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 张五常-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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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的思想我历来清楚。他和我很少有不同之见。三十多年来行内的朋友（连高斯在内）都认为我是了解高斯的人。然而，在公司界定的话题上，高斯和我的意见分离，各持己见，已经二十年了。他认为公司可以独立界定，我则认为除非特殊情况，不能。他很喜欢我那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关于公司的文章，尤其认为我提出的以委托量算工资会带出有形之手是重要的贡献，但他反对我当时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结论。一九九○年的瑞典会议中，差不多举世的新制度经济学专家都在座，高斯也在，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提出的不能界定公司的看法。（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想过公司界定的问题。艾智仁当时也在座，听说去年──二○○一──他改观，怀疑可以界定公司。）
我不是固执，而是看不出自己的推论错在哪里。希望这里能澄清我的观点。我不是说任何角度都不可以界定公司。我说资产负债可以界定，即是说财务与税务可以界定，但作为生产组织就不能界定了。然而，无论奈特、高斯，及跟而来对公司的性质有兴趣的经济学者，一般是从生产组织那方面分析公司的。
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我认为公司可否被界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选择与这选择带来的代替，而舍无形取有形之手也重要。我今天也认为，从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角度看生产竞争有不足之处。我们要改进，选取人与人之间或资产（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竞争来看世界，而又要明白竞争与合作在基础上是没有冲突的。
离开「公司」这个大题目之前，我还要修改两个比较重要的有关观点。其一是公司或生产机构之内的管理有等级排列（hierarchy）。这是威廉逊（O。 Williamson）看公司的重点。威氏是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中心人物，他选走艾智仁与德姆萨茨的路，把卸责归纳于机会主义而一般化。威氏对等级排列的处理，是监管的需要引起等级。我认为等级排列是因为在生产机构之内，好些生产要素──如工具、家具、纸张、用地面积等──是公用的。有些机构把这些要素内部订价，但不能全都订价。公用的要素没有明确的使用约束，会引起租值消散，而等级排列是把使用的权力界定，从而减低租值消散的浪费。这点第六与第七章会补充。
其二，高斯指出列宁（N。 Lenin； 1870…1924）认为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大公司。这样看没有错，而以公司的有形之手的推理来支持公有或共产制度最有分量。然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公司或生产组织，经理要靠无形之手（市价）的指引才用有形之手指导生产，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利。
（《经济解释》之九十三；第五章完）
第六章：从齐家到治国
共三卷的《经济解释》还有两章就写完了。再加一章（第八章）只是简短的后记，可以不算，也可以不写。能一口气从卷一的科学方法写到卷三的公司性质是个奇。那些是我有信心下笔的话题，虽然事前想不到写到卷三的中间，自己最专长的合约安排，竟然举笔维艰！
好文章要一气呵成，但一口气写三十万分析文字是不容易喘气的。合约安排算是写完了，很满意。这样说，是因为跟而来的两章我没有信心写得好。不是我专业之外，而事实上有关的问题我想了二十多年。没有信心是因为题材太困难：涉及政治、国政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译国家理论）、产权制度转变等题材，一般不是书生之见可以处理的，更何况我平生讨厌政治，一想到就头痛。
奇怪，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越退休之年的多向国政理论打主意。没有谁得到大成果。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逼轮到我，怎么办？告诉你吧。
今年（2002）初，多年老友巴赛尔直用A Theory of theState之名，精装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送我一本。细想后我决定不读──要等到写好了自己的，出版后再算。自己想了很久，看到了一条路，希望走下去会越走越清楚。读他家之作，可能把自己还不太清楚的看得乱了。
我选走的路是简单的。那就是我在这里写了两卷又四分之三的那一条。既然这条路没有中断过，连弯也没有转，我就直走下去算了。在第八章的后记我会述这路的简单结构。这里要说的，是从这点直走下去，因为牵涉到历史与政治，没有来路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作指引，前路不容易走。但不管走得对或错，好或坏，直走下去是唯一选择。无论怎样说，从这里走下去是会比较弱的。
第一节：中国旧家庭与伦理治国
一九七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旧礼教家庭的子女婚姻的文章，到最近才在行内引起微波。就让我从中国旧家庭说起吧。
以农业为主的旧中国，家庭是一个生产机构，可说是一家公司。虽然雇用劳力或租用土地的安排早已存在，但大致上生产要素是长者的私产。子女也是父母的私产，一家之主是父亲。一方面看，子女算是奴隶了。子女可以被卖出去，女的通常经过婚姻被卖出去，而杀子女的行为大致上是容许的。另一方面看，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爱，所以子女不能纯从奴隶的角度看。
那七二年的文章解释了盲婚是父母不容许子女选择配偶，从而较为方便地增加家庭的财富；解释了童养媳是提早收购，价格较低，购入后自小培养比较听话、服从；解释了扎脚是为了恐怕外家引进的媳妇逃走，而农业操作之外的家务、纺织等工作，扎脚为害不大。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家往往有多个成员，但成员之间的财富产权却没有明确的划分。是长者的产权，但长者之下的成员就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了。这样，成员竞争使用或享受一家之内的资产，没有产权的划分会导致租值消散。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是论资排辈。这是以人权划分权利代替以产权划分权利，但毕竟享受权利是被划分了。
是的，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个成员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长子比次子大权，子比女大权，正妻比妾侍大权，如此类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在那一家的辈分如何都有定位。名分的界定与排列，久不久会有更改或变化，而久不久也要明确地表达一下。于是，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先后也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坐位的排列是规定的，餐餐如是，而一碟碟菜肴在桌上的位置也不可以乱来：最佳的永远放在一家之主的面前。起筷的先后也是有规矩的。
一家与一家之间有产权的划分，但一家之内却以人权划分。然而，子女不是奴隶，有承继权，而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这些加起来促成了以伦理、风俗治国的制度。一方面，法治要基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人权的高下排列是说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人权不平等不能有法治。在我们今天的商业机构内，其成员也有等级排列的。这排列协助减低租值消散，我说过了。但这与中国的旧家庭不同：商业机构内的成员各有各的私产，可以自由离开机构，而机构之外的事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是我想了很久才得到的结论。上帝造出来的人是不平等的。不同的天赋、际遇等发展，要有不平等的权利划分。产权平等则人权不能平等；人权平等则产权不能平等。以产权不平等划分，人权可以平等，于是可以有法治。以人权不平等划分，法治就无法施行。旧中国以伦理治国，不用法治，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作为一家之主的不愿意以暴君手法齐家。
比起法治，伦理治国有好处，也有缺点。最大的好处是交易或治理费用比较低：包公审案用不双方昂贵的专业律师，审期短暂，而判案的公允不一定比今天双方心斗角的结果差。伦理治国的一个缺点，是没有弹性：风俗习惯不容易更改，不能像法治那样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更改法律。弹性不足的伦理，在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当时移势易，遇到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需要，就不免缚手缚脚，使国家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二百年前，干隆皇帝之后中国开始遇到的不幸。
伦理治国还有另一个大代价。孔夫子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但却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治国或审案的人不可以目不识丁。因此，中国昔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可以审案：包公如是，苏东坡如是，郑板桥等也如是。旧中国是没有专业律师的。伦理治国讲学问，要懂得儒家或什么学说，讲仁义、说道德，论忠孝、明白风俗习惯。
在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做官的大都诗、文、书皆能，没有大能也有小能，因为这些是科举的需要。读书是为了做官。这样一来，旧中国没有一个可以纯在市场出售知识或学问而维生的空间。中国因此没有一个科学传统。零碎的科学家是有的，但科学传统就谈不上。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中，科学传统不重要。事实上，以中国人的智能，经过数千年的农业发展，耕种知识的累积很了不起。一九二五年美国的农业经济大师卜凯（J。 L。 Buck）到中国调查近十年，对当时中国农业的操作方法拍案叫绝。
伦理治国，家中论资排辈，没有科学传统，在一个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中是可以的。昔日中国的经济雄视天下。是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人，而中国的旧家庭与旧礼教也被迫而改变了。
（《经济解释》之九十四）
第二节：工业发展的影响
快将九十大寿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教授，在他一九四五年的重要博士论文中，指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是把农业工业化。是的，今天经济先进之邦，不容易找到一个农业人口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除非特殊情况，国家富裕要靠工业发展。那是为什么？卷三分析生产成本时，我指出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换，大家所得的利益往往以千、万倍算，远比史密斯（A。 Smith）提出的制针厂的数百倍例子高。但这专业生产而交换的巨利，主要来自工业。农业当然也可以专业获利，但比起工业相去甚远。
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工」，是指工艺，不是在一家工厂之内，用机械专业合作那一种。二百年前，后者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大约一百二十年前，一厂之内的专业生产在中国开始出现。不多，不普及，但还是出现了。参与这种生产工作的人要离家离土，甚至离乡别井。这样，作为旧家庭的一家之主就不容易控制子女产权了。儿子要到城市工作，为父的不准吗？不准，儿子可能跑掉不再回家。准许吗？儿子在工厂的收入，孝敬的带回家交给父母，次孝的自己收藏一点，不孝的尽归己有！
是工业的发展促成子女有自己的人身产权的。一百年前当然不普及，但不多的例子会影响整个旧礼教家庭的传统。一村之内，三几个青年到城市工作了两三年，衣锦荣归，其它村内的青年会怎样想、怎样看、怎样自作打算？父母子女之间有爱，子女要出外谋生，为父母的难道要杀了子女？
旧礼教家庭的瓦解是缓慢过程。我自己的双亲是盲婚的，父亲年青时长辫子，母亲婴孩时扎过几天脚。他们是大乡里出城，二十世纪初期到香港的工厂作学徒。我出生时父亲自修懂英语，重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基督教，所以没有把我看作他的私产。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是我平生遇到的最聪明的人。她对我关怀备至，喜欢要我躺下来，坐在身旁对我细说中国旧家庭的往事。她详尽的描述与精辟的见解，促成上节提及的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文章。
是的，旧礼教的消散不快。伦理风俗弹性不足，我说过了。另一方面，某些风俗礼节协助节省交易费用，就是今天也有经济利益。哪些风俗在工业生产的增长中要废除，哪些应保留，要经过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程序，不是朝夕之间。我父亲割了辫子，母亲只扎了几天脚，是比较容易的风俗更改。年青时我有自由找自己的女朋友，是香港当年的西方文化，但整个中国而言，虽然盲婚不再，今天父母干预子女选择配偶还是往往存在的。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我见到两户客家人有童养媳。
人身产权的转移，由父母或一家之主交给子女自己拥有，也不是快程序。就是今天的香港，子女供养父母的现象还存在，被社会视为美德。大部分中国家庭今天还在论家孝（filial piety），而这风俗在西方是远为少见的。适者生存，在一个政治动荡、战乱纷纷的历史过程中，家孝风俗驱之不去是不难明白的。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孝敬父母永远是美德。
第三节：从袖珍国家说起
国家的定义不明确。一个比较可取但有点模糊的看法，国家是一家大公司或机构。这是高斯说的列宁的看法了。
昔日弱肉强食，强者为王，弱者为民，中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这样看「国家」也有可取之处，与公司的看法是没有冲突的。弱肉强食，但强者不懂得种菜煮饭，土地没有庶民工作是一文不值的。强者要扩张版图的目的，是争取庶民的生产操作。这是我对「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阐释了。天下都是我的，你不替我工作还可以跑到哪里去？这解释了为什么古时国界或版图是那样重要。打生打死，为的是要扩张版图，或保持不失。儒家学说建议的以善待庶民为保国之道听来有理，但强人大军杀到，怎么办？中国历史上，像康熙那样关心人民生活而又可以保土的皇帝不多见。
今天，扩张版图的强权意图是日渐式微了。这是因为国家多，通讯交通成本低，语言国际化，这国不好走他国，保国的根本办法是保民。是的，世界是渐趋大同了。
我自己的国政理论，不是传统的以强权立国作起点。我要倒转过来，起点从每个社会成员是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然后推到强权那边去。在某些要减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产成员会以合约的安排组织一家类似国家的公司。这就是我说的袖珍国家了。与上章分析的公司性质不同，这里的国家公司组织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有公众事宜要管治。
我很喜欢以前说过的公寓大厦的例子。大厦中公寓多间，各有各的业主，但有多项事务是公众的，为了节省费用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例如保安、公用地方的清洁、电梯及其它公用之物的保养、外墙的维修、公众会所的使用安排等，为了节省费用要统一处理。
最常用的处理方法，是各业主以合约形式成立一家长生不老的法人（legal entity）公司，公司化（incorporate）是也。在这公司（国家）的管治下，每户每平方呎每月要交一个管理费（可称为税），公司有委员会（国会），也有界定各户的权利与责任的规例（宪法）。
更重要的是，关于大厦公众事宜的决策不是由市价取舍，而是由投票决定的。这些公众事项可由各户投票决定，可由各户投票选出委员后，由委员会决定，而委员会的决定也往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