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应该读点经-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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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层面上，囚徒困境的提出是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种挑战，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利益追求最终会增加集体的社会福利，然而按照囚徒困境的结果则恰恰相反，当事人只会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但利己的目的带来的结果常常是损人不利己。因此纳什均衡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传统经济学理论通过完全竞争假设，认为市场能够根据价格自然地达到一般均衡的状态，把决策归结为担任简单的最大化问题，而事实上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策略互动，都需要依靠博弈论来分析。博弈论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思考，选择合理的策略。
机制设计理论可以看作是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它的巧妙之处在于能够让博弈者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其意义还在于它不仅能将个人的收益最大化，而且考虑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最大化，在赫维茨、维克瑞这些大师的努力下，机制设计从理论上将博弈论引入到新制度经济学中，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这似乎是人们更愿意看到的。
第五部分 市场的困惑
第十三章 共有地的悲剧
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阿拉伯谚语
（公共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为什么学校机房里的电脑会有很多病毒？为什么学校洗手间的水龙头会设置成感应的？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如果有人愿意出1000万，我们能让他拥有这个山洞吗？
产权的话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章将为你揭开产权神秘的面纱。
“现在，我惟一的动机是出海，尽我所能捕更多的鱼。我没有保护鱼类的动力，因为我留下的鱼正好被下一个家伙捕获。”
——美国罗德岛渔民约翰·索林对《纽约时报》所说
“为什么要伤害鱼类，它是我的退休金。如果没有了龙虾，谁会花35000美元买我的许可证，10年内我的许可证将一文不值。”
——澳大利亚龙虾捕捞者达里尔·斯宾塞对《时代》所说
海狸的命运并非天生
约翰·索林是美国罗德岛的普通渔民，他20多岁开始捕虾的时候，他只要在港口不远的地方捕虾就能维持很好的生计，而现在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如果他要完成捕虾任务，他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澳大利亚南岸的林肯港，达里尔·斯宾塞15岁的时候就退学并开始了他的捕虾生活，澳大利亚政府向渔民分配执照，从那时起每个进入这一行业的渔民都需要购买执照，当初斯宾塞花1000美元购买的执照现在的售价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一政策为渔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索林和斯宾塞事实上并没有区别，他们都不是环保主义者，也不比其它捕捞者聪明，他们做出的决定都来自于获得的激励，好的激励能鼓励人们努力的工作和进步，并维护环境的和谐。
显然这不是最好的经济学，但这是真事的经济学。
海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良好的防衰老作用，已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海狸的毛皮可以用来制作高级裘装，海狸的胆、鞭、骨、血制成的药酒等在市场上已成为消费者的抢手货。很明显，在没有确定的产权机制的时候，人们会受到海狸利益的驱使，无论谁都可通过捕杀海狸来获得利益，并且不用支付任何费用，每个猎手都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捕获的海狸越多，其他人所捕获的海狸就会越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必然会导致海狸的过度捕捞。
事实上，海狸的命运并非天生如此。
18世纪初，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狩猎情况，印第安人的原则是在他们所选择的狩猎地带的树顶上烧一个痕迹来作为标记，因而他们可以互不侵占，一个饥饿的印第安人可以杀掉和吃掉另一个人的海狸，只要留下皮毛和海狸尾就行了。
这说明，当时的印第安人狩猎海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吃肉以及少量的皮毛，人们不需要估价，也不需要考虑他人的影响，因为在丛林中的猎物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而，紧接着，人们发现捕获海狸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能够进行贸易，海狸的皮毛能够换回人们想要的东西，这种皮毛贸易事实上加速了海狸的灭亡，狩猎活动的范围也明显加大了，人们也开始更加疯狂的狩猎活动。事实上，大多数人捕杀海狸并非出于自身的需要，正是产权不明晰和交易制度加速了海狸的灭亡。
如果说是贸易和食物导致了海狸和鲸鱼的灭亡，那么鸡呢？
这是一种我们最熟悉的食物了，它味道鲜美，同时也可以自由买卖，但为什么从没有人担心它的消失呢？因为，鸡的产权是私有的。世界上大多数鸡都是有主人的，今天你杀了一只，明天就会有人养10只，人们会用私人手段来保护产权，比如购买防盗门、报警器甚至武器，果农会在自己农场巡视，因此私有产权保护了鸡的存在。
共有地的悲剧
198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公有地的悲剧》的论文。哈丁教授提出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增加羊从而导致过度放牧的损失，则是由全体放牧人来承担。这种对公有资源使用的状况，导致了公有的东西总不如私有的让人爱惜，使对共有资源使用的结局有了悲剧性的一面。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共有地悲剧。
《郁离子》 是明朝刘伯温所写得一部寓言散文集，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大意是：瓠里子从吴国返回粤地去，吴相国要派人送他，说：“派的人会自己选择官府的船而过河。”送的人还未到，此时停泊在水中的船有上千只，瓠里子想自己选择一只官船，但不能识别。送的人来了，瓠里子问他说：“有这么多船，怎么选择呢？”那人回答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看到那破篷断橹而又挂着旧帆的就是官船。”瓠里子按他说的果然找到了官船。
故事尽管简单，但是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道理呢？经济学家为我们做出了深刻的解释。在经济学中，公有产权是指由社会成员共同享受利益的一种产权，与之相对的，私有产权则明确了使用、转移和交换财产的独占权。当人们能够将劳动成果转化为私人财产时，人们就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更加精明地工作，显然私有产权会鼓励更明智的管理。
产权不明晰也就是“没有产权”或“没有设置产权”，因为不同主体之间产权关系不明晰，意味着谁的权利都没有限制、没有边界，谁都不能确保自己的产权，也就等于没有产权。因此，产权的功能就是通过设置或确立产权的功能，从而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实践着这样的道理，如果你拥有一辆汽车，你肯定会积极地更换机油，定期维修并检查车的内部是否得到很好的保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粗心大意，那么你不得不自己面对高额的维修费用，并且将来你卖出的时候还能要个好价钱。
人们确立或设置产权，或者把原来不明晰的产权明晰化，就可以使不同资产的不同产权之间边界确定，使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确定权利。这样就会使人们的交往环境得以确定，大家都更能够明白自己和别人的选择空间。其实，设置产权与把原来不明晰产权明晰化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情况，都是由“没有产权”到“有产权”。
但是人们对产权的保护也常常受我们感觉的影响，由于历史、文化和习惯的问题，很多产权常常被我们忽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辛苦耕作的农场主，在你劳作了一整年，你的邻居将他的收割机开过来，高兴得挥挥手，然后就收走了全部庄稼，你肯定会暴跳如雷和他拼命。可是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家或是艺术家，你的作品随意的被人下载或任意传播，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呢？
私人产权究竟比共有产权好在哪儿呢？科斯用灯塔为我们解开产权之谜指明了方向。
经济学上的灯塔
在“传统智慧”看来，建造灯塔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政府用强迫的办法收税，否则灯塔将会无人建造。这种观点认为，虽然灯塔能够保全船员的生命和货物的安全，但却很难向获得好处的船主收费，因为虽然船主们偷偷地用余光获得了好处，但完全可以“绕开”灯塔，甚至可以谎称自己没有借助灯塔。
很不幸，这一次“传统智慧”又愚弄了我们，最早的灯塔的确是私人建造的。让我们跟随科斯回到灯塔诞生的英国，看看18世纪在那里苍茫的大海上，关于灯塔究竟上演过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不过请相信，这里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不逊色于《加勒比海盗》。
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只有各式各样的航标，比如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但都不是灯塔。不过到了1820年，英国一共有了46座灯塔，其中大部分是私人建造的，传记作家哈里斯评述说：“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灯塔建造者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利益，但至少他们能完成建造灯塔的任务。”
当时人们可以从国王那里获得专利权，国王允许他们建造灯塔和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收取使用费。具体的做法是由船主和货运主递交一份请愿书，声称他们将从灯塔获得极大的好处并愿意支付使用费，经营灯塔和征收使用费的权力由国会通过法令授予个人。不过当时灯塔管理相当的混乱，每个灯塔税率和税额都不相同，征收的原则也不同。船只每经过一座灯塔，要根据船只的大小缴纳使用费。人们甚至刊载有不同航程所要经过的灯塔相应收费标准的名册。
领港公会开始逐渐对灯塔进行管理，这是一种古老的制度，1514年国王颁发了许可证书，赋予领港公会以领港管理权，负责检修设施、提供海事顾问，并且为海员及其家属管理慈善基金。领港公会实行了一项既能保住权力又能保住钱财（甚至可能赚钱）的政策。领港公会申请经营灯塔的专利权，然后向那些愿意自己出资建造灯塔的私人出租，并收取租金。
于是，1759年在灯塔史上写下了最富戏剧性的一章，这就是建造和重建坐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伊迪斯通灯塔，私人企业编年史作者塞绍尔·斯迈尔斯写道：“以前，任何一个胆大包天的私人冒险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那里的海面上连石头影子都看不到，连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没有。”
1696年亨利·温斯坦利与领港公会谈判后达成一项协议：他得头五年的利润，以后50年领港公会分享一半利润。温斯坦利建造的灯塔于1699年完工，然而，1703年的一场大风暴把灯塔冲走了。温斯坦利、灯塔管理员和他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员都送了命。那时这座灯塔的总造价为8000英镑（全部由温斯坦利负担），收入为4000英镑。政府给予温斯坦利的遗孀200英镑的抚恤金和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如果灯塔必须由具有公益心的人来建造，那么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灯塔，不过还是私人利益占据了上风，人们甚至邀请了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师约翰·斯米顿用石头建造了整座灯塔。
1836年，在议会的强烈支持下，英国终于颁布法令把英国所有的灯塔授予领港公会，领港公会也开始了购买私人灯塔的行动。这一工作到1842年完成。从那以后，在英国不再有属于私人所有的灯塔了。这其中，购买斯克略斯灯塔花费了445；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00—1000万美元，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的确有人“靠经营灯塔而发了一笔大财”。
灯塔这种物品引起了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一系列争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关于灯塔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
私人物品消费的特征是排他性和竞争性。消费者通过购买获得私人物品，生产者提供这类物品有利可图，价格的调节使双方都能达到均衡，这些我们在前面都了解到了。但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用购买也可以消费，因此公共物品没有市场价格，生产这种物品无利可图，市场就无法提供这类公共物品，这就是庇古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机制在解决公共物品时的无能为力。
同样，像国防、基础科学研究这类公共物品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缺少的，它们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解决灯塔这类公共品问题。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说到：“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萨缪尔森还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萨缪尔森指出，公共物品有利于整个社会，作为一种公共事业就不该收费，维持这种公共事业的费用来自税收。
产权经济学家从另一个角度谈论灯塔，产权理论的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根据美国在七灯塔制度的研究反驳了私营灯塔无法收费的观点。他还证明了，即使是灯塔这样的公共物品也可以实现私有化成为私人物品。
或许，下面这个保护动物的例子会让我们更加吃惊。
保护大象的好方法
对于共有地的悲剧，我们已经清楚了，那么该如何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鲸鱼和大象呢？
人们采取了各种方法，其中有些确实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在津巴布韦，原本大象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村民们仅仅通过向观看大象的游客收费来获得收入，但是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保护大象的方法，把大象分给村民，并且允许向那些捕杀大象的猎人们收费。
“这太荒唐了，简直太恶心了！”，这几乎成了人们面对这项政策的第一反应。
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况且，打猎不可能保护大象，因为这会鼓励人们对大象的猎杀，“传统智慧”再一次占据了上风。
可是，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并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事实上，鸡的存在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喜欢吃鸡肉，这就给了另一些人们饲养和照顾鸡的动力，听上去的确有些矛盾，甚至不可理解。津巴布韦的村民们可以从活着的大象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是无助地面对死象。
在津巴布韦，人们的行为的确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多地关心大象，他们希望大象越多越好，这样就能够向游人们收取更多的费用，于是他们积极地为大象留出生存地带，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