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世界是弯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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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达到中国那种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
当然，由于拥有大量教育素质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也正处于腾飞阶段。如果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印度也称得上是“世界办公室”（也就是后台管理系统）。一般情况下，“办公室”所提供的产品要比“工厂”提供的产品稳定得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是无法预知的并且完全无法控制的外部变量—出口和外部投资的流入，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依靠外资不多，但其优势是更多受国内需求的驱动。
事实上，在以前，印度经济也遭受过通货膨胀、相当不协调的政治领导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极其关键的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要大刀阔斧地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今天印度的制造业者所花费的电力成本是中国制造业者的2倍，而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因为中国曾经首先对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虽然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从14％降低到5。5％，但仍然还需要继续降低。
还有一点，中国在1979年就放开了经济发展，这要比印度领先12年，因为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了全面发展。然而，印度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优势可能比中国更加明显。到今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大体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15年之后的数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更稳定，而且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数额更低。
印度在技术领域也更胜一筹。威尔·赫顿在他的书《迫在眉睫：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中认为，印度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中国拥有大量的投资……中国仍然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印度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按照其政府所承诺的，印度的基础设施、限制性的劳工法令更加完善，其他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得以转入正轨，那么印度该如何去做。但也有一种情况会出现，即如果全球生产达到了一个饱和点，而中国又试图在全球服务领域进行竞争的话，那对印度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动力强劲的经济体。它的动力来源于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洪流和贸易额日益扩大的出口的需求—至少是现在。在中国经济进行软着陆的时候，这一动力的任何缺失—不论是投资缩减、出口下降，还是技术失误—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体系带来多重负面影响，这一点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未来的发展还需要拭目以待，比如，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恶化，或者欧洲和美国要求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互惠，而中国出于各方面原因却无法提供。
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从事市场咨询业务的时候，日本还与中国今天的这种经济状况非常相似。日本，这个全球储蓄额最大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产业力量也是巨大的，很多人预计它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但由于在利率、货币以及银行规则的实施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误，事情好像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正如我将在下一章阐述的，自由的金融市场时常会产生令人恐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最糟糕的经济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缺陷的人类通过行政控制和政府法令，试图去管理由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结果。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再到萎缩的中央银行—而政治变化是最难以预测的。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都始于政治，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一个解答。全球化在21世纪的存亡问题同样最终将取决于选民在政治上是否会因为其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能够接受其缺点。但这种接受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
如今的全球资本海洋仍在不断衡量政治风险。因为创业资本流动性和前瞻性很强，当有迹象显示出现哪怕“潜在”的消极变化时，它都会冲出国界，将金融恐慌的残骸留在身后。这些消极变化迹象包括阶层斗争（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阶层同另一收入阶层之间的斗争）、过度的政府干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适得其反的财政和监管变化。如今的世界变成了弯曲的，正是因为政治界和金融市场之间越来越缺乏了解。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似乎正在酝酿一次地震式的政治变化，可能会使其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资本市场。
我将会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政治的理论，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论点是在过去的25年间，两党观点相对一致，就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金融市场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共和党或者###党现象。实际上，###党的比尔·克林顿同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的经济决策并没有很大差别。
事实是比尔·克林顿甚至比罗纳德·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克林顿成为了全球化和开放金融市场的拥护者。他是近25年惊人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减贫的带头参与者。为了打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里根和克林顿都把全球化当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对那一时期的经济幻灭感受很深。里根出生于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萧条期间成年的。因此某种意义上，一入主白宫，两人就都认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伟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机会。如今的问题是：当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充分意识到这一非凡的政策共识时期正遭受终结的风险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今，美国的两党正迅速背离克林顿所拥护的亲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美元的疲软很显然不仅来自于次贷相关的信贷不确定性，也来自于美国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美国政治家越来越热衷于对资本构成、企业家主导权和财富创造进行民粹性攻击，这更加深了这些恐惧。
政治化的全球化带来了如下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金融市场对美国金融资产（包括股票）的定价相对较高。这是基于对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以及长期强劲增长问题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将会大体保持完整的乐观假设。但现在似乎正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世界，这个新世界有新的规定和变化的政策，并且对自由开放的资本和贸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紧迫的问题是：近几年，市场将如何给政治环境变化的性质重新定价？恐慌的氛围会不会导致强势下调金融资产的定价？不明智的政治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如今人们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经进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谈论全球经济时，将克林顿和里根联系起来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都是国际舞台上的全球化经济金融改革演出团的成员。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纳拉辛哈·拉奥、中国的邓小平、欧洲的雅克·德洛尔、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新西兰的罗杰·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这一德高望重的群体中还加上了法国前社会党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
以上所有人都从下降的全球通货膨胀以及新的廉价计算能力中获益。面对政治压力，所有人都转向了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和全球资本市场，以打破20世纪70年代抑制财富的政策（中国和印度则是打破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压手段）。
作为决策者，里根和克林顿是一对奇怪的组合。这两位前总统的声誉都来自于他们对开放的资本和贸易市场的支持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
为了披露更多的情况，我需要承认最开始我并不认为里根有这个潜力担负这一历史性角色，尽管事实上从最开始我就有幸近距离见证了这一切。我真的将永远记住1979年年底在美国洛杉矶见到的里根，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容光焕发，当时正快速经过机场万豪酒店一间套房的门口。他穿着明艳的、彩色斑纹的运动外套和一件跟外套颜色及材质不太相符的高尔夫T恤衫。这位68岁的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点都不像在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虽然我最初登记的是###党人（在巴尔的摩像我一样处于中下阶层、住联排式住宅的人都是###党人），我却在为里根当顾问，因为我是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的同事。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这位布法罗地区的国会议员担任里根竞选的首席国内政策设计师。我当时是肯普的办公厅主任。我们在洛杉矶谈论经济，确切地说，是用3天时间同里根朝九晚五地进行政策讨论。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里根，以及他的七八位贴身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制订一项国家复兴计划。
尽管我当时只有26岁，但我的经验已经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们会议的潜在重要性。然而，我从未想到，这3天将会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确实是这样。我当然也并不知道###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后来会将这些政策提升至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高度。
当时最有趣的要数里根竞选运动的智囊约翰·P·西尔斯。他年约40岁，白发，吸烟过量。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他“约翰·P·撒旦”（因为他打击对手的魔鬼般的战术才智）。我很钦佩西尔斯的卓越才华—适应有时非传统和不可预知的政治利益。他让我想到了埃尔温·隆美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北非战场上的德国将军。西尔斯习惯用三根手指夹着香烟，像架微型大炮一样直接瞄准了州长。每当西尔斯讲话时，空气中似乎就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他和里根讲话时，这种紧张气氛就更浓厚了（数月后，西尔斯从竞选队伍中被辞退）。不过西尔斯却做出了一项历史性贡献。
在洛杉矶会议刚开始时，他就坚持选举运动应该推动所谓的“北美协定”。这项协定将允许美国商业自由越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边界。里根很欣赏这个想法。他在1979年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和第一次发布国情咨文时都谈到了这个协定。“北美协定”当然就是后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NAFTA）的起源。克林顿总统也支持NAFTA，这成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共同主线。它建立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全球化重要成就之一。
这几次会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行将结束时召开的。我称70年代为“丑恶的10年”，任何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事物—经济、外交政策、音乐，甚至时尚—都是丑恶的。记住，令人羞耻的越南战争刚刚结束。深陷丑闻之中的尼克松总统被迫离职也才不到10年。人们仍然难以忘怀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使整个国家丧失了纯真和希望。
世界是弯曲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今美国的中年选民们都不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苦难。他们没法想象低通货膨胀、低利率的就业不完全的经济。因此，他们关注全球化的不利之处，而不能够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好处给予足够的感激。他们不知道全球化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心痛时期。
70年代有一个叫做“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它是由世纪顶级经济学家组成，宣称理论上身陷困境的世界经济是在冲击增长的极限。换句话说，经济已经达到了创造就业的极限。
几年前，纽约市差点破产。被称做达科他的西岸豪华公寓如今售价为1 000万~2 000万美元，约翰·列侬被谋杀时就是在那里生活。而在70年代，花10万美元就能买到那里的公寓。
中东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鲁莽的美联储政策造成了20％的抵押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高达10％的失业率（比较2008年年初5％的失业率和低至6％的抵押率）。
在这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时代，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这是因为政府决策者们已经失去了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能力。1972年，道琼斯指数达到了1 000点，但在70年代末却下跌到了大约800点。这一下降不只意味着20％的损失，而是年复一年，长达数年的负收益。这代表了过去的半个世纪情况最坏、持续时间最长的熊市。
当股票市场下挫时，债券市场通常会上扬。70年代末，不可思议的是出于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两者经常同时下降。一场公司和公众养老基金危机也正在逼近。这一时期，美国公司被嘲笑为恐龙。
在美国，通过“税级攀升”过程，通货膨胀已经使中产阶层家庭承担了原来只针对过富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我们敦促里根立即降低那些令人窒息的税率—如果他成为了总统。里根降低了所有税率，包括高达个人收入70％的最高边际税率。如今，两党中都没有政治家要求重新回到最高达70％的税率，除了意识形态上最为刺耳的部分。当时的税率等于在金融上扼杀了中产阶层纳税人。唯一的赢家是擅长于创造性的税收庇护的公司。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70年代概括为“美国的自杀尝试”。我记忆中则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迅速失去了目标。但正如我展示的，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民对未来的自信和乐观得以再生。这一切使我们对如今的情况产生了两点重要疑问：美国和世界是否正在缓慢地回到像70年代那样经济衰败的时期？“70年代”这一短语是否甚至还跟今天的大多数选民相关？
所有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专家中，艾伦·格林斯潘对里根时期开始转变美国经济的新的80年代范式认识最为深刻。这一转变又是在10年之后的克林顿时期开始超光速发展。
从1990年开始的20年间，我的商业伙伴曼利·约翰逊和我经常同格林斯潘一起在他的主席私人餐厅共进早餐，从餐厅可以饱览华盛顿商场的美景。格林斯潘几乎不会提供关于他的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有用信息。他为了不泄露秘密，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的谈话还是非常美妙的。
90年代初，一次共进早餐时，我问他如何评价里根作为经济决策者的重要性。格林斯潘的回答反映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当里根做了件非同寻常、风险极大的事情时，他就知道已经完成了一次范式转换。1982年，里根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工会（简称PATCO，专业空中交通管制组织）成员。这些成员试图通过白宫律师所认为的一次非法###来关闭全国机场。
几乎所有里根的顾问都警告里根解雇工会成员是一个陷阱，有可能导致欧洲式的劳工全面###，导致全美交通系统的瘫痪。这会摧毁美国经济，迅速让数万美国人失业。在最后要求复工的通牒失败后，里根最终还是解散了工会。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欧洲式的毁灭性###没有发生。
格林斯潘告诉我，他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一插曲象征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恐龙式的美国公司将会迎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它们能够为了在国际上竞争而进行必要结构调整。里根迫使市场调整预期。问题并不在于工会是邪恶的或是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问题在于在美国是否达成了政治共识，允许臃肿的美国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这次事件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关键在此。这一转变过程没有显示出任何单一党派性。20世纪60年代######会的努力为里根80年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