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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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又短又硬的胡须向上翘起，面露微笑，好像一只慈祥的老猫儿。林老跟黄志炎握手：“你今天怎么来啦？”
首长反问：“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俩儿坐下，快坐下。”
林老窑洞里有两只长条板凳，我和首长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务员进来斟了两碗热水。
首长说：“我这就要离开延安了，来向你告辞。”
林老看着我说：“这个小娃儿，我见过呀！是在哪里见的呀？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听了首长的回答，林老神情就严肃了：“老黄啊，这个小娃娃，你带走，我是不赞成的！”
“你怎么不赞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专门请个老师教他，将来好给我们党多做点事情。”黄志炎平日多感慨，红四方面军来的“小鬼”，受张国焘“肃反”的刺激，互相影响，不更换个环境，小李是不肯认真学习的。他早有打算带我回家乡上学。
林老说：“你考虑培养这个‘小鬼’，将来能为我们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对，可是敌后太危险！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带走。”
黄祖炎说：“只要到了我的家乡，有人保护他，也有人照顾他，方圆百八十里路的坏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释：“这孩子到了你的家乡，他说的语言与当地不相同，敌人就会注意他，一旦出事，谁负责呀？那时，你远在天涯海角，我们延安也鞭长莫及，顾不得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革命成功了，只要他们这样的‘小鬼’还在，就是我们党的光荣。到那时候，不管他们能干啥，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历史的见证人。”
首长急躁了：“我懂得你讲的道理，可还是要把他带走，老毛也知道这个事情。”
林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带走不行！毛泽东知道这事也不行！”
首长有些后悔了：“唉，我不该带他来见你，见你见出事故来了！”
林老和缓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让他返回来，回我这里也行，返回中央组织部也行。但是，你绝对不能带走！怎么样也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最后，由于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黄祖炎带我回老家学习的设想没有实现。
毛主席来宝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宝塔山，唯一的一次，是为我们送行。
1938年5月，我们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延安，毛主席带着四个警卫员来了，他情绪低沉，似乎对黄志祖炎的离去很伤感，与去年相比，判若两人。他看了看窑洞里的行李说：“看来你们准备的差不多啦！”
黄祖炎说：“就等去西安的顺路车子。”
毛主席说：“你们一家人回家，抱去一个大孙孙，家里人多高兴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个，老婆也跑了……”
黄祖炎叹息一声：“唉，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
毛主席眼圈里有了泪水：“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
黄祖炎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
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
黄祖炎说：“主席放心吧！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应该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长生面前，他的脸色和缓了许多，摸了摸长生红红的脸蛋，又对我说：“你这个小矮矮，吃了这么多小米，还没有长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说什么好。
黄祖炎说：“我准备带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儿放在家乡，请个老师专门教他读书，将来为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
毛主席点了一点头：“是这样啊……”
1938年，延安还没有保育院托儿所，黄祖炎不得不带着小孩儿去敌后。以后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长的小娃娃就幸运多了。
离开延安那天清晨，天色蒙蒙亮。黄祖炎拎一只小箱子，朝玉英拎一只包袱，我抱小娃儿，走下宝塔山。南门外，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岁，络腮胡子的司机迎上前问：“是黄长官吗？”
“是啊，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黄祖炎站在卡车旁，望了望宝塔山，又望了望凤凰山，司机不耐烦地催促。
我抱长生坐在副驾驶的位子，首长夫妻俩坐上卡车“马槽”，卡车就离开了延安。
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囔：“本来我这车是不能带人的，长官非让我来接你们，多走几十里地没有什么，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车拐到七里铺一孔石窑洞前，窑洞的门窗破烂了，里面堆满了一箱箱军火，四周也无人警戒。司机抱起一只木箱开始装车，朝玉英看见木箱上印的那四个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弹’，这东西可危险！”
首长说：“没有关系，不装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长生交给玉英，伸手帮司机一起搬运木箱。敞开木盖的箱子里躺着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弹，我一看，正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红军的那种炸弹。
汽车又上路了，司机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说：“这些炸弹本来是为延安飞机场预备的，你们十八集团军没有空军，这些炸弹派不上用场。”
经过劳山的时候，公路两侧是森林，一条长长的陡坡。国民党司机让他的副手拿着两块三角形木板，跟在车后面走，万一卡车失控，及时将止滑板垫在车轮下，防止车毁人亡。黄祖炎望着森林担心地说：“土匪要在这里设个埋伏，我们就是第二个周恩来，无法去西安了。”
卡车停驶在黄陵脚下，首长带我去看黄帝陵。
首长领我看完古柏，穿过古亭来到黄帝大殿，殿门正中悬挂着“人之初祖”大匾牌。首长跪在黄帝的牌位前三叩首。他让我也去磕头，我不去。首长就说：“你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不恭敬啊，这样不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现在做了汉奸的那些人都是把祖宗忘记啦！”
我反驳他：“不磕头，就要成汉奸啦！”
首长好惊奇：“嗬！小伙子说话很有劲咧！”
临别的四句话
离开延安的当晚，我们宿住三原县城。
黄祖炎招呼司机一起吃饭，他对跑堂说：“东家，我们都是一起的，替我照顾好司机师傅。”晚饭时，首长点了酒和菜，陪司机喝酒，首长说：“你喝一点酒，睡个好觉，尽可能把车子开稳一点儿，我们几个牺牲了，没有多大问题，最关键的是你和军火物资，前线还等着用炸弹呢。”
一卡车炸弹停放在大车店的院子里，我和首长一家住一间客房，睡一条大炕，司机睡隔壁房间。半夜里，小长生不停的动弹，用小手四处抓挠。黄祖炎说：“小李，打开电灯，看看是不是有臭虫呀。”
我把电灯扭开，墙壁上黑糊糊一片臭虫，炕席上臭虫挤成疙瘩，我和首长把炕席一卷，扔了，又用蝇拍剿灭臭虫。
隔壁房间的司机走过来说：“首长啊，看来你们没有出过门儿，没有遇见过臭虫，你们把灯开着，臭虫就不出来了。”
我和黄祖炎坐在炕头，点亮电灯。他掏出一张五元纸币：“在保安呢，我拿了你一块光洋，这五元钱，就算我还你了吧。我想多给你些钱，又怕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是多是少也不讲究啦。”
我推让不从，黄祖炎硬将纸币装入我的衣兜。
那一夜，首长说了许多话：“以后我们说话的时间也许还有，到西安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还不晓得。这钱的事呢，今晚给你说几句话，一是，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工作，发给一定的工资。”
我插了一句：“首长啊，什么是工资呢？”
“工资就是你干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就是钱票子呀。”
首长继续说：“你有了工资，生活吃穿住行由自己负担了，花不了的钱，你不要买什么这个券，那个票，这些都是资本家嘘弄人的，你看今天股票涨，后天又涨，过两天又降一点，都是资本家在这上面耍花招，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宣布破产，你就血本无归啦。”
“第二句话，以后有了钱啊，愿存入我们党的银行，可以存，银行倒闭不了，有国家资本做后盾呢！你要不愿意存银行呢，也不要借给别人，想吃什么东西，就买了吃，把身体弄好。你借钱给张三、李四，他们若拿去做生意，出现风险，赔光了，你怎么办呀？你生活有困难，向党组织去求援，千万不要找别人借钱，借了别人的钱，也容易出事情。他们做了圈套，你就陷进去了。另外，你有钱，不要说有钱，防止别人打你的主意。少与社会上的人拉拉扯扯，他们有了问题才不会牵连到你。”
“第三句话，不要赌博。赌博那个是耍人的，十人有九人输，一个赢的，还是他们一伙儿玩的手彩，真要去赌博，一定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你一定记住我的话啊。”
“第四句话，不要进‘窑子’。进‘窑子’自己花钱是小事，传上梅毒，小命就完了。在延安你还没有看见过梅毒病人，掉鼻子的，缺耳朵的，当时，他逛‘窑子’有钱，但治病时，就没钱了，只好眼睁睁看着嘴唇烂掉了，牙齿烂掉了。传上这种病，你可丢人了，你是个‘红小鬼’，给党的影响造大了。你活一辈子，清清白白的，活到100岁，还是一个好红军！”
我问了一句：“‘窑子’是啥呀？怎么进了窑子就传上梅毒呢？”
“小李，你没见过啊，也没有机会带你去见识一下了，‘窑子’就是妓院，这个三原城里就有。在这个社会，没吃没穿的年轻妇女，只有进‘窑子’当妓女，才不至于饿死，妓女靠出卖自身肉体活命，许多男人沾了她们的身体，也就会传染上梅毒了！”
首长反复叮嘱，给我归纳了五不准：“不玩股票，不借钱，不赌博，不进妓院，不与社会之人拉拉扯扯。”
黄祖炎是我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启蒙者，他的话成了我一生准则。
第四章 中组部的新党员训练班
第一次看电影（1）
从西安回来，我住在凤凰山上的中组部招待所，整日无事，爬遍了四周的山岭。我想到首长临别时说：“你要想我，就给我写信，寄到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急忙求人帮助写信，一连写了三封信，未收到回信，没过多久就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
中组部整天人来人往，这里是来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各色人物的第一落脚点。著名作家茅盾到延安的那天，满满一辆卡车的行李，卸下来几十只箱笼和皮箱，我在一旁看了半天，这个茅盾，真是有钱财啊！
不久，李富春的秘书冯超给我分配工作：“中组部刚刚成立‘党训班’，刘锡五同志是党训班班主任，他有什么事需要跑一跑，你都要替他跑，他要是病了，你就来找我们。另外，每天你去中灶给刘锡五同志打饭。”他把手里的纸条递给我：“你去城隍庙找刘锡五吧。”
中组部党训班设在凤凰山下的城隍庙，庙院里的泥塑神像和供桌满是尘土，窗扇也没有了。几个民工正在垒砌炉灶。刘锡五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长，脸上横七竖八的满是皱纹。他在棉裤上擦了擦手上的泥水，接过那张纸条看了看：“小李同志，今后你要辛苦了。”此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城隍庙报到。我们在长凳上搭木板，铺上麦草和苇席，安排学员住下。城隍庙距离凤凰山山坡上的中组部大约一百米的路，我仍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
党训班全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新党员培训班”，入党前后的一些人集中在一起，重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组织建设。音乐家冼星海、医学专家傅连暲等人曾经党训班里培训入党。
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时，陈云、李富春把中组部的干部几乎都带来了，大约十几名干部与学员一起参加典礼，共同会餐。
刘锡五派我带领两名学员从大街上的饭馆借来一筐碗碟筷子，大灶用猪肉、羊肉、牛肉做了八个菜，没有酒喝，白面馒头管够。国民党把美国救济总署的面粉作为八路军的给养，运输到延安。美国的面粉很特别，小米大小的雪白珠粒，中间钻一微孔，我们称之为“粒子面”。为什么美国的面粉要挤压成珠球？还要钻上个小窟窿眼儿？多费工呀！大家琢磨了半天儿，搞不明白。
党训班要放映电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城。苏联影片《夏伯阳》是红军驻进延安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延安军民聚集在城隍庙周围，房脊上和凤凰山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银幕上纵马飞奔的苏联红军骑兵，轰鸣的火炮……延安人被电影震惊得目瞪口呆。电影放映员还用话筒给观众“翻译”几句，喇叭里传来一声：“……下面，他们要抱老百姓的小猪了。”观众一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电影散场，人群拥挤，挤得大姑娘小媳妇叫爹喊妈。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满地都是挤掉的大大小小的鞋子。刘锡五说：“昨夜里，土地爷显灵了，送来鞋子了。”他和我们一起，冒着寒风，拾了两大柳条筐的鞋，摆在大门口，任凭失主领取。
刘锡五对学员们说，我们延安现在还没有电影设备和技术，昨天晚上的电影是国民党的电影队来延安慰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现在国共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战。
（1993年2月21日）
儿子：公布张国焘叛逃事件是这个时候的吧？
父亲：就在1938年秋天“党训班”这个时期，中央公布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事实，各单位开始批判张国焘。
儿子：怎么批判呢？
父亲：有些像“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吧！大家围在一起读文件，谈感想，讨伐张国焘。
儿子：这个事情一公开，大家情绪反应怎么样？
父亲：跑了就跑了呗，把他开除出党，政治生命完蛋了……张国焘跑了，中央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让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祭黄帝陵呢？一家人在一起，那他还不跑？
儿子：您听谁说的？张国焘带老婆孩子一起去的？
父亲：1991年夏天，我住兴城铁路疗养院，从沈阳来了一位党史研究员，他说的，对我刺激很大。
儿子：不是那样，张国焘投了国民党以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讨要他的夫人和儿子，延安出于人道主义，放行了。
父亲：原来是这个样？！这个研究员跟我谈了两个晚上，追问我知道什么情况。他还问西路军失败的问题，陈昌浩、徐向前他们是怎么回到延安的？为什么没有批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朱德等人？他们都有责任，光归罪张国焘一人是不合理、不合原则的、不合党的政策路线。
儿子：张国焘逃跑的事，你们当时有什么反应？
父亲：大家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埋怨中央领导呗：
“张国焘去投降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你来晚了。”
第一次看电影（2）
“中央首长就是心肠软，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他到了延安，还让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早就应该把他软禁起来”
“应该把他关进保卫局的监狱！”
儿子：再后来呢？
父亲：我们这样愤愤不平地吵嚷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