙壁了。我见过一个已经被放出来的,这事儿基本没人知道。这是我以前一个搭档的朋友,刚坐完十七年牢,这倒不是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而是过这么长时间后,他所知道的一切就不构成国家机密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的景况,四十来岁,憔悴,呆滞,活在一个昏昏噩噩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我可不想步他后尘。

  那些机灵些的,就不辞而别。一般总能被找到。这个世界,能藏身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一旦回来,面临的仍然是入狱还是继续干的要挟,他们选择了后者。

  我知道的人里面,有三个成功逃脱的例子。一个在越南落脚,开了一个比萨店。对那些西方人来说,这餐馆就跟沙漠绿洲似的,尤其是对那些不习惯吃亚洲菜的美国人而言。我和联系上了,他建议我去找他。那边还能开上几个比萨店,而且按他说的,在那儿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很多以色列人到印度去,特别是在兵役后期。一个同事就在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处,为延长长期签证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第三个嘛,进了一家加拿大公司,经济咨询方面的。他坐过一段时间牢,但手里有一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东西上有不少重要主顾的资料,使他得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不过他还是需要小心令人不愉快的尾巴。

  至于我,一直在寻找脱身的最佳方式。说实话,到越南或者印度过一辈子对我毫无吸引力。要么太潮湿,要么就太热。加拿大呢,又太冷了。

  看到我长时间这么心不在焉,乌里受不了了。有天傍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仔细”说明他们对下面几个月的考虑。凡是总有回报的一天。不少人没等到这一天,但乌里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比例。见我对无动于衷,乌里显得很吃惊!他换了一种口气,转而向我描述严重的后果:如果我心理崩溃或者卧床不起,我将会被送进哪家哪家“医院”。我很清楚,他不是在吓唬我。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圈子,否则就有我这样的人会学样。我们的生活就被那句口号左右:要么行动,要么死亡。

  那个在越南开比萨店的同事刚刚被逮捕了,罪名是涉嫌毒品走私。他也好,我也好,都从未沾过毒品的边。我们都极其厌恶这种东西。再说,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他的比萨生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所以,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做这种生意?我和乌里说起这些。他回答我,监狱里多的是无辜。我明白他的意思。

  乌里想帮我,因为我这人对他的胃口。但他也认为我必须被孤立起来,我的行事方式不能推广,而且在他看来,我的训练理念在队里行不通,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行不通,因为对手开始了解我们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离队,尽可能平安地过完我的余生。他相信,我也就能再撑过三四年吧……

  我得到的唯一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去原来去过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已经过于引人注目。坏消息是,他们派我去的地方,要么情况不妙,要么偏僻之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随便什么鬼地方。他们指望这能让我改变注意。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心情沮丧。接下来我告诉自己,会对付过去的。我在灰心丧气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中摇摆不定,后一种心情能让我日子好过一点,那就是它了!有时候我会退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分析自己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真的摆脱。我已经很久很久都都没有家庭生活了,我也没了健康。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次,乌里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找我来了。我大吃一惊。

  “工作怎么样,”他勉为其难地想让语气显得愉快一些,“有进展吗?什么时候出发?”

  “还没呢……”

  “该抓紧些。什么时候动身?”

  “等这边完了之后。”

  “听着,”他说,“抓紧,然后出发。回来的时候要当心。”

  “为什么?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对吧?”

  “我只是担心你不够警觉,不够谨慎罢了。你要离开的想法让所有人都不高兴。”

  “我必须特别小心某些事情对吗?”

  “按我说的做,不要放松警惕,即使是对自己信任的人。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我的左肩?什么我的左肩?”

  “我说完了。”

  “为什么提醒我?”

  “你以为共事八年之久,我还能和你划清界限吗?”他反问我,笑得不同寻常。

  是啊,我心想,但没让自己表现出来。

  “这么说‘他们’要和我划清界限了?”

  “赶快做完手里的活儿,”他打断我,“就这样。”

  他的走和来时一样,让我疑惑万分,毫无思想准备。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关于左肩?

  没错,我决定离开,而且正在筹划,就这么简单。我的合同到期了,我明白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尽完了义务”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同意我脱离,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可能听凭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如果他们命令我留下,而我坚持要走,那他们就失去了威信,这对他们控制手下很不利。再说,这确实不是那种用高压约束就能干好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了诚意,就该给我一条出路。我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是一个理由,但在他们看来,却更应该是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最后的谈判,我决定不撕破面子,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愿他们能随我去了,息事宁人。

  现在,既然乌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也许我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

  我干完手里的活儿,按原计划在2001年2月动身了,盼着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很不顺利。在和对方交火当中,我头部和手臂都受了轻伤。我昏迷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地点,日期,都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干了什么,又怎么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几个当地人看护了我几天,告诉我现在是在黎巴嫩。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却很想留下来。一个声音对我说,不要再会以色列去,否则会有危险。这种状况之下,去哪里呢?

  在机场,我下意识地到行李寄存处取了自己的护照、钱和药片。我想都没想,买了一张去雅典的机票。就像是条件反射。从雅典我转到伊斯坦布尔。直觉告诉我,会法国去。我又买了一张飞巴黎的票。我的钱也不够去别的地方了。我慢慢好起来。记忆断断续续地回来了,我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所占据。我觉得有危险,但又说不清这危险从何而来,为什么而来。

  在候机厅,我要了一本咖啡想让自己放松点,这时候一个同事从我身边冒了出来。我认出了他,这人曾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笑着叫住他。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去‘工作’。”他高兴地回答道:“你呢?”

  “回去……我想……”

  “你想?为什么是你想?没事儿吧你?”

  “我想……”

  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包着纱布。

  “受伤了?”

  “问题不大。你碰到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送我去检票口。

  等候的时候,我听他一直在喋喋不休。有些记忆挡也挡不住地涌现出来。突然,我好像听到乌里的声音。“你要当心……我怕你会对自己过于信任的人放松警觉……要注意你的左肩上方。”为什么特别提到左肩呢,好像是要告诉我,有某个人会从这个方向出手?其他的记忆也重新回来了,Krav Maga,从最直接路线出手的方式。乌里和我这样说,一定是知道了下手的人是谁,而且知道这个人只会用右手来发起攻击。可是为什么……

  闪电一般,答案终于跳了出来。只有在左手受了伤的情况下,他才不可能用那样的路径发动攻击!同事左手缠着纱布的情形就在这当口跳到了我脑子里。我转过身去,就在他把微型注射器向我扎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用已经摆出Krav 防卫招式的手臂,反推过去。真是难以置信,在这么多年共事之后,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背叛我!他霎时脸色大变,满是惊惧……

  “求求你了,我有三个孩子……”他哀求道。

  我一面毫不留情地把注射器扎向他,一面对着监视器露出灿烂的笑脸,不让旁边的人察觉。

  “早该想想他们,别这么利欲黛心。我现在没的选择。”

  针管空了。我把它收进口袋,用指甲将针头取下。也就比一只臭虫大不了多少,等一到法国,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把机票递给乘务员,向那个同事做最后的告别——他已经药性发作,无法动弹。坐在运送乘客的班车里,我看到他倒了下去。就像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有人冲过去救他。我清楚,他嘛,已经完蛋了。

  我没有任何愧疚。能不让这一幕重演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得比他们更冷酷无情。当然,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调整一下心态吧。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方向,我不可以忘记斗争的第一动因:拯救生命。也就这么一回,我先拯救了自己。

  2001年3月1日:在Telaviv-Tiberiade线路上,一出租车站遭人体炸弹袭击,一死九伤。

  2001年3月4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三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18日:Netanya遭人体炸弹袭击。五人死亡,一百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5月21日:Mitchell委员会完成观察报告,呼吁停止暴力行动。

  2001年6月1日:特拉维夫一家迪斯高舞厅遭人体炸弹袭击。二十一人死亡,一百二十多人受伤。

  2001年7月16日:在位于海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Binyamina车站附近,一辆公共汽车遭人体炸弹袭击。两死十一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9日:耶路撒冷市中心的Sbarro比萨店遭人体炸弹袭击。十五人死亡,一百五十多人受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同时声称对袭击负责。

  2001年8月27日:阿布-阿里-穆斯塔法——FPLP首领、乔治·阿巴齐的继任,死于以色列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弹头从他在雷马拉办公室的窗户打进。

  第十三章 9·11

  当然得换个工作,可怎么换?在欧洲找一个计算机维护的职位,必须得有比我现在高的文凭。我没解释自己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白费口舌。何况大多数面试都是由那些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家伙来操持。他们看重的,是面试印象。可在外表上,我没什么特别之处。

  看看自己还能干什么吧。要不就去保安公司。第一次面试即告失败。还是老问题,我没办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结果在预料之中。

  我苦思冥想。除了计算机,我还懂阿拉伯语,会使刀弄枪,有本事潜入任何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还能穿沙漠,开飞车,杀人手起刀落。想来想去,我还是干雇佣军比较合适。可如果为了这些乌七八糟的原因重操旧业,我又何苦离开“这一行”呢?

  接下来是遍寻报纸招聘广告的一段日子。在不放过任何一个应召机会的努力之下,我终于找到一份灯具店收银员的活儿。干什么不都是谋生嘛。何况,在一大堆漂亮饰品中间干活还是令人愉快的。两个月里,我除了收钱,就是包装灯泡。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过去的事也能跳出来跟我捣乱。有天上午,一个老太太——BCBG慈爱老祖母那种类型的——走进商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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