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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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387页。
1？9 当上级撤销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毛泽东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干得有声有色，根据地的人、兵、枪越来越多，地盘和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很快意识到毛泽东的崛起将成为他主宰中国的大患，但是他连续四次发动的围剿都失败了。不幸的是，毛泽东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始终不为当时党内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人接受。他们坚信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担心毛泽东这样做会把党和革命引人歧途。但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党中央根本无法有效指挥远在江苏苏区的毛泽东，毛泽东只是消极地参加李立三从上海发动的城市攻势，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扩大苏区的红军。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越来越高，而来自上头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李立三批评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德和博古嘲笑毛泽东是个“无知的乡巴佬”，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水浒传》中所写的“绿林好汉”。毛绎东受到接二连三的排斥和打击，先后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撤销其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最后只剩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在政治和军事上毫无发言权。政治局开会很少通知他，他亲手创造的一切都落到李德和博古手里。后来还有人要他去苏联“治病”，不让他参加长征。长征开始前有人给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许多与他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上，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留在苏区的特许证。毛泽东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连发放供应物品的后勤人员也对他另眼相看。索尔兹伯里说，“假如1934年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
①毛泽东没有去苏联养病，也没有躺下来叹气，而是静观形势的发展。王明上台之后，用他们的那一套全线进攻的冒险政策来代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受到惨重损失，毛泽东在苏区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全被断送。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然而，红军左冲右突，老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湘江之战，死伤过半，形势已经恶化到危及整个红军和党的生存的程度。后来到了延安，有人问毛泽东：“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为什么不早点进行？那样可以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损失。”毛泽东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错误有一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两年，譬如说，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已经看出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部分群众。如果那时就和他们进行斗争，那么党内会发生分裂，将对革命不利。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干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会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两年前，当上级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湘江惨败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血的教训使人们相信还是毛泽东正确，处在生死关头的红军指战员和党的干部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于是毛泽东活跃起来了。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惨败的事实，向错误路线发起了反攻。他躺在担架上，虽然行动不便，但不像李德和博古那样固执。玉稼祥当时也躺在担架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张闻天是个宽厚的理论家，当时根本提不出什么可以挽救全局的好办法。毛泽东不停地同这两个人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不多久，两人便与他取得了一致意见，形成“三人核心”。政治局的另一重要人物周恩来，对李德的瞎指挥早有意见，很容易站到毛泽东一边。这样，李德和博古反而被孤立起来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一举获得多数支持。李德和博古尽管还留在政治局常委中，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已转交到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小组手上。当然这三个人中最有办法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运用他娴熟的游击战术，很快使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一步一步地把中央红军带出长征险境，为这支幸存的队伍找到了北上抗日的出路。长征这一历史上罕见的难关不但没有难住毛泽东，反而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长征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其实长征开始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些。那时人们所感到的只是一场革命遭到惨败后的大撤退，其失败情绪并不亚于 1927 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无可奈何的撤退和转移，在毛泽东的手上，竟造成了一次中国革命的新转机。毛泽东以其非凡的谋略和胆识，使一支快要重演石达开悲剧的队伍绝处逢生。到了陕北，更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这一切，与当时的“左”倾路线欲置毛泽东于死地不无关系。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江——前所来闻的故事》。
1？10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李自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曾经唤起了千军万马，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毛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研究颇深，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加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就是他1937年在延安对斯诺说的那句话：“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
①毛泽东作过调查，中国 70％的可耕种土地被只占人口总数的 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有，另外15～20％的土地为农民占有，而占全部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仅占有10～15％的土地，这种极不合理的占有关系，造成了农村中的贫困落后和动荡不安，同时也为毛泽东发动一场革命准备好了充足的炸药。毛泽东知道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农民。有人称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工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够转化为行动。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手段，农民称它为”命根子”。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若能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为了尽快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就拟定了一个土地纲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实际是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在内，然后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耕种。为什么要没收一切土地呢？毛泽东说：“如此方可安民”。因为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这样做，又出现另外的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把中农的土地也划在没收之列，等于连中农的命也革了，中农很不满意。此外，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不允许买卖，中农、贫农都不高兴，出现“不安耕种“现象。于是毛泽东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以缩小打击面，团结争取中农。同时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办法限制富农。这些办法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一切革命因素，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曾高兴地说：“我看当时只有我这种办法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①埃德加？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137页，纽约，1967年。
1？11 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扫一切的手势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扫一切的手势。因此，当这样的两个人在历史上相遇时，他们就不会妥协，他们就发生冲突，一个成为战胜者，一个成为被战胜者。
①冲突的时候又到了。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到延安进行国共调停。赫将军捎来重庆方面的话：蒋介石愿意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毛泽东听后立刻嘲笑说：如果双手给人绑着，一只脚踏进门去是毫无意
义的。最后议出中共的五点建议，建议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亦改组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等等。赫尔利不仅完全同意这五点建议，而且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进去。但是在签字时，在场的巴雷特观察到，毛泽东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毛泽东肯定估计到，这些共产党乐意的条件蒋介石绝对不会同意的。果然，后来落介石连字也没有签。抗战结束后，另一位国际朋友又关心中国的命运。斯大林电告毛泽东：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听后极不愉快，他非常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②斯大林建议共产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中共的合法地位。毛泽东的回答是：人民的枪，一支也不交；不但不交，还要发展。毛泽东早就代表人民说话了，现在更能代表，因为他已经领导了一亿人口的解放区，120万正规军和200 万民兵部队。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把蒋介石这只纸老虎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过，毛泽东还是去了重庆。他不能不去，因为蒋介石已经三次来电邀他去重庆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以便共商和平建国的大计。毛泽东非常清楚蒋介石的把戏，蒋的和平邀请，一可以为他运兵到内战战场赢得时间，二可以向世界和全国表示他的“和平诚意”。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自有他那针锋相对的方针：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争，我们是寸土不让。他要谈，我们就以谈对谈；他要打，我们就以打对打。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主动权上输给蒋介石，这一次也决不会。蒋希望毛不去，可毛泽东偏偏站在他面前了。蒋介石不是喊和平吗？于是毛泽东对重庆各界人士说：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充满信心他说道：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但是毛泽东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在赴渝前就向刘少奇面授机宜：蒋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我军在前方胜利越大，我去重庆就越安全。
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362页。
②《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8页。
1？12 “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富农路线”，并不姓“富”江西根据地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指责毛泽东没有执行“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迫使他们革命”的路线，而是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1934年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还专门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富农也是“农”，不过富一点，是富一些的农民。毛泽东一贯关注农民问题，但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富农属于什么阶级？它不像地主可以归人资产阶级，也不像中农那样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阶级和阶层上都找不到富农的位置。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依次排到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八个阶级，依然不见富农。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只能处在这两者之间，似乎应为中产阶级，即处在小地主的位置上。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产生“富农”概念之前给富农定的位置。富农，因为前面有个“富”字，所以毛泽东历来对它没有好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富农的“恶劣态度”进行了猛烈谴责。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富农进一步升格，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位居“第二”，是理所当然的专政对象。毛泽东一贯站在贫农立场上，主张依靠贫下中农，怎么会有一条“富农路线”呢？所谓富农路线原不过是1929年至1930年间土地革命中出现的一种“左”倾政策的对立物。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衣分坏田”，甚至鼓吹乱杀乱烧，提出“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等口号。毛泽东为了纠正这些过“左”的倾向，所以才有了“富农路线”，实际上”富农路线”，并不姓“富”。毛泽东最初规定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土地，地权属于政府：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后来发现两个问题：（1）没收一切土地，连中农也伤害了；农民没有地权，不安于耕种，中农、贫农都不满意。（2）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结果“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贫农和富农间发生矛盾。毛泽东通过于都、兴国调查，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其多余部分，小地主不过多打击，地主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第二个问题经过寻邻调查和南阳会议也得到了解决。南阳会议通过《富农问题》决议案，提出在”抽多补少”之后加上“抽肥补瘦”，限制了富农把持肥田。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似乎有点“右”；但联系第二个问题，可以看出毛的所谓“右”，不过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和“允许富农拥有一份土地”。他的整个土地革命策略则是：倾向于贫农，不伤害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贫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是打击对象，对富农则融团结和打击为一体，就像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一样。与“左”倾机会主义不同的是：毛泽东主张限制富农，打击地主，但又不主张把他们饿死，而是让他们活下去。理由是不要逼得他们造反，尽量减少对立面。穷人因为活不下去才革命，地主富农如果没法活对革命也不利。关键是要让他们活下去。革命是使穷人活得好一些，富人活得差一些，但总归都要活下去，只有少数罪大恶极者除外。这样革命才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一部分人热烈欢迎，一部分勉强接受，但不会有人饿极拚命。直到1941年，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这条”富农路线”。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当时“提出解决富农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得下去。假如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①毛泽东曾说过他在井冈山初期所订的土地政策太严厉了，但他从未承认自己犯过什么“富农路线”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