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应该读点经-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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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庇古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产权的概念，只是从习惯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要么通过有效手段减少影响，要么赔偿损失。比如，假定有一工厂排放的烟尘污染了周围5户居民晾晒的衣服，每户由此受损。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法：　
　　方案一：工厂花150元给工厂烟囱安装除尘器；　
　　方案二：给每一户买1台值50元的烘干机，5户共需250元。　
　　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工厂或居民都会自动采取150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样最节省，但如果除尘器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企业就会选择方案二，而嘉年华一定也曾经考虑过这两个补偿方案，肯定是因为消除噪声设备十分昂贵才会选择给居民进行补偿的。　
　　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对那些影响公共环境的污染活动要进行适当的“处罚”，比如向这些企业征收一定的“税”，以此对社会进行补偿，人们把这种税称为“庇古税”。　
　　人们总是对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比如，游乐场的大嗓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居民们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可公路旁的居民们大多选择自己安装隔音玻璃，却很少对“公路”提出索赔，再深一步，每辆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么他们是不是该补偿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　
　　　　　　　　　　　　　　　　　　　　为什么不收“景观税”？　
　　一位房产经纪人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最初这里有两栋楼，其他条件完全一样，房价因此也完全一样，都是5000元/平米，彼得拥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紧接着，一栋楼的旁边新修了一条公路，显然，嘈杂的车流影响了居民们的生活，彼得决定卖掉房子。由于靠近公路彼得不得不降价卖出，汤姆最终只以4000元/平米的价格买下了房子。不久以后，随着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原来的公路被重新规划成了公园，房价迅速上涨，彼得又准备重新搬回来，这次他不得不按照6000元/平米的价格从汤姆手中买回房子。房子还是同样的房子，仅仅是周围环境的改变，彼得损失了20万，而汤姆却能净赚20万。　
　　人们总是对那些坏的外部性进行收税，但是如果政府决定在小区楼下建一座公园，那么也应该对能看到公园的居民收取“观赏税”，因为公园的修建增加了他们的景观，甚至提高了他们的资产价值，但是，彼得的损失谁来补偿呢？　
　　为什么公路、机场带来的损失很少有人计较，而政府也不会对花园边的房子收“景观税”呢？　
　　像机场、公路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通常其权利都是由政府颁发的，机场的建造是法律准许的。飞机起降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　
　　似乎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情形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市，有人向机场提出了起诉，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记录这样一个例子：克西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买了地并盖了一幢房子，几年以后，该市在靠近克西的地产处建造了机场，克西抱怨说，“在机场建造前，他的房地产是宁静之地，适合住家，但建机场后，灰尘、噪声、飞机的低空飞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居住了”。　
　　然而法官则认为亚特兰大市已明确得到建造机场的授权，航运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并且是影响公共利益的企业，因此使用机场的人都享有市政当局授权的保护和豁免。因为法官参考了过去的案例，在“乔治亚铁路和银行公司诉马德克斯”案中曾经的一段话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的答案：　
　　“所建的铁路终点站的调车场是经法定机构授权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当，就不能判定它构成妨害。因此，从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给调车场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且，适当的使用和经营该车场也不是妨害，只不过是所授特许权的必然伴随物。”　
　　我亲爱的朋友，现在明白了吧，当时的法律认为，为了公众的便利，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忍受机场所产生的噪声与灰尘。事实上，长久以来，人们对噪声、烟尘这样的污染都是惯性思维所决定的。　
　　当然，最终人们在科斯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终身都没有离开法学院的教师，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他回答了经济学自身无法透视的问题。科斯究竟是如何回答得呢？请不要着急，先看下面这个故事。　
　　　　　　　　　　　　　　　　　　　　把糖果制造商赶走　
　　产权理论的奠基人科斯曾经举过一个著名的案例——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在英国伦敦的威格莫尔街，有一家糖果制造商的工厂，起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搬来了一位医生邻居，开始的时候，糖果制造商的机器也没有对医生造成损害。　
　　但此后医生在紧挨制造商车间的地方建了一间诊所，并引进了先进的诊疗设备，他发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使用他的新设备，尤其是噪声妨碍了医生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于是矛盾开始了。　
　　随即，医生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而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判决确定了医生享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权利。　
　　但很快人们发现，这是一项草率的宣判。　
　　起初糖果制造商并没有损害到医生的利益，而随着医生采用新的设备，制造商却不得不承受停产的后果，糖果制造商因为邻居的新设备而不得不关门，这似乎是个可笑的结论。　
　　科斯认为，矛盾的解决应该由双方协商决定，除了上面的解决方案，糖果商还可以对医生进行补偿，如果制造商答应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医生也许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　
　　进一步，我们假设，如果法院的判决是制造商胜诉，那么制造商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而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倒过来，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以求他停止使用机器，如果医生在机器继续使用时减少的收入大于他付给制造商的费用，那么显然在由医生付钱以使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方面就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似乎，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而整个问题的实质还是很简单，甲给乙造成了损害，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不得不怀疑“庇古税”，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制止甲，或者甲赔偿乙，简单的方法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然而，在科斯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外部性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甲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而纵容甲的做法也会继续伤害乙，因此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而科斯指出了“庇古税”的不足，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并且，避免乙的利益受到损失的同时也会对甲的利益造成损害。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科斯定理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失。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入手，假设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吸烟者，一个不吸烟者，他们就是否允许在房间吸烟发生冲突，庇古的做法是，对吸烟者进行征税，来补偿不吸烟者，而科斯的办法是将空气的使用权授予某个人。　
　　如果一个人被视为某件商品的自然所有者，那么其他人希望获得机会，就必须购买。当权力授予了吸烟者，他有权决定是否吸烟，如果新鲜空气对不吸烟者的价值超过了吸烟者的价值，那么不吸烟者就会提供足够的钱用来补偿吸烟者的损失。当权力授予了不吸烟者，吸烟者就必须对吸烟带来的“快感”进行评估，而不吸烟者就会补偿对不吸烟者带来的损失，或者放弃这项权利。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有些荒唐的例子，但却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外部性的核心问题。　
　　进一步，科斯指出，如果产权明晰，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让我们回顾一下交易成本的内容，并默默思索一下上面的这句话，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用了半个世纪才真正理解它。　
　　我们可以这样直观地理解，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并且交易成本为零就是说居民和嘉年华的谈判没有成本，那么最终的补偿结果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　
　　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思想，总结归纳为科斯定理：只要明确地规定法定所有权，并且可以自由交换，若果所有权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所有权在开始如何分配，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均衡状态符合最有效率状态。　
　　科斯定理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变了人们的惯性思维。　
　　人们总是认为，应该对造成损害的一方进行处罚，然而，事实上，每一方都可以采取措施。科斯定理认为，外部影响之所以导致资源配置失当是由于产权不明确，如果产权明确，且得到充分保障，有些外部影响就不会发生。比如，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也可以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那么，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营运，那么，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损失。　
　　但交易成本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就如同任何一项交易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一样，外部性的交易更是如此，为了使双方都能接受最终的结果，必然会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甚至导致交易无法完成。事实上，如果交易成本高昂，即使产权明确，市场仍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　
　　农民有权使保护自己的庄稼，因此铁路为了运营必须克服火星带来的危害，显然铁路部门如果不溅出火星将承担更大的损失，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溅出火星的权力会使双方得益。同样，在嘉年华的例子中，因为这样的公关环境并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因此必须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而嘉年华的经营者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关闭嘉年华游乐场，要么给与周围居民补偿，当获得的收益小于补偿给居民的损失时，营业就会停止，而居民们相当于出售了自己被损害的权利。　
　　科斯进一步认为，如果明晰了产权且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无论给谁，资源配置都会在同一点达到均衡，如果交易成本为正，不同的产权界定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在美国加州有个叫多伦斯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甚至连当地人使用的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事实上，在美孚公司到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曾经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工厂，他们排放的污染要比美孚炼油厂多得多，而通用公司1985年关闭这家工厂时，它在向政府出售财产的时候，也出售了它的“排放许可证”，美孚的炼油厂当时以3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张“许可证”，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效地减少了污染的排放。　
　　多伦斯的居民掌握有被污染的权力，因而他们能够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孚石油公司，并愿意被污染。同样的，如果石景山区的居民们掌握了甘愿被噪声损害的权力，那么这场和嘉年华的谈判要重新开始了。　
　　科斯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提出的的观点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习惯，如果科斯定理对“庇古税”的质疑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习惯的否定，那么科斯对产权的阐述则更加改变了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科斯定理说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同时政府干预也不是治理市场失灵问题的唯一办法，“庇古税”只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具体措施之一，而更重要的是，科斯定理告诉人们产权明晰的重要意义以及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当然，科斯定理并不是完全否定庇古的理论，而是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对庇古理论进行的扬弃，从而使人们对市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京都议定书　
　　几乎人人都在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下面这些都是真实的数字：在英国，因为汽车尾气污染，每年约有7000人过早死去；在美国，由于柴油机等源头排放的颗粒物质，有1。5万人过早死去；在中国，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使得呼吸道疾病已经成为北京的第四大杀手。　
　　人们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初，人们对所有的国家设定统一的标准，无论排放多少都降低同样的比例。这样的做法显然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由此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恶果却由所有国家承担；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它们也有发展经济的权利，不能因减排而剥夺它们的发展权利。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减排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事实就是最好的答案。2005年2月16日，经过不懈的努力，旨在抑制全球变暖的世界性环境法案——《京都议定书》终于生效了，它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然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占全球3％－4％的人口排放了25％以上的二氧化碳，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对于减缓全球变暖的努力而言无疑是沉重一击。　
　　不过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就如同建立要求所有同学达成一个削减学习时间的联盟一样，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当然，用产权和交易成本可以做出更加清晰的解释：首先，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不可能明晰，空气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气体，排放方便，很难界定排放的主体。其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排放权，其执行的交易成本不菲，虽然各个国家规定了减排任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各国的排放权利，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环境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使得我们无法具体地进行处罚。　
　　虽然不能对别的国家进行限制，但是对企业的排放进行限制却是切实可行的做法，尽管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企业都竭尽可能仅处于刚好低于污染线的要求，但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小排放的目的。　
　　汽车的使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出行，然而尾气的排放会带来环境的污染，似乎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汽车带来的空气质量的下降，为此人们提出限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