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你未来15年的世界 下一轮全球趋势-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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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无法通过其他严重破坏性方式保持自身发展进步。比如，6亿多中国居民的日常饮水遭到污染，酸雨覆盖区域至少超过1/3国土面积，中国现在因此获得全世界空气质量最差、水污染最严重的名声。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再加上管理乏力，污染情形还会显著恶化。中国环保部门二把手张力军最近报告，按照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到2020年，中国污染程度“将会增加4~5倍”。这将夺去几十万人的生命，也将导致中国许多地区无法居住。据世界银行估计，即使在今天，中国每年因为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涉及卫生健康、工作时间、庄稼收成、农田土壤、基础设施等许多方面，污染损失相当于GDP的8％。与发达国家不同，净化中国环境并不是制订并实施严格的环境标准那么简单，这种直接办法在中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而且中国领导人已经这么做了。比如，尽管北京、上海等城市堵车严重，但是中国现行汽车排放标准与欧洲相当，比美国还要严格。但是，中国绝大部分严重污染都与现代化战略计划密切相关，污染主要来自能源利用效率很低的国有重工业企业以及吸引了数千万农村青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各大城市，而且中国能源消耗高度依赖储量丰富、成本低廉的有烟煤，同时，为了保证粮食自给，中国农业生产也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源就是空气和水质，要想让空气和水质达到现代化标准，势必极大地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中国（8）
2007年，发现中国出口商品危险或致命的报道一起接着一起，中国发展过程中，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巨大落差，清晰无误地呈现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面前。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中，虾与鳗鱼受到违禁化学品污染，童装甲醛含量超出安全标准900倍，玩具使用了含铅油漆，宠物食品受到具有潜在致命危险的三聚氰胺污染，牙膏防冻剂中含有有毒化合物。最后还有，中国制造的止咳糖浆因为含有有毒物质，导致300多名巴拿马人丧命。由于中国选择了基于全球化的、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20年不到时间，就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出口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出口国，但是其管理与执行能力还很原始。中国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消费产品安全管理部门的对应机构。中国也还没有足够的行政资源创建一套中央级的食品药品管理体系——在这个关键领域，六个部门职能重叠，时常出现权力冲突，没有一个部门具备实施真正管理的足够人手与健全体制。
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与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监管能力之间存在极大差距，这将会给中国经济今后几年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比如，中国制造的普通药物已经在国际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有人估计，中国生产的青霉素、阿司匹林及非处方药维生素占了世界市场的大头。最近，欧盟监管人员发现，中国生产的维生素A中含有致命细菌，美国有关部门也在含有产自中国的维生素C的产品中发现了砷、铅、铁的踪迹。在中国的监管能力赶上需要监管的产品的生产能力之前，来自中国的有毒药品及其他产品可能就会毒死美国人或欧洲人。如果这样，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国制造”必将成为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品牌。
未来10~15年，中国如何处理影响深远的经济畸形与发展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除了继续执行快速发展制造业的路线，中国领导人可以接受或容忍的改革力度。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进程，跟开始阶段一样，还是主要取决于政治。
从基本原理上说，这些问题直接来自中国政权获得与政策形成的独特方式。在现行中国政治制度下，各个政党、政府部门以及利益集团之间，不存在妥协与竞争。而在其他国家，决策者在制订政策时，这些力量都会迫使他们顾及该项政策对一般企业和普通百姓的影响。例如，如果政府部门之间、白宫与国会之间、国会内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不同派别之间、环保组织与企业集团之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以及两党与上述各种力量之间不能进行数百次的折中妥协、达成一致（在这个问题上，独立法官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那么美国政府就无法开放阿拉斯加的部分荒地，进行石油钻探。所有辩论与立场都会被媒体报道，因此美国公众就会形成自己的观点，民意测验机构又会对公众意见进行调查报告，结果就会改变或强化政府、国会及相关各方的立场，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协商。在欧洲国家，往往由多个政党或党内不同派别组成议会多数，尽管这种制度通常可以保证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行动一致，但是决策制定过程与美国大致相同。最后结果都是一样：民主国家的经济决策几乎都费时甚久，其所产生的最终效果往往微乎其微。即使那些无权无势的个人或团体，也让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影响，好处就是最终决策考虑到了社会主要群体与多数企业对决策结果的承受能力——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将要承受的后果。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中国（9）
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可不是这样，中国的所有关键经济决策都是由九名政治局常委做出——社会、外交、国防、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政策也是一样，其他任何个人、团体、机构都不能否决、反驳、修改这些决策。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这九个人的看法并非总是完全一致。2005年，政治局公布的简要文件清晰地描述了几个常委的基本观点。九常委中的四位在经济决策方面的分量最重：总书记###、总理###、书记处第一书记###、政法委书记###。除了###，其他人都坚持继续促进外资转移，推动未来10年国内技术进步，以扩大出口作为确保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全球影响力不断提高的最佳途径。他们也都下定决心规避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过程中遭遇“俄罗斯陷阱”。如果这种思维贯彻到下一届领导集体——政治局常委会自己选择继任者——几乎可以肯定，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现有压力与矛盾还会进一步恶化。
中国高层领导当中，只有###倾向于不同的发展战略。与领导层中几个下级年轻官员一样，###坚信，采取措施减小日益扩大的严重不平衡，可以为更加可靠的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因此，他主张把原本投入工业与高科技的部分资源转移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方面，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扩大地方政府的养老与医疗保障覆盖范围。其他保守的领导人到目前为止还是拒绝这些基本改革措施，但是他们已经向###及其同盟做出了某些让步。比如，2005年###“新政”出台，其中包括：取消农业税，加大西部内陆省份基础建设力度，选择几省开展养老与医疗保险试点，实施宏伟开发计划，希望把内陆城市重庆发展成下一个上海。
中国现任领导人与其前任一样，意见分歧并不在于尽快建成西方式的现代经济体系这一目标，而在于怎样实现这个目标才是政治上最安全的方式。处理大部分现存国有企业，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建立破产、物权、专利与版权等方面的现代化制度，不管需要5年还是20年；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广泛覆盖的养老与医疗保障制度，无论是在这一代人实现，还是让下一代人完成；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会不同意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市场竞争。这种共识是推动中国扩大出口额度、提高竞争能力的必需要素，随着实力不断加强，到2020年中国必将成为所有其他经济体都必须认真应对的重要力量。
除了中国，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面对政治主导、经济畸变的发展战略导致的影响深远的不足与缺陷，至少今后二三十年之内，仅仅能够保持微弱的经济增长就已经十分不错了。但是，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中国幅员辽阔，人口最多，低薪劳动力规模世界第一。国民储蓄意愿超乎寻常，工业发展劲头十足，还将继续创造丰富的金融资源，马上就能支持数以千计的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也足以保证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资金需要，并为金融重点由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小心翼翼地转移创造条件。中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与一心一意的领导集体，使得快速实现全局性变革成为可能，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高。变革就会带来经济持续繁荣，美好前景足以让中国人维持社会纪律，拥护政府，至少目前还是这样。正是由于存在这些诱惑，差不多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毅然决然、竭尽所能，到中国追逐财富。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中国（10）
对中国来说，未来10~15年将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可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双双取得巨大成就，也可能出现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局面。中国的制造能力还将继续发展。2004年，全世界75％的玩具、58％的服装、29％的移动电话都是中国制造。到2020年，数以千万计的外国人将会开上中国制造的汽车，操作中国制造的机器，使用中国制造的电脑及电器。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将会超越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迫使他们要么在某个专门领域实现现代化，要么自甘落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将会在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回荡，最终抵达欧洲、日本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继续侵蚀这些国家的就业增长与工资回报。
中国将要取得上述所有成就，这并不会导致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陷入贫困。未来10年以至更长时间，中国本土企业精密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能力还是赶不上欧美与日本企业。就在这个时期，处于经济高端、掌握高级技能的中国城市职员数量将会快速增加，由此带动国内需求持续扩大，中国因而成为西方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在高端消费品市场，中国精英阶层的消费偏好与西方富人如出一辙。《中国日报》最近对600名中国百万富翁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汽车是劳斯莱斯、梅赛德斯—奔驰以及宝马，最喜欢的手表是卡地亚和劳力士，饮酒最喜欢的牌子是芝华士与唐·裴利农，拍卖首选佳士得，理财钟情汇丰银行。中国现在约有200~300万中产家庭，每年收入达到12 500美元——考虑中国的生活成本，这个水平大约相当于年收入为35 000美元的美国家庭。到2020年，达到这个标准的中国城市中产家庭数量将是3 000~4 500万。届时，他们将会形成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购买能力接近今天全部日本家庭之和。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中产家庭成员一般比较年轻，消费潜力十分巨大。再过10年，中国市场对美国和欧洲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美国市场对欧洲和中国的重要程度。
现行发展规划并不足以保证中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年均增长9％的长期纪录。中国通过动员国内劳工、引进海外投资，实现了经济的惊人增长，完成了巨大跨越。但是，即使在制造业领域，这一战略也没能帮助中国企业找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自有办法，而且由于现代司法与经济机制缺位，其他大部分经济部门依然落后。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即使抛开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冲击，也不考虑严重政治动荡导致的可能打击，这种办法几乎注定造成经济增长趋缓。
中国领导人把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维护政权合法性、争取普遍拥护的根本，而经济增长一旦停滞，这个根本就会动摇。中国发展过程中，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居民和国企工人失去生计——最关键的是，每年都有数百万年轻人达到工作年龄。最近有专家对这些数字加以研究，结果发现，未来10年，“中国需要创造3亿个就业机会，以吸纳或重新安置农村失地农民与国企下岗职工，并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经济强劲增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而中国现行发展规划无法保证强劲增长无限期持续下去。
因此，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很可能还是政治问题。文革期间，群众政治运动残酷无情。20年后，数百人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每周都会在中国出现。当然，中国发生政治分裂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未来10年中国发生政治剧变的可能完全存在。至于政治剧变是会催生更加自由的政治体制，与自由经济制度相伴共生，还是更有可能导致威权政治加剧，延缓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2020年之前，结果就会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美国（1）
美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另一个国家，其地位与中国一样稳固。最根本的就是，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彻底、最深入的先进经济体。然而，这一地位也反映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形成的社会态度与行为习惯的基本结束。从20世纪初叶直到最后20年，美国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十分鲜明。欧洲各国经济规模太小，无法生产各自需要的所有产品，再加上他们相互毗邻，相互之间贸易往来容易实现，而且成本较低。而美国因为远隔大洋，与大部分市场都相距遥远，因此只能在疆域范围内发展庞大的国内市场。将近一个世纪时间内，美国基本依靠自己的自然资源与技术、人力条件生产出了企业与国民所需所要的各种产品，规模一直稳居全球各大经济体之首。例如，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仅占其GDP的10％。同一时期，法国与意大利的外贸总额占其GDP的比例为28％，而英国更是高达42％。
美国国际贸易参与程度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更为富足，国内消费能力更高。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均收入高于欧洲主要国家平均水平40~50％，因此美国内需旺盛，足以保证大部分人获得就业机会。而大部分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富裕，他们收入较低，还要缴纳高额税收，为慷慨大方的政府福利提供财政支持，因而内需太弱，无法实现人人工作的就业目标。因此，那时欧洲各国政府就跟现在一样，不得不依靠拓展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增加出口份额，来保障就业岗位。欧洲各国外贸依赖度高于美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为了促进少数几个“战略”领域的出口能力，实施了广泛的政府管制，从而造成经济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而生产力水平较低。
欧洲，以及后来的日本（及中国），都发现美国是他们实施出口战略的积极合作伙伴。从冷战初期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把经济准入当作地缘政治的法宝，就像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一样，对那些与自己结盟反对苏联的国家，提供单边削减关税的贸易优惠。这种门户开放贸易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虽然在主导政策的政治人物心目当中未必如此。贸易保护主义一直被欧洲与日本奉行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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