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民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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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48＇
如果找不到充足的证据证明毛泽东的作法有合理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毛泽东在故意通过“教训”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其既拥有力量、又绝不以大欺小的“英雄形象”。把对手打倒在地再将其扶起，还把武器擦得干干净净的还给他，这是典型的强者对弱者的羞辱。毛泽东是否曾经沉醉于这样的自我欣赏我们不得而知，但毛的“大度”把9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台湾）又富含资源的土地拱手让人，＇49＇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按照民族国家的逻辑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除了古老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天朝”潜意识外，也许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还是那个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全球战略。
人权与主权：开放年代的新挑战
斗转星移，转瞬间中国已告别了那个红色年代，进入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新时期”。至少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再以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角色出现，而更自觉地把自己定位在民族国家这个显然更合适的位置上。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毛泽东以冲天的豪情规划、实践其“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目标时，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恰恰处于最封闭、最保守的状态之中。普通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之外是什么样子，世界也不知道中国内部是什么样子。开放所必然导致的双向交流与沟通的扩大，使沟通双方、特别是中国人一方吃了一惊，大有如梦方醒的感觉。原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竟与先进的发达国家有着这样大的差距！
于是，新的一轮“自强运动”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11届3中全会提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新的“自强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解释和合法性论证。邓小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准确地反映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焦灼心理，从民族国家及其传统基础利益原则的立场出发，这种焦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族振兴的口号获得了国民热烈的响应，这甚至可以从人们对体育比赛（尤其是中国人的比赛成绩）的热切关注中，得到印证。＇50＇
然而，新的问题很快暴露了出来：中国的旨在迅速实现经济增长的民族国家战略缺乏制度基础与体制上的保障。这可以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两个方面来谈。经济方面，传统的动员型和命令型计划经济只会造成短缺经济的后果，重新承认市场经济原则显然势在必行。准确地说，中国人是在严峻的现实压力下重新认可市场原则的；中国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却没有对市场经济的历史的、深入的、学理的反思。这决定了迄今为止官方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原则承认的不彻底性（比如，在今天的大学教科书中，对市场经济的标准界定多局限于“资源配置”，而回避其更具根本性的产权制度前提）。在政治体制方面，问题表现得更为严重。以一党专制为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是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一份沉重的政治遗产，邓显然没有足够的认知和勇气把这份遗产送入历史博物馆。与毛相比邓的不幸在于：在毛那里，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计划控制可以并行不悖，而在邓那里，继续维持党对权力的掌控和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背景和多元民主制度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威权主义社会总格局和权钱交易的腐败顽症就是这样产生的。
邓的不幸还在于：开放的中国面临的已经是一个开放的、迅速转变和进步中的世界。“冷战”正在或即将成为过去，制度现代化领域内政治民主建构的普遍意义正如市场经济建构的普遍意义一样获得了全球水平的揭示，全球治理作为人类的新文明观正在登上20世纪晚期的世界舞台。说得更明确些，当中国人最终认定必须认真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时，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治理的时代。全球治理时代的世界带给中国的不再是“征服者逻辑”，而是民主化的普遍要求。当中国由于现存政治体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甚或有意抵制之时，则势必产生前文已经论述过的所谓“主权”与“人权”的冲突。
人们都知道，十几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围绕“人权”“主权”问题产生的争论，肇始于1989年中共政权对天安门公民维宪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由于这个镇压，中国共产党执政者遭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权者对这种谴责的反应：他们很直率地把谴责和来自外部的批评指责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把国际社会对中国公民民主诉求的支持斥责为“敌对势力”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如果说中共当权者的对内镇压行为体现了邓小平一代人陈旧的专制主义政治思维逻辑，那么邓和他的“接班人”江泽民拒绝外部批评的行为则体现了同样陈旧的主权国家逻辑：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都属于“内政”范畴，“外人”不得干涉。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当权者是在有意利用主权国家的逻辑为自己的专制主义行为提供辩解和保护伞。
不应当否认，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参与国际范围的人权“对话”，较之过去全无人权概念或否认人权的存在，是一个进步；但中国当权者人权对话的策略却更多是应对性的，并无诚意真正接受国际社会捍卫人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自由权利的基本准则。所谓“生存权”、“发展权”概念的提出，对于一个人均GDP
仍然很低、又曾深受“征服者逻辑”之害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似乎显得有些道理；但当我们考虑到此类概念正在被政府用来当作抵制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领域人权状况批评的武器时，这个解释学分析马上就可以戳穿“生存权”、“发展权”之类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辩护内涵。问题不在于抽象的“生存权”、“发展权”是否属于人权的范畴，而在于这些概念在专制主义应对策略内的使用必然产生的混乱效应。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似乎是想用一种排序的方式证明“填饱肚子”比“思想自由”更重要，而回避了当今中国“填饱肚子”问题之所以仍然存在，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思想不自由（缺乏对权力的社会监督所导致的腐败往往造成对普通人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个应对战略则是对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公然蔑视，因为它可以把普遍人权解释成只是“西方”的价值观，甚至是“西方”实施“和平演变”的某种手段。
2001年4月哈贝马斯来华访问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一场题为“关于人权的跨文化的讨论”的学术报告。在谈到“亚洲的价值观”时哈氏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习惯用‘优先’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权利为其违反司法基本权和公民政治权的行为――西方对此予以了指责――进行辩护。这些国家通过家喻户晓的‘经济发展权’，认为自己有权‘推迟’实现宽容的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直至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准允许其稳定地满足居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在他们看来，对生活在贫困中的民众来说，法律平等和言论自由似乎并不像改善生活条件的期望那样同等重要。但是，这种功能性论证不能如此轻易地转变为规范性论证（――加重号为引者所加）不言而喻，在人权的长期实施中，某些条件比其他条件更重要。尽管如此，这并不可以为一个专制的发展模式进行辩解，因为按照这个模式，个人的自由服从于父权制那里接受和注解的‘集体的福祉’。事实上，这些政府根本不保护个人权利，而是保护他们理应去履行的一种父权制的照顾。而在西方，从古典观察来看的个人权利被归结为生命和身体不受伤害权，广泛的个人权利保护和平等待遇权，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规范地看，‘优先’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权是不会得到辩解的，因为这些权利只是用于保证‘公正的价值’（罗尔斯语），即为平等的利用那种自由的和政治的基本权利的事实前提提供保证。”＇51＇
这位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人权问题的分析和对“亚洲价值观”的批评，值得我们深思。
五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预设应该是什么？
中国正在面对全球化，融入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含义，那就是全球政治民主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利益原则的扬弃和全球公共理性的勃兴。就中国而言，如果说前现代的华夏中心主义乃是世界各主要文明相互隔绝的结果，毛泽东的新世界主义是激进意识形态乌托邦和作为潜意识存在的中国前现代精神遗产相结合的产物，它们都具有某种“天下”眼光但都不是全球化，那么今天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则实实在在面临着走向全球的机遇和如何使自己融入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建设力量而不是阻遏力量的现实挑战。
高扬全球公共理性与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统一
什么是“民族国家战略”？按照传统的理解，民族国家战略当然是指旨在实现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安排。“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显然是这种战略安排的根本价值预设。然而，根据本文前边的分析，这样的价值预设是成问题的，以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逻辑为基础，人类将无法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羁绊和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水平和全人类正在面临的资源、环境方面的空前挑战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就是以人类的名义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
这应该成为人类考虑当代和未来所有问题的根本价值前设，更是人类考虑民族国家问题的价值前设。每个现存民族国家（包括它的领导者和它的公民）对此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益原则的被扬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这势必造成根本价值转换中的一系列紧张。每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民主化程度、理性处置国家间关系的能力的不同，各种地缘的、区域的、宗教的、种族的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都会给全球公共理性的形成造成压力。这种多重互动和博弈的复杂性，也许我们今天还难以想象，更不用说去驾驭。这大大增加了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难度。
当然，大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由于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存在，我以为就中国而言，高扬全球公共理性与民族国家战略的统一应该是历史的现实性、生成性和未来性的统一。
就历史的现实性而言，应该承认过去百年来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艰难成长经历对当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影响，同时也要承认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对当代中国政治选择的影响。这些影响对全球治理所蕴含的新的人类文明观的认同来说，呈现出某种多面性。我们应该积极挖掘民族认知储库中有利于接受人类新文明观的那些东西，逐渐清理、淘汰那些与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相悖的东西。历史的现实性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当今世界毕竟还是一个建立在主权国家框架基础上的世界，这决定了利益博弈仍然是当今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乃至基本内容。在民族国家水平上突破利益逻辑的樊篱，需要极高的道德勇气和智慧，也需要民族国家间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合作与互动。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些极其现实的因素。
就历史的生成性而言，必须理解今天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完全等同于50年乃至100年前的民族国家，新的人类交往原则正在生成之中、形成之中。用哲学人类学的术语来说，成为全球公共理性之“形而上”根基的社会性不再是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不再是虽代表文明的内在生长力量、但又不得不屈就于文明的历史形式的社会性，道德和伦理作为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之体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战略，其着力所向，应该与历史的生成性和历史的方向性相一致。从实践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家战略时，不能再自然地把本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唯一出发点，而要时时自省到本民族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能够通过“双赢”或在无法达致双赢的情况下自觉抑制自私的民族国家冲动以化解这种紧张，这样的民族国家战略才是无愧于当代人类文明进化水平的民族国家战略。这当然同样适用于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设计和制定。
最后，就历史的未来性而言，超越民族国家的，某种更合理、更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的全球组织建构已经成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必然。当然，这种“超越”不一定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寿终正寝，但它一定意味着在新的全球组织建构中民族国家角色和功能的变化。也许，它会变成未来全球公共权力机构的一个层级，也许它以新的组合方式成为全球公共政治建构中的一部分。这里不是讨论未来历史之具体性的地方。我只是想说明，构建民族国家战略，必须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未来意识，必须有博大的胸襟和以天下为怀的气魄，还必须有对人类行为弱点的深刻把握。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之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才会有助于人类文明整体的推进。
以上谈的是一些大原则。下面笔者拟就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设计、实施和调整，再从外交与内政两个方面作些讨论。从实践意趋看，这些讨论当然带有建议性质。不过，我将把讨论范围限定在多少有些抽象的原则问题内，而把更具体的政策问题的研讨留给有关领域的专家。
外交方面：积极融入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共同事业
所谓“全球政治民主化”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各民族国家国内实现民主化，二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两个方面都与全球治理有关，都是广义的全球治理的内容。中国政府目前承认且在提倡“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但对各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化问题多以“他国内政”为由不与置评。我以为，作为具体外交政策由以制定的基础，这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先来看与“内政”有关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化问题。这个问题，对当事国而言是“内政”，对其他国家来说则是“外交”。根据前文已经阐述过的原则，背离个人权利的民族国家没有资格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乃是当今文明人类达成的共识。因此，每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导者和公民都有从道义上关心那些尚处于专制政府压迫下人民的义务，都有批评、乃至在必要时通过适当手段合法地对侵犯人权的专制行为进行干预、制裁的权利。在这些场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不适用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既是主权国家时代的产物（因此，一般地，它符合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框架内民族国家间关系的传统准则），又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收缩其“世界革命”战略，向担心被“输出革命”的东南亚周边国家示好的表达（因此，特殊地，它符合当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