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你未来15年的世界 下一轮全球趋势-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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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生活中，任何行为都有成本。国际游资制造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经历新一轮痛苦的下跌过程，最终将会破裂。过去10年，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大幅上升，增长速度超过二战以来任何可比时期。1997~2005年，意大利房价上涨69％，美国是73％，法国是84％，瑞典是87％，澳大利亚是114％，西班牙是145％，英国是154％，爱尔兰是192％。（仅有的例外发生在经济增长最差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与德国。）到2006年，大部分过热市场上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至少也是不断缩水，澳大利亚与英国就是如此。2007年，美国的房产牛市也是蹒跚不前。短期之内，一些国家的房地产业主也许就会重蹈日本的可怕覆辙：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产价格狂涨，到90年代泡沫破裂，均价下降40％。
资产泡沫并不限于房地产市场。1997~2004年，各国股市涨跌剧烈，波动幅度超过二战以来任何可比时期——英国股市平均每年波动幅度超过16％，澳大利亚是18％，美国是20％，法国、意大利与德国的年均震荡幅度更是达到了24~27％。股市的反复无常，在新兴市场表现得更加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股市年均震荡幅度分别达到81％与92％。股市本身也会因全球化而改变，变化结果就是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5年之内，跨国资本流动很可能达到每年10万亿美元的规模，证券交易对传统“专家”的需求就会逐渐消失。以往，当纽约股市或其他主要市场上没有买家之时，这些精挑细选的经纪“专家”就会横空干预。世界各国仍然会保留自己的证券市场，但是，实力强大的纽约股市与伦敦股市很难与纳斯达克或欧洲大陆及亚洲股市有所区别。上市标准日益国际化，世界各地的证券买卖几乎都要通过光纤连接的计算机网络完成。
几乎可以肯定，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进程还会不断加速，通货膨胀（石油价格除外）很可能继续保持较低水平，市场的繁荣与衰退将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精明、幸运的投资人可以致富，对于大部分持股人与房产主的最好忠告就是：尽最大努力挺过市场衰退的艰难时光。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机理（1）
全球资本市场必定有其固有规则，但是，谁都不喜欢总是按照这些规则行事。中国欢迎外商投资，但是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转移回自己国家。不过，违反规则最严重的恰恰就是美国这个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最大经济体。世纪交替以来，美国每年消费数万亿美元的外国进口商品，带动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繁荣增长。为了满足巨额进口与国内投资的支付需要，美国充分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年复一年，借用了全世界大部分过剩储蓄。如果资本市场的固有规则最终在美国身上发挥作用，那么，当前的全球经济繁荣就会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
当然，即使美国，也无法单独破坏规则。过去5年多，尽管美国国内储蓄很少，但是经济实现持续强劲增长，消费水平远高于生产水平，每年消费额达到6 000~8 000亿美元，这种情形的实现办法就是大量进口。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人，要想让他们超额消费，其实并不困难——预算赤字不断增大，利率水平依然很低，银行贷款轻松获得，制度安排允许数千万业主在市值3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泡沫中随意变现，这些都是个中诀窍。2001年以来，美国人每年的消费支出要比收入高出4~5％，美国政府支出也要高于财政收入2~4％。美国经济规模是中国的5倍，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总和还高，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中，美国下定决心通过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欧洲、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当前出口需求大部分来自美国。有了美国人的参与，尽管消费能力远低于生产能力，亚洲国家、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那些石油输出国就能够保持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的持续增长，剩余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问题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如此之低，拿什么支付消费支出、预算赤字及本国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要？钱在世界市场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与各石油输出国，一直以来消费能力远低于生产能力，因而其储蓄水平远远超过本国经济发展投资需要。目前看来，问题的答案就是，美国一年又一年地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向人们出售政府债券及不动产，以此支付进口，并为预算赤字及国内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营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独一无二而又弱不禁风的互利共生局面。
这种制度安排改写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几十年来，都是资本从富国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在那里获得快速发展与高额回报的机会最多。如今，新兴国家与石油输出国解决了全球最富国家2/3的资金短缺，其余部分由另一些发达国家提供。这种制度安排也在本质上改变了美国的所有权结构。到2006年底，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达到15。1万亿，占到美国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总值的20~25％。而且，外国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在美国的资产每年产生的利息、分红、资本盈利与房租收入汇回本国。由于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额为12。5万亿美元，2。6万亿差额每年产生的回报——约为1 400亿美元——就是美国保持庞大的外国债权人规模的年度成本。
没有哪个家庭或团体可以无限期地变卖自身财产，来维持消费、填补资金缺口，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正因如此，主导全球资本市场的许多外国金融巨头与中央银行，因为持有大量美国债券与美元资产，正在承担巨大风险。正如所有优秀投资人一样，他们知道，投资多样化是一个基本常识。他们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资产已经随着美国经济低迷而被质押进去。他们也知道，一些国家面临外债急剧增长困境之时，为减轻债务负担，大肆增加货币供应，任由货币急速贬值，历史先例，比比皆是。如果美国也开始加印钞票，美元就会贬值，进而降低外国所有权人所持美国资产之于本国货币的相对价值。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机理（2）
如果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与债务国，不是美国，而是其他任何国家，那么，外国央行与全球投资人早就停止其巨额借款与投资行为了。但是，一般而言，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还是更愿意投资美国资产，因为作为唯一的政治、经济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好。美元仍然还是全世界储备货币，因此外国央行还是愿意大量持有美国财政公债，以防将来发生信心危机，危及本国流通稳定。
即便如此，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由于自愿为美国巨额流通赤字提供资金支持，每年都会付出巨大代价。相对而言，美国财政公债带来的收益回报已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2006年3月，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告诉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如果印度央行把过剩储备投资到相对安全的私营金融机构，产生的收益回报将会高于投资医疗保险——而且，中国、台湾、泰国、俄罗斯，甚至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的当前过剩美元储备都要高于印度。说到底，向美国提供财政支持的各个国家，如果能把过剩储蓄更多地投入到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哪怕只是投资到全球各大证券市场，其年度收益将会增加数千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外援的总和。
资金流动的不平衡不会无限期继续下去，因为发展到最后，对卷入其中的每个人而言，都将失去经济意义。危机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出现：在某个点位，外国私人投资者抛售美元资产（2004年，外国私人持有美元规模已经停止增长），即使主要国家央行高价购买也无济于事；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减缓，过剩储蓄不断减少；日本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投资最终恢复，减少过剩储蓄；油价大跌，中东各国储蓄减少；抑或因为贸易赤字日趋巨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己触发危机。
即使上述关口都不会出现，全球化已经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埋好陷阱。下个月，下一年，或者再晚点，一国甚至多国央行就会开始为不断缩水的美元资产担忧。一旦有人改变追猎路线，马上就会群起效法，以减少损失，全球金融市场马上就会为美国多年来的储蓄不足、消费过度付出巨大代价。如果失去每月500~700亿美元的外资输入，仅靠美国自身的有限储蓄，根本无法满足财政赤字与企业投资的资金需要。对此，美国财政部及美国企业为了寻求投资，唯一选择就是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以此安抚外国投资人的焦虑不安。如果你是要借钱，高回报就变成了高利率。缓解资本危机需要大幅提高利率，而利率急剧提高又会减缓美国经济增长，也会让美国股票及债券价格一蹶不振。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危机不会到此为止。资本市场衰退，美国股票与债券市场行情随之大跌，外国投资者加入抛售队伍，恶性循环由此开始。在最坏情况下——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投资人一旦对美国证券市场丧失信心，就会不约而同地陷入集体恐慌。美国股市与美元行情一落千丈，美国利率一路飙升，以此吸引人们继续购买美国公债，美国经济由此陷入泥潭。由于欧洲与亚洲对美国出口锐减，全球经济增长急剧减缓。
这绝不是凭空杜撰的荒诞情节。2004年，类似情形已经有所显现，那时，外国私人投资者基本停止增购美国股票及债券。美元需求降低，全球资本市场按照他们的意愿运作：美元对欧元汇率降低，欧洲对美国出口减缓，大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创造能力减弱，美国利率水平开始走高。中国、日本与沙特政府决定救市之后，此次危机才逐步缓解。中国和日本决定保持本国货币的较低汇率，以便依靠出口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沙特阿拉伯参与其中，是因为绝大部分石油贸易都以美元标价。三国政府进入资本市场，利用本国储备，买入数千亿美元，很快又将它们变成美国政府公债。如果危机真正爆发，中、日、沙三国不会有足够的人民币、日元、里亚尔储备，自然无法力挽狂澜。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机理（3）
事实上，由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不仅中国、日本及多数欧洲国家把自身经济发展质押给美国的消费需求，而且在政治上，美国也把自己质押给外国政府的投资决策。人人都知道，只要外国政府抛售美元资产，给美国带来的伤害会有多大。对美国而言，这个常识已经赋予主要外国金主新的政治力量。如果美国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减持美国资产的巨大风险，那么，针对中国普遍存在的侵犯美国软件版权与医药专利现象，或许美国政府还会向北京施压。不过，至少是在最近美日之间发生的贸易纠纷当中，这一利害关系已经清楚地影响了美国政策。事情发生在2005年，布什总统给小泉首相打电话，就日本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向他施压。那天下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新闻媒体，日本银行将会考虑外汇持有量的“重新平衡”。结果，第二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就悄悄收起了对牛肉进口问题的满腹牢骚。这跟半个世纪前苏伊士危机期间的情形如出一辙，英法两国那时都要依靠美国购买英镑与法郎资产支持经济发展，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成功迫使英法两国支持以色列。今天，美国主要财政输入国熟练使用这个法宝，形成巨大政治影响力，特别可能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遭遇麻烦，因为原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及其他石油输出大国持有的美元规模急剧膨胀。由于沙特美元持有量增多，美国借贷规模扩大，不可避免地，这个地区对美国政策的潜在影响力将会加大。
然而，不管美元危机是否发生，当前出现的规模如此巨大的全球资本失衡很可能将会成为最后一次。由于全球资本流通增长速度超过美国财政赤字与全球储蓄增速，到2015年甚至更早，即使还想继续违反全球资本市场的规则约束，美国及其资本输入国也都已经资源枯竭。10年之内，甚至更短时间，美元涨跌就会与其他流通货币十分相似，因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人民继续过度消费，美国必将承受货币贬值之痛。由于美元贬值，美国进口商品就会涨价，通货膨胀与利率水平都会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其他力量都在压低这两项指标。由于美国高峰人口大批退休，政府支出肯定会继续加大，全球资本市场可能将会迫使美国提高国民储蓄水平，办法也许就是增加税收，虽然其政治可行性今天无法想象。至少在美国，增税不无可能，因为美国与欧洲多数国家形成强烈对比，税率仍然很低，税负轻微增加不会危害经济发展，也不会招致普遍反抗。
全球资本市场的强大威力，一样也使其他国家面临艰难选择。如果美国最终减少对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消费依赖，那么中国、欧洲及日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身消费，保持就业机会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在哪个国家，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中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收入快速增长。但是，要想说服亿万中国人民多消费而不要多储蓄，又得实现医疗保险与退休养老覆盖范围的极大扩展。在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人口结构恶化，国际竞争加强，已经导致国民收入停滞不前，说服人民扩大消费也是同样困难。由于退休养老与医疗保险体系面临的巨额财政负担，减税不可能成为政策选项。事实上，面对如此压力，有些国家很可能会被迫削减福利，而真正危机一旦爆发，甚至还要增加税收。无论上述哪种情况，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与日本人民可以支配的所剩收入甚至比现在还要少。
由于全球资本市场迫使美国减少欧洲与日本出口商品的消费额度，他们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要么甘心忍受经济发展的连年停滞，要么后退几十年，废除横加在宝贵的劳力市场之上的种种限制，彻底放松行业管制。在这些国家，上述问题终归要演变成为政治议题，尤其取决于各国有无跨越大力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悬崖的强烈意愿。近期所有相关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发展最为可能的结果就是，还要经历一个举步维艰的漫长时期，因为十几年来来，日本都是依赖出口度过经济停滞的难关，而不是废除旨在保护千千万万夫妻店和中小企业的管制政策，自然也就没能重整发达国家当中效率最低的日本服务行业。最近大部分迹象表明，许多欧洲小国——瑞典、芬兰、瑞士、西班牙，也许还有其他几个国家——比那些主要国家，能够更好地执行大力改革路线。芬兰只需继续推进现行政策即可。不过，鉴于意大利面临问题的规模之大，加上国内一盘散沙的政治形势，意大利经济发展看起来势必走向经济衰退。德法两国定期进行小打小闹的改革，一旦遭遇企业、工会及公众舆论的强力反对，往往就会丧失改革勇气。需要一位才能卓越的新领导人——或许就是尼古拉·萨科齐——再加上各个政党的重新整合，德法两国才会发生真正变化——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数千万德法国民很可能还将沿着经济增长缓慢衰退的道路继续前行。在欧洲大国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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