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繁荣-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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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机制来解决世界现在正面临着的很多基础性的风险问题。但正如我们先前已经注意到的，只有对制度基础进行革新，通过稳定扩大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住房的所有权的范围，推动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个目的才可能得以实现。
接下来大家即将看到的是一整套改革的建议方案，供领导人——政府的、民间的和商界的，包括美国和海外各国的——借以为住房市场以及其他资产市场铸就一个新的体制基础。归总起来看，本书中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措施与新政时代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失灵所进行的改革的精神与内容，以及其他制度性改革动议（比如为保障国际间银行系统安全而进行的《巴塞尔协议Ⅱ》改革）遥相呼应。
由于这些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与过去我们实际情况相比较偏离得比较大的现象，因此，开始时出现一些怀疑这些建议根本不可能进入实施阶段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金融史是在一次次周期性的出现方法上和形式上大突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些突破通常都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比如说大萧条期间出现的新政时代的创新。
我这里所建议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进行过小规模的试验，而且所有的变革都明显具备可行性。整套改革的净效应可能会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抗压作用，在体制构架内建立起更大的稳定机制，使买方和卖方的业务交易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那种你死我活式的投机方式。
全新的信息基础设施
积极筹划一套经过改进后的信息基础设施——个人和企业管理他们金融事务时所依赖的信息基础工具——不仅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同时也是一项很好的经济活动。根据经济学理论，可以自由获取信息是一件给全体大众带来益处的好事，而且已经出现了由私营企业来提供的趋势。此外，信息的缺乏会产生系统效应，这种系统效应是政府应该尽力去避免的外生性负面影响。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对改变导致投机泡沫产生的社会传染和信息串流的发生机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政府对已进行过根本性改进的信息基础架构进行大力推广，将会促进我们最近这些年在信息技术和行为金融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资本化转变。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前途的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在实际运用中一直不尽如人意，因为它们没有按照合理的人类工程学的原则进行设计。举例来说，被称做是金融引擎的金融规划网站的使用情况就相当令人失望。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人们在对重要的金融事务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太可能仅以电脑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作为依据。在对自己的金融行为进行重大改变之前，他们必须跟某一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行为金融学为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很多类似的教训。
在本章中，我考虑了6种主要的改进信息基础设施的方式：推广全面的金融咨询体系，建立消费者导向的政府金融监管体系，采用那些默认的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惯例及标准，改进有关金融证券的信息披露手段，建立全国范围内经过精心处理的关于个人经济状况的大型数据库，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度量单位体系。
那些取得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的低收入者随时都面临着利率马上上调的可能，他们基本上注意不到这类按揭所隐藏的其实已经广为人知的风险。他们对存在着的真实风险——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为这些按揭取得再融资——根本没有一点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动力来促进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流渠道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因此，这些新加入进来的住房所有者在不经意间就承受了惊人的风险。
金融咨询类杂志实际上已经对这些风险进行过报道，因此，当那些拥有较高收入的这类杂志的订阅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并几乎是一面倒地转向常规的固定利率按揭时，很多低收入人员被留在了个人的悲剧之中。
要想改正这个公众教育方面出现的失误，第一步是通过制度建设把这种广泛的金融咨询服务推广到能覆盖每一个人的范围，这样就可以确保所有人员（而不仅仅只是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士）都能获得这些资讯的支持。大多数金融咨询业者都不重视中等收入及低收入这个范围内的顾客，因为金融咨询业者赚钱的方式主要是按照所管理资产的比例收费，或者是在证券买卖过程收取佣金——也就是说，只有富有的客户才能给他们带来期望的收益。为了高效并以赢利为原则管理好他们的业务，很多金融咨询业者对他们的业务范围进行了必要的瘦身，把自己的业务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比如资产组合管理咨询和税收策略咨询等。
大多数人都非常需要获得广泛的基本金融咨询服务，而且需要从有资历和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那里获得这种服务。很不幸的是，只有富有的人才有能力支付得起这种咨询服务。
对于这种状况，解决的方法之一是金融咨询师也采用其他的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和会计师）同样的计费方式，按固定小时费的方式收取服务费。全美个人金融咨询师协会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它要求它的会员咨询师签署一份信托誓词，保证不接受在金融产品的销售或推介过程中从第三方获取的报酬。但这个组织现在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没有加入该组织的金融咨询师大多数都拒绝转向这种方式，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目前这一类型的咨询服务需求中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价格的还非常有限。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留给低收入人群的咨询服务都是有偏差的服务。举例来说，当他们作为住房购买者时，一般是与房地产代理商和按揭经纪人打交道。房地产代理商代表房子的出售方，因此他的动机就是希望房子卖到一个好价钱。按揭经纪人的动机当然是希望安排一个较高利率的贷款。此外，按揭经纪人通常会以帮助客户获得最好的按揭利率的面目出现，但客户可能不了解的是，他们是从放款方收取费用的。
美国政府一直奉行鼓励金融咨询的政策，规定这项费用可从应缴税额中扣除，但这个扣税政策起到的作用只是鼓励那些高收入人群利用金融咨询，而那些低纳税等级的人本身不大可能从纳税列项扣除中获得什么明显的好处，因此通常他们也不会采用。另外，金融咨询费从应缴税额中的扣除属于杂项扣除，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申报了扣税列项的人来说，可扣除的只是这些扣除项下超出已调整过的毛收入2％的部分。因此，低收入纳税人在支付金融咨询费用方面很少有，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税收方面的动机。
政府需要改正这个偏差，并通过有效的补贴，使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得到这种综合的、不受控制、按小时付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金融咨询服务。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建立共同付费安排，比如像已经存在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以及私营的健康保险计划，在这些安排下，从业者可以申请到部分的费用补贴。类似健康保险的方式应该说是非常贴切的：我们都需要在动态的基础上得到医疗和金融的咨询服务，当我们的健康——包括身体上和金融上——遭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服务，那么损失最终还是会算到整个社会头上的。补贴的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是将目前金融咨询的税收鼓励方式从分项扣减改为退税额度管理，使纳税人就算是没有选择列项申报，也可以通过所得税的返还申请来获得这些好处。
咨询师想要取得补贴资格认定必须签署一份声明，表示他或者她不会为了顾客的同一份业务从第三方接受其他的报酬，以保证所提供咨询服务的公正性。我们当然需要那些通过出售金融产品收取佣金的专业人士提供有实际帮助的服务，否则的话，很多有重要意义的产品就无法到达它们预定的目标市场。但是这些专业人士的佣金收入——以及当前以资本利得基础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数——应该对他们所追求的以佣金为基础的销售模式具有足够的推动力，因而不需要政府再对他们的收费进行补贴。
如果在次贷危机酝酿期间准备购买住房的这些低收入者已经得到了那些值得信赖的金融咨询师一对一、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咨询服务的话，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在这种条件下，危机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在住房泡沫的量级和范围或许还没有把它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展现出来的时候，大多数金融咨询师至少会有感觉，觉得住房市场的繁荣不会持续得太久。当一个低收入家庭正在经受可调利率按揭贷款或者一份对他们的收入来说显然过于庞大的按揭可能带来的风险威胁的时候，合格的金融咨询师的心里肯定应该非常清楚即将出现的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泡沫破灭后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例子，同样说明了这种纯粹出于帮助客户的动机，并且只按所花费时间计费的金融咨询服务的必要性。今天，随着住房价格的下跌，很多需要得到照顾和特别服务的老人打算推迟搬入持续关怀退休社区（简称持续关怀退休社区）的时间，因为他们的心里无法接受现在出售住房而产生的价值损失。一般情况下，在搬入持续关怀退休社区前，他们必须处理掉自己的住房，以便支付入住的门槛费，但是由于考虑到住房价格下跌，因此只能推迟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安排。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耽误很多年，因为他们满心期待着以一个更好的价格来处理自己的住房，这种趋势已经通过持续关怀退休社区出现了很高的空置率的情况反映出来了。因此，这些老年房主可能将会有很多年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常常处于孤独和寂寞中。老人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位让人信赖的专注于老年金融服务的顾问、专家，他通过收取小时费的方法设身处地地为老人们做通盘考虑——包括健康需求及税收后果——把所有这些问题直观化。比如说，或许在一个疲软的市场上尽快出手一套住房，表面上看少赚30000美元，但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综合考虑他们的其他需求后，也许是最正确的选择。
当然，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算成本大幅度地降了下来，金融咨询又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在补贴到位后才有可能知道答案。如果我们通过补贴为新的金融咨询行业提供动力，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就是它的从业人员将会发掘出新的市场策略、新的咨询渠道，以及将他们的咨询与其他产品和服务捆绑的新模式——这是为吸引那些从来没有进行过咨询的人进入市场来尝试使用个性化的金融咨询服务而设计的策略。
如果政府通过既经济又切实可行地为这种实用而且公平的咨询服务提供补贴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那么这个行业很可能会进行一些必要的投资，以一个非常宏大的规模来配置新的信息技术。以低成本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的原则可能会很自然地成为对这类技术进行选择的标准。那些金融引擎网站会重新被改造，使它们能以引导的方式为顾客提供咨询师精心准备的个人建议，并按这个模式为大多数人提供有效的服务。这些网站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基础模式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让人们可以方便地与其他人（包括各类专家）共同分享金融信息。
如果我们对现行的税收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去直接补贴这种收费模式的服务，那么，那些综合性的金融咨询师和金融咨询技术将会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民主、成熟的新金融时代。
改正我们现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所存在的不足的第二步，正如法学家伊丽莎白？瓦伦所认为的，应该是由政府设立一个她称之为“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模式类似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金融消费者，起到调查员和律师的作用，为金融产品的安全提供信息的来源，制定规则以确保这种安全的最终实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是，在今天的美国，这种对金融产品安全的监管居然没有被列为任何一家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范围内。
全美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管理着高速公路和汽车安全及事故统计的相关数据。同样地，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取得授权的政府机构，来收集并管理人们与金融产品之间各种实际情况的数据，包括出现的“事故”，无论这些“事故”是罕见的还是平常的，但一定是实际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与此同时，这些政府机构的另一只眼睛应该投向更远的未来，防止同一类事故再次发生。
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3月发布的关于金融监管机构调整的“蓝图”中提到了一个业务管理型的监管机构，与瓦伦的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理念有些类似。但这个议案强调，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应该按照它们所设定的目标来规范，如果这样的话，消费者保护的功能在这样一个完全独立的监管机构里实际上也就被淡化了。
默认选项的金融规划
革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三步是建立标准化默认选项的金融规划，当人们出现疏忽，未能在出现问题时及时采取行动的时候，它也能良好地运行。默认选项是当某个人没有能够在可选项里做出主观选择时，它会自己自动做出选择。人们可能会说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很多人根本没注意到那些风险的存在，因为他们不清楚或者不明白市场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因此掉进了这样或那样的陷阱中。当心不在焉的时候，消费者很容易接受金融合同中预先准备的看上去好像是标准或者是惯例的任何条件。因此，设计一份包括审慎的默认选项的标准合同，应该成为政府和业界现在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大量严肃认真的研究揭示了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人们所认为的标准条款对他们的影响力是多么巨大。
经济学家布瑞吉特？玛德瑞安和她的同事研究了个人在参与雇主资助退休储蓄计划时的选择情况。他们发现，在退休计划中采用雇员自动登记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参与率，尽管雇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很自由地选择放弃这个计划，所需要做的只是简单地提出他选择退出即可。此外，加入这些计划的雇员基本上都接受了计划中默认的缴费费率和分配方案。
我在前面提到，大萧条时住房市场危机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伟大创新就是把按揭期限从当时很常见的5年延长到15年甚至更长，使借款人能有更长的缓冲期来偿还他们的按揭。这个创新是由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于1933年推出的，在这个政府主办的企业不复存在以后，它的这份“遗产”今天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