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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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威胁！我点头，他笑了，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以示友好。我又一次强压住自尊心。眼下，是他手里握着通行证，但等着吧你这家伙，等牌局一变我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需要一个月，一年，或者十年，可我会做到的！
两小时后，我从监狱里放出来被送进医院。他们拨给我一个单间。它并不比我刚住过的地方宽敞但至少我能让门开着。
三天里，身体检查和别的把戏一个接一个：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心理运动上的，还有其他差不多的玩意。刚开始我不想让健康状况显得太好，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想法，我对那些没有结论的荒谬的测试百依百顺。最后一天有个男人来访。他自报家门叫多夫，是我的教官，而我则为看到一个不穿白大褂的人感到满意。
那些测试都在我脑子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总算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点骄傲感。这良好感觉没持续多久，甚至没来得及体会，因为多夫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些念头全打发了。当时我们在谈论心理分析医生对我做出的有利报告——“至少我敢保证本人精神健康！”我不无得意地说——，他反驳道：“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更为确切地说是，你的病理状况和你将进行的活动相适合。”
这句话让我局促不安：干这一行还得受病理之苦吗？我可认为它是专为具有钢铁般心理素质的精英分子和杰出人物所准备的。我对多夫讲了这番想法，他听了没有笑，只是像艾尔戴德那样耸了耸肩。
“你以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能干这种工作吗？他可以找份轻松愉快的活儿，有个小家庭，驾驾四轮马车什么的！”
可怕的真相！我无比惊愕。我不再把这行业看成是佼佼者的专利了。就是执行而已：一种病的结果，病理的表现。人家刚才说的是病理说的是治疗。恢复正常就意味着离开这行当的时候到了。
这一天标志着我开始进入到和体制的冲突之中，其结果便是痛苦。
生活和我绕了一个多么奇怪的圈子：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我还具备干这份工作的能力，而看到令他们满意的检查结果之后，我反而变得无能为力。
一被录取，我就进入了训练……还有自我畸变。刚加入的前几个星期都是用来把我与生俱来的东西转变成别的什么，变成那些更有用的——对不起，应该说是更安全可靠的——以便重新学习他们那一套。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了我性格里某些“野性”的东西，他们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有用之物。我因而处在了这样的境地：一切都令我不满，而他们我行我素直到我拳头紧握为止。我遭到严厉的责骂，因为我常常在上课时抱怨、叹气，或是没有在两个小时内都热情饱满地奔跑。
从到这地方开始，我就没有顺从过这里的生存环境，只要做的到，次次我都唱反调。这种情形之下，和多夫的冲撞每天都会发生。他对我的态度是个混合体，驾轻就熟地将耐心宽容和残酷无情按比例调配起来——多数教官都有这手。虽说他们基本上是为了新手好，可坦白地讲这不对路。心理论证和死命令都不能使我长进，甚至好像起了反作用。冲突很快就公开化了。多夫施加高压，我就加剧对抗。他突出威信，我就更加明目张胆地冒犯。这种验证实力的把戏持续了一个多月。我都记不得了，一共有多少个晚上被关禁闭、罚跑步，为了作弊而加罚俯卧撑。
多夫是个聪明人。对我渐渐了解之后他终于搞明白了，我这态度更多的是由于自尊心放的不是地方，倒不是故意使坏。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再时时寻机用过分的刁难来折磨我，转而开始器重我。这办法奏效了。我并非上当，而是我清楚这等频率我也挺不了很长时间，再说拉人一把更有好处。因为确认自己的点子颇见成效，多夫还护着我免受其他小头目欺压。训练强度在不断加大，我们表面上也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我以四年以来的最高分数完成第一阶段培训，在所有毕业生中名列第一，至于我糟糕的纪律档案里一个字也没写。
1994年8月5日晚和6日晨：多发喀秋莎火箭炮飞向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西部和黎巴嫩南部停火区。在以色列境内，三名儿童在攻击中受伤。
“国家至高利益”总要人作出各种古怪的牺牲。最有难度的一项无疑是将“心理敏感”放大到极致，几乎就成了心灵感应。“观察一切，倾听一切，领会一切，推测其余。”要察觉到最最细微处，比如几近于无的手势，稍纵即逝的眼神，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呼吸的变化，还有对话者最细微的情感流露或者不适的表现。要记得住穿着，说话，行动以及停车习惯的日常性变化。刚开始这些看起来很难，但我们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种敏感程度——用不着刻意，最不起眼的细节也会主动跳到我们眼皮底下来。
要做到绝对敏感，可又不能神经质，不能脆弱，不能差劲。就算真做得到，也是胜算几无的赌博。目标射击练起来不难，而且越练越准。体能训练只要假以时日和精力，再加上用在这两样上面的劲头，也谈不上有多麻烦。敏感训练成本最大，因为它会产生永恒的痛苦。从中只得到快乐和力量的人十分罕见。变得敏锐等于承担无数苦痛。在希腊文里，“心灵感应”一词是“远离病人”的意思。远离，诚然。确切地说就是：以足够的后退来保护自己。人若将这种特殊能力推到极致，就会得到和它同样极致的严酷命运。
大多数“正常人”把敏感的人视为“难于相处”，这是出于嫉妒。“正常人”对逼近身边的痛苦往往无知无觉，无动于衷。敏感，这和洞悉他人弱点，拒绝付出同情——或更糟一点，利用同情心去对付他人——完全两码事。我并没有立竿见影地体会到敏感训练的影响。数年后，很偶然地有朋友对我说，“你真难相处！”或者“你变得这么难相处！”。本已烟消云散的看法碰巧被这次对话印证了。不过我没时间在意他们的提醒。
有天早晨，多夫见到我时突然重重地推过来。我没防备，一下子摔飞到房间另一头，狠撞到对面墙上。
“嗨！你干吗？”
“你得习惯这个，做着梦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一切。没想到试第一回你就乱了阵脚。”
又进入叫人麻木的阶段了。先是言语间粗暴，接着是举动上的，几个星期下来，从课堂到吸烟室，这种突然袭击接连不断变本加厉。养成“习惯”，用幽默感来对付“不测风云”，这样的方式得以让身体和心理都不感觉到受伤。这需要不断有小计谋，找大堆借口。如果精神上不产生被侵犯的意识，身体对未定性为侵犯的行为就撑得下来。看看一起玩耍的孩子便明白了。只要不超越一定的生理限度，一个十岁孩子对六岁同伴的折磨是可以被承受的；如果让成年人也被陌生人如此对待且毫无怨言，能受得了一半的人都难找。新生入校过关也是个例子。他们能忍受的东西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极尽污辱之能事。换上是一名人质处在这样的境地，肯定受不了。
训练科目里百分之二十四的内容和精神训练有关。剩下的就是帮助身体习惯于各种痛苦，目的在于调节神经系统并尽可能控制内啡呔分泌。反复告诉自己的身体，一切都属“正常”。“正常”，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遇事的第一反应。痛苦？难受？环境复杂？“这很正常。”安定的精神状态会向身体发出放松的命令，适应环境。既然正常那么就不存在危险，所以毋需改变什么，不对抗，不反抗，不冲突。在没有冲突的前提下人是松驰的，不会产生痛苦感或者准确的说，会减少痛苦感，大大地减少。这相当重要。
前面几个月训练固然艰苦，但毕竟是在健康状态下完成，吃的好，休息也好。现在，所有练习都放在更加“真实的”环境中进行。一个是作为健康人去通过各种体能测试，另一个却要求带着剧烈的头痛和背痛，几天不睡觉的疲惫以及越来越少的食物去达标。
接连不断的熬夜，也不给时间恢复。食物配量逐步削减。我已经习惯于每天得到几杯茶水就感到满足——后来变成一杯——更别说能吃上苹果了。我具备了保存自身能量的良好意识，养成了耐力，懂得节省力气，在大白天里也能随时随地抓住机会睡上五分钟以恢复体力。我的身体在起变化。苛刻的食物供给促使它不断增加自身储备。如果不特别刻意去增大食量，我无法再做到一天吃两顿饭。
对忍耐力的训练是从“再坚持一小会儿”开始的：达到极限最终超越极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实实在在的演练。我们用三种方法来调节生理和心理状况。“事前”——做好心理准备并节制恐惧感：“中途”——节制痛苦并控制心脏的疲惫感：“事后”——尽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大量残酷的操练强加在我们头上。到达所谓的极限需要时间。我们训练得越狠，就将极限推得越远，而训练目标便更加遥不可及。
必须承受超出生理限度的痛苦。必须训炼呼吸和外在形体的表现技巧。没完没了地加练形体。我们有一些“经典”图解可供模仿，一般都是挨打的动作，或是其他相似的顺从姿态。与此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完完全全的洗脑，以保证在另一种环境下能够冷血地攻击。
局部的痛苦变得可控了。最困难的是长时间忍受不适感。众所周知，单纯患一个头痛，要保证正常有效的工作都是很难的。而为了得到耐力，我们被强行要求在偏头痛，头晕，视力听力模糊以及高烧恶心的状况下坚持。最终目的是将痛苦驯服，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身体无论它是好是坏，是无论处在何种境地都能尽最大努力掌握并保持智力上、生理上的平衡性能。这当然是理论上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熬受拷问的训练了，这是在医疗监护下进行的非常特殊的项目。拷问是件很禁忌的事情，但在阿拉伯国家却被到处使用。我常常听到有人发誓，说这样那样的折磨不足以撬开他的嘴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从心理上突破最重要： 就是迫使这家伙步步退让，方寸大乱，屈从于自身以外的他人意志，要剥夺他所有的分析能力、对所处环境的控制能力，最后令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彻底沮丧。刚开始的时候，令对方失去方位感和时间概念是关键。接下来，如果想让效果更明显，应该令对方自行感到危险逼近及生理痛苦，比如利用恶劣环境造成不适，因为直接的压力反而可能强化对方对抗到底的意志，令讯问方事与愿违。而训练的作用是帮助了解这些不同阶段，“适应”它们从而减少惊慌情绪，但这顶多能将必然出现的结果推迟。在以上种种手段下而不崩溃可能非人力所能及。但可以做到保持沉默。为此必须甘于一切。甘于眼看着自己的神经走向脆弱和崩溃，甘于发抖并像孩子似的哭泣，恐惧着，难过着，变成一件可怜巴巴的破衣服，在被人损毁和玷污后丢到地上。接受痛苦。接受死亡。
通过拷问承受度“测试”的时候，我比男同事“轻松”得多。可能是因为我没那么好面子，看到自己那种熊样没他们痛苦。晚上时间我们则是以在医院病房留观的方式度过。疲劳的模样加上氖灯一照，镜子里那个半死不活的人把我自己都吓死了。我身上发冷，止不住地寒颤，两眼不停流泪。多夫过来看我，鼓励我，他用两床被子把我裹起来也暖不热我的身子，便用力地帮我做按摩。护士给我打了镇静。我眯着眼，想盯着多夫却睡了过去，他忧心忡忡地坐在对面，手在我肩上来回推拿。
为了给我们减压，实地拉练没日没夜地开始了，主体内容就是在密集的人群里或者石头和荆棘丛中寻求推进，那荆棘能把牛仔服扯得跟一朵花似的。而所有这些就凭几张假地图和破照片。我们得到的款待如下：在那些连山羊都上不去的陡坡上，险些将脚踝骨摔个粉碎，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尤其。有人以为脚下是块石头，其实石头根本不着力，因为荆棘下面是个大窟窿。我们还碰到过既不能进又没法退的境遇。全是教官设的陷阱。而在所谓静悄悄的森林里，说不出名儿的小虫子能弄出难以置信的喧哗来。
这可不是开玩笑： 熬苦受累，恢复体力，放松疗法，一幕接着一幕从大清早五点钟一睁眼就开场，要折腾一整天。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补充训练：射击，驾驶，电子技术，语言课，地理课……偶尔会有男同胞们喜欢的攀岩或单杠练习，但这种机会不多。我们没必要练力量。“像先遣队员” 一样强壮是不可行的，因为不利于隐姓埋名。身型也一样，首先是得丢在人堆里找不出来。也是，我们要去的那些地方，并非放眼都是运动健将。
在忍耐痛苦和熬受酷刑期间，我极快地相信了地狱的存在：地狱就是人世间。我的身体变成了“这一个”身体，它是痛苦的潜在来由，是我隔着距离观看的陌生人。我若是和自己太接近，它便可能变成被要挟的目标，完成任务的威胁，变成一个致命弱点。
一旦把生命看成了死亡的引子，我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最悖的悖论。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
1994年10月14日：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10月19日：特拉维夫Dizengoff街15号，人体炸弹袭击了一辆大巴。21名以色列人和一名荷兰人死亡。
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约旦和平条约在位于两国之间的沙漠地带签字达成。
“以色列是一个被敌人环伺的小国家，它必须——以后仍然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这是某篇经典演说的开头一句，鼓动我们为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去担起责任。第一次听到这话，我很激动；第二次听到，我认为它说得很对；第六次的时候开始有点腻味，等到第三十四次，我宁愿听点别的，虽然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它不无道理。
老调重谈没完没了，暴力也在这片土地上令人痛苦地周而复始。联盟或者攻击都只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地毁灭。不，这个被打压的民族最令人悲观之处还不在于这些，而是那么几个权力人物的冷酷算计，他们利用民众的绝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怕又可悲。最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却不肯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民众在被人操纵。永远是政治算盘。歪曲可笑的方案总显得更实用而让人感觉良好，操纵起来也简单得多。大多数头头脑脑们都想当然，以为民众弱智到了看不清现实的地步。既然于他们没什么利害关系，又何妨置身事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抛出几个事先反复权衡过利弊的方案，他人除了顺从别无选择。
巴勒斯坦运动内部既有左派人士和世俗教徒，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合法的正轨部队，也有进行游击战的武装民兵，剩下便是一些专搞窝里斗的组织了。我得以选修了语言强化课和阿拉伯政治课，以便尽量搞清楚自己不得不趟的这趟混水到底深浅如何。
由各个势力集团所编织的联盟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不过一旦了解了他们各方的冲突和各自的野心，就会发现这些变化都依循了某种能令该网络不断重构的逻辑规律。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FLP）1961年由艾哈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