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繁荣-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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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科？莫迪里阿尼是价格水平浮动按揭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及一部分文章的合作者，也是本书灵感的源泉。）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的好转，股票市场开始牛气冲天。如果账户单位采用的是“篮子”的话，股票市场的这次过激行动应该也可以避免，因为采用“篮子”，可以使公众不被所谓的货币假象所迷惑，但事实上，他们往往会趋向于用货币的名义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去思考。
20世纪90年代发端的住房市场繁荣同样也是部分公众不能正确理解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我们能记得很多年前的住房价格，是因为购买住房在我们所有的购买行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过去的住房价格与现在的住房价格之间的差异给我们的印象，就远远超过当时一块面包的价格与现在的价格存在的差异所留给我们的印象。我们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感觉住房投资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大事，然而，它们价值的增长，事实上如果用“篮子”来衡量（尽管已经历经了几十年），一般来说几乎是零——至少到最近的住房市场繁荣期间。
2008年，全美评估师协会（简称NAR）开展了一次耗资4000万美元的公益宣传运动，名为“住房的价值”。该项运动计划在电台、电视以及平面媒体、公告牌和公共汽车车体投放数以千计的宣传广告。这些广告不断重复的口号是“住房价值平均每10年翻一番”。该协会声称，这个说法来自于他们过去30年的数据。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根本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的30年间，消费者价格指数几乎翻了两番，而我们目前正处于引起实际价值翻一番的住房价格泡沫的末期：这就充分说明，过去的30年中翻番的都是名义价值。使用这些数据来说明住房投资如此赚钱是一种高度欺骗性的行为，但NAR现在还可以自圆其说，因为公众对通货膨胀的了解还很有限。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与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本？伯南克在他2000年出版的《大萧条论文集》中指出的，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当价格总体出现下降的时候，实际的薪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薪资）水平很高，可以说，受到失业率冲击越严重的国家，实际的薪资水平就越高。
一个关于大萧条的简单事例是，雇主不能降低工人的名义工资来保持真实的工资水平不变，因为降低名义工资可能会让雇员和工会产生误解，把这种行为当成是对他们的严重侮辱，并因此引发抗争。结果是，如果让所有的劳动力就业，这些企业就不可能保持盈利：他们收入下降的速度超过成本下降的速度。假如当时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能比较到位，大萧条的后果肯定就不会像当时实际产生的情况那么严重。
如果人们在大萧条前就习惯于用“篮子”报价，雇员们就有可能看到他们真实的工资在上涨，就有可能不会对名义工资的下降产生恼怒，而雇主也就没有必要关闭工厂来保持盈利了。
如果从1890年起我们就一直习惯于用“篮子”来对住房进行报价，那么，人们会发现住房价格在过去的100年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到最近的泡沫产生），也就不会有那种在21世纪早期产生的认为住房价格总在不停上涨的想法。
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度量单位系统还会产生其他无数有益的效果。在本书前面所讨论过的主题中，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放任通货膨胀（因为同时收入也增长了）去侵蚀一些重要的金融保护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是我们在过去数年金融启蒙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成果。
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FDIC）在1934年创立的时候，规定的承保限额是5000美元——这是当时一个人12年的个人收入。针对通货膨胀和收入增加的现实，这个限制最近一次提高是在1980年，限额提高到了10万美元，但10万美元还不到现在一个人3年的个人收入。
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简称SIPC）是在经纪公司倒闭时为消费者提供保护的企业，它的保额限制最近一次提高也是在1980年。到现在为止，它的保额限制仍然是现金账户10万美元，证券账户50万美元——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并不够，在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根本不足以应付经纪公司客户数额巨大的恐慌性提款。
对这些重要保护措施的侵蚀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经济体系自我修复系统的安全。用名义货币价值来规定FDIC和SIPC的承保限额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设计错误，而用“篮子”来规定限额的话会好一些——如果能用另外一个与名义个人收入而不是通货膨胀挂钩的账户单位指数的话，效果还会更好。
尽管美国国会时不时会表现出对经济体系进行适当修补的某些倾向，2005年还通过了《联邦存款保险改革法》，但由于这些措施缺乏连续性，整个体系仍然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只有通过采用一套新的经济度量体系——目的是为了使正确地说明一个数量级变得像说一句话这样简单明了——我们才有可能在以后避免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
把上述6个步骤组合在一起，可以充分释放出那些有效信息的力量，并且帮助我们从一开始就防止类似目前正在经历的这次次贷危机的产生。一旦我们对发展更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经济及政府的激励措施，一旦这个基础设施能保持营运若干年，这个体系就会被主流社会及企业界所接受，从而把我们推上探索未知信息世界的征程。我们将见证利益驱动型的全新信息提供模式的出现，包括那些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也包括那些以人工服务为基础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将相互交融，共同促进改进后的个人和企业金融决策体系进一步发展。
真正关注风险的新市场
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金融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市场范围一直在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交易所面对的风险种类也越来越多，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人们去对冲这些风险。现在，我们应该鼓励以一种真正民主化的方式进一步推进市场的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让市场可以完全覆盖到那些与个人有着根本性关系的具体的风险上。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需求是为房地产提供一个能让它真正流动起来的市场，特别对那些住房是最大单一资产，而且只拥有一处房产的家庭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共同奋斗了20年，一起致力于为房地产市场探索创新型的市场。我们所取得的比较大的突破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采用我和卡尔？凯斯共同开发的标准普尔/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建立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货市场。这样的市场——由山姆？玛苏奇通过我们共同成立的宏观市场公司充当先锋——于2006年5月启动，为10个美国城市提供综合美国指数（positeU。S。index），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真正的住房价格期货市场。遗憾的是目前这样的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很低，还处于拼命想站稳脚跟的阶段，但我对它们充满了信心。
这样的衍生品市场具备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潜力。没有这些市场的话，投资者无法对房地产做空。那些警觉的投资人在看到泡沫正在成长时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表达他们的看法，除非他们确实退出市场，也就是将他们的住房出手，这当然是非常过激也非常困难的一步。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都建立起了这样一个流动性很好的房地产期货市场，那么，世界上所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其在交易市场上的行动来为一个城市的泡沫减压，因为这样的泡沫对于看空的人来说意味着一个盈利的机会。如果市场被广泛关注，那么住房建筑商就会看到市场反映出来的住房价格在下降，这样他们就会收缩自己的投资规模，因此就会避免我们刚刚在美国见证的这种建筑泛滥的情况。如果住房建筑商能采用更明智的手段，在他们的住房还在建设期间就对这些住房进行保值，那么在他们开工建设前就能察觉到损失的产生。
在过去的几年间，也有人表达过对这种情况的担心，他们认为衍生市场的建立或许有可能增加而不是降低价格的波动幅度。然而，金融经济学家斯图尔特？梅休在一篇学术文章中说：“经验证据表明，衍生产品的引入不会导致基础市场的不稳定——要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要么对价格波动有抑制作用——而且，衍生产品的导入更好地改进了市场的流动性，同时也增加了市场的信息流量。”
我们对为住房提供服务的市场中的这些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住房类的不动产市场的流动性特别差，它的价格对于大众来说还是太显而易见。然而，我认为，这些情况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把期货概念和专业人士引入到住房市场中将会改进它的功能。事实上，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贸易专业人士会帮助稳定市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因为如果他们扰乱市场（高买低卖）的话，他们就是在跟钱过不去——这样的策略不可能让他们的业务持续下去。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住房期货市场的价格从2006年5月开市伊始就预示着美国住房价格已经处于跌势。如果这些市场能出现得更早一点、成熟得更早一点——至少不晚于2006年，而且如果它们能被广泛地认识并被深入地了解的话，那么建筑市场的泡沫——这些泡沫产生的后果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因为建筑商们可能早就看到了由这些市场产生的以权威形式发布的各种价格预告。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住房期货市场需要那些全身心投入而且实力雄厚的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并能充满自信地对那些大型机构的订单进行报价交易。但遗憾的是，很多潜在的投资人在看到市场缺乏流动性，并因此导致在这些市场里的交易成本偏高的现实后，都很无奈地退出了市场。
这些衣着考究的资本家虽然愿意一掷千金地进入抵押债证券市场，支持那些破产的按揭发起人，但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来帮助如此重要的一个新的衍生资产市场的开发，其实，这个市场所需的资金投入相对不大，而且它极有可能把现有的金融体制转变成更完善的方式。
其他宏观房地产风险市场种类还包括期权、掉期、远期合约以及相关的衍生工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2006年，基于标准普尔/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启动了一个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权市场，同时还启动了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货的交易。
一旦将这些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这些房地产市场的总体规模会比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股票市场的总和还要大。事实上，根据联邦储备局的估计，美国家庭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的市场价值超出美国国内公司全部市值的30％（2007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因此，如果有人说住房类地产价格的衍生产品市场的成长将使整个股票市场的重要性降低，我们相信这样的说法绝非耸人听闻。
商业地产业也开始看到了类似的市场发展趋势。美国商业地产IPD指数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接近150亿英镑的名义市值的源头。这个金额与美国整个商业地产的总市值相比仍然非常小，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开始。
其他的新市场
我在这本书里之所以如此强调地产市场，是因为地产市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非常大，特别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更是如此。但在我们迈向一个更完善、更成熟的金融环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而且也能够建立起很多其他类型的新市场。
这些市场中，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对收入——包括个人收入、职业收入、地区收入和国民收入的长期债权。这些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生计风险，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风险。针对职业收入市场——比如期货、远期合约、掉期和交易所交易票据——最终将使人们对他们一生中的收入风险进行对冲成为可能，而且这些市场对联动型按揭的发行人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深入讨论。
国民收入，有时候用GDP来衡量，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可能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因为GDP的统计已经相当成熟，而且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数据都早已经是现成的了。
主权政府应该将国债的发行与该国的GDP数字挂钩。最简单的方式是发行永续债券，按GDP的比例派发红利。我在约克大学的同事马克？康母斯特拉一直与我共同致力于在加拿大推广这种类型的政府债券，他建议将这种债券称做“兆券”（trills），因为基本上是每份债券派发一年GDP值的1兆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每一份加拿大兆券按现值派发的年红利大约是150加元，一份美国兆券按现值派发的年红利大约是1500美元。
在不同的时期，这些红利有可能多一些，也有可能少一些，主要是参照该国经济的水平。目前一份加拿大兆券的市场价格应该是30加元左右，一份美国兆券的市场价格应该是300美元左右。兆券的价格会随着着对该国经济未来展望的各种信息出现波动，就像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着对该公司未来展望的各种信息出现波动一样。这样看起来，应该会有对这些兆券有兴趣的、活跃而且很有意思的市场存在。
尤为重要的是，兆券市场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对冲该国国民经济的风险成为可能。如果美国政府在过去这些年发行了兆券，而且国债的组成主要是兆券的话，那么美国政府现在就会发现它释放出了充足的资源，让政府快速应对那些突然出现的紧急状况，比如次贷危机。当经济减速的时候，政府会发现国债的利息压力非常有效地减低到了远低于他们预期的水平。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危机。这是一个应用于全国范围的根本性的危机管理方式。
当然，现在还没有任何政府发行兆券，但是已经有一些与GDP挂钩的债券，比较有名的是阿根廷在2005年发行的GDP权证。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利息与GDP挂钩的债券，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发行的一些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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