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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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实事。他到西部各地考察演讲，为西部开发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其热情令人敬佩。他的这本“飞机场式”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也不乏思想闪光及给人启迪之处。但这本书也与所有“飞机场式”作品一样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仔细读来这个美好的未来却是一个乌托邦。
　　温先生认为，西部在十年内可以达到东部发达地区生活、知识与收入的水平。这就是西部开发十年成功的标准。全书都是围绕为什么和如何能实现这一目标展开的。
　　温先生认定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依据是深圳这些地区的成功事例和西部的有利条件。西部的有利条件如何转化为成功是一个大问题；但与深圳的类比并不科学。
　　深圳的确在十年之间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也在十年中发展起来了，但这种成功的事例并不一定会在西部重现。这就在于东西部的差异之大远远超出了温先生的想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安这一带在汉唐时繁荣过以外，西部一直是落后的。自从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部转移之后，东西部的差异更大了。鸦片战争之后，东部又领开放之先，在与世界经济的交融中迅速成长。东部有良好的工农业基础、人力与物质资源，又有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一旦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迅速繁荣起来是正常的。但一直落后的西部，经济起点就远远落后于东部，而且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弥补的。东西部的起点大大不同，决定了东部十年能做到的事，西部未见其也能做到。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东部的迅速发展得到了政府有力的扶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曾提出过发展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同步地得到发展。因此，必须先找一些条件好的地方重点扶植，让它们先富起来；然后用这些已成功的发展极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把东部深圳这样一些地方作为发展极，给予优惠政策重点扶植，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说东部发展十年已成是有特殊性的。这种成功的经验并不全适用于西部。因为后发展的地区不能像先发展的地区那样普遍得到种种优惠，而且；有些优惠（如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加入WTO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西部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条件远远落后于东部；发展环境又不如东部；尤其是观念落后；十年可成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西部开发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要比东部难得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扎扎实实地进行西部开发。许诺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固然可以煽动起人们的热情；但发展经济靠的不是一股热情；而是实干精神。否则诺言没有实现；希望变为失望；对西部开发有百弊而无一利。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是温世仁先生的老师；温先生的这本书也颇有乃师之风。这就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像；而缺乏务实精神。托夫勒是信息时代的鼓吹者；温先生也把西部的迅速开发寄托在网络身上。网络时代能否像农业与工业一样成为一个主导经济进步的时期；仍无定论。严肃的经济学家很少谈“网络时代”这样的话；他们对网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仍持谨慎态度。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谈到电脑对经济的作用时指出“电脑的贡献还不能是转变性力量；它们还不能使美国回到作为一个世纪中几十年间持续的强劲增长”。近年来网络的衰退证明了这一点。网络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尚且如此；对落后地区更不用说了。温先生把西部开发寄托于教育发展是对的；但把教育寄托于网络却有点简单化了。且不说在西部普及网络不像温先生的公司资助黄洋川一样容易；就是普及了也无法替代正规教育；即使在网络发达的美国；网络教育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从温先生的经历来看；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也难免有一些外行话。例如；他认为如果西部开发50年才成；就没有人去投资了；因为要等50年才有收益的投资；没人去做。这就混淆了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和整个地区的发展。其实正因为西部落后；有利的投资机会会更多；投资一个项目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获益；不用等到西部开发成功。但这个项目的成功；并不等于西部开发达到了温先生的成功标准。在经济学中；投资项目成功的评价和整个地区的开发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温先生得出的西部开发50年才能成功就没人去投资的结论也不对。其实即使西部开发十年成功；要投资者等十年才有收益；也没人去投资。
　　温先生的这本书恐怕连经济学快餐都谈不上；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又没有什么实际资料；只有一些零星的事例和随想式观感；再加上大胆的幻想。这是一本未来学著作。一些严肃学者把未来学说成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这也许太挖苦了一点。但这类著作中那种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学风的确值得我们警惕。
　　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干精神；普及式经济学作品更需要严肃认真的学风。这正是我评论《西部开发十年可成》这本书的动机和想说明的问题。
　　（温世仁：《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一版。）
　　探索哈耶克思想的演变
　　——读《哈耶克论文集》　　
　　哈耶克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他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和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法律、立法与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序言中曾指出，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我曾力图以一种适合于当代问题和当代思想的形式向当代的读者重述传统上的各种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或原理”，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对“以后发现的一些缺点作些许弥补”。与前一本书相比，后一本书“阐释较久系统，撰写更为困难，观点也更具个人性和更具原创性”。
　　但这两本书的时间跨度为25年，作为一个思想家，在这一时期中哈耶克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知识立场转换和理论观点修正与完善的过程。如果说《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这一期间思想演变的两极，这25年间发表的论著，就是这两极之间关系链。哈耶克在这一期间所写的论著主要收集在1967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1978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这两本论文集对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是极为重要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还没有中文本，英文本读起来也颇为不易，要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邓正来先生是国内研究哈耶克思想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文本的译者。他把能反映哈耶克思想发展的重要论文选编为《哈耶克论文集》，并翻译出版。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哈耶克论著颇多，要从中选出代表他思想演变的论著颇为不易。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所选的论文极为妥当。邓正来先生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选出了23篇论文。这构成了《哈耶克论文集》的主体。
　　邓正来先生之所以把这两本论文集作为重点是因为：第一，哈耶克在这两部论文集中对此前简单论述过的；但又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观点做了更详尽系统的解释。比如；社会秩序分类学、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框架、有限民主与无限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等；在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中都极为重要；这些观点在这两本论文集中得到更详尽的解释。第二；对某些已经阐明的观点做了相当重要的修正。比如；对“欧洲大陆法治观”的否定与放弃；并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普通法的法治观”等。第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对最高权力进行分权的制度安排的解释；确立了规则研究范式；详尽阐发了规则检测“一致性”和“相容性”的否定性正义标准等。
　　在从这两本论文集中选出的23篇论文之外；邓正来先生又收入了两篇极为重要的论文。一是《自由秩序原理》的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二是《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跋；“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在前一个跋中；哈耶克明确地说明了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这就澄清了一些学者把哈耶克的思想混合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误解。后一个跋之所以重要在于，哈耶克把《法律、立法与自由》作为自己最后一部系统性著作，希望在这个跋中“以期用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阐明那个在我的整个事业中始终指导着我的道德进化观和政治进化观”。我们从这篇跋中可以理解制度进化观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意义。邓正来先生选入这两篇文章是极有眼光的。
　　《哈耶克论文集》包括四部分：“第一编，政治学和法学”，“第二编，哲学和社会科学”，“第三编，经济学和历史学”以及“附录”。看过目录你就会发现，在这本论文集中，经济学论文只有两篇，即1962年发表的“经济学、科学与政治学”，以及1968年发表的“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哈耶克被认为是经济学家，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邓正来先生在有23篇论文的选集中只选两篇经济学论文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哈耶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思想家。他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远远超过了经济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涉及经济学之外的政治学、社会学、法理学、历史学和心理学；而且这些经济学之外的学科更为重要。因此；以选其他学科的论文为主；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哈耶克研究的这种跨学科特点。第二，哈耶克早期的研究以经济学为中心，在本书所选论文的期间，哈耶克研究的重点是自由主义理论、法律理论和整体社会哲学建构。论文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领域。以这些领域的论文为主是合适的。
　　邓正来先生从许多论文中选出23篇编为这本书显示了他对哈耶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表明只有先成为专家，才能成为优秀的选编者。应该说，哈耶克的论文涉及内容广泛，文字也颇为艰深；翻译难度相当大。邓正来先生英语专业出身，又多年研究哈耶克，是哈耶克著作最佳的译者人选。他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都受到好评。这本书的译文亦有“信、雅、达”之美。
　　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正来先生写了一篇近80页（包括注释）的编译者序，题为“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这篇序对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作出了极为深入，又有见解的分析，是我们阅读《哈耶克论文集》的向导。读此书前一定要认真读这篇编译者序。
　　哈耶克的书不容易读，但认真读下去你会觉得其味无穷，不信，你从读这本《哈耶克论文集》开始试试。
　　（冯·哈耶克著，邓正来选编、译：《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重视另一种声音——读《穷人经济学》　
　　中国这只大船正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奋勇前进。主流派经济学家为之出谋划策，让它走得更快，但也需要有人提醒高速前进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读了卢周来先生的《穷人经济学》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苦口良药，什么是忠言逆耳。
　　走向市场经济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转型一样，既是社会进步，又是社会的激烈振荡与分化过程。社会进步是以一部分人利益暂时受损失为代价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说；历史的进步是以恶为代价的。但社会要在较为稳定的条件下转型，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受益。所以，关心关心弱势群体这个主题在转型时期特别重要。卢周来先生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其他经济学家为这只大船如何更快地运行（GDP增长率提高）出谋划策，而卢周来先生不断提醒决策者：有些人受船的颠簸（改革的冲击）而受苦。我想这两种经济学家都需要。当出主意的经济学家成为主流时，这后一种声音更可贵。
　　卢周来先生出生于农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极为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对农民有深切的感情。在他从事学术研究之后，这种感情又升华为一种人文关怀。读他的书我深深感到；这不是一种富人对穷人怜悯式的同情，而是对自己同胞一种真诚的关切。这本书第一篇是“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这篇文章我看过不止一次。这篇文章既通过姑姑的信反映了农产品不值钱，乡村干部瞎指挥等问题，而且通过他的点评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当有深度的分析。他把农民作为他姑姑（我想这位姑姑应该是一个代表，一个农民符号），谈起这些问题就异常感人了。把自己置身于弱势群体之中，想他们之所想，愁他们之所愁。这是卢周来先生揭示和分析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也正是他的许多文章感人之处。感人的重要之处在于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当然，如果仅仅是“煽情”地指出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那么，认识就仍处于一种感性阶段。或者仅仅是一种“感情宣泄”，这种文章作为另一种声音的意义就相当有限了。卢周来先生读书广博，熟知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因此，对许多我们经常听到或司空见惯的问题与现象，做出了有相当深度的分析。例如，“贫困的理由：三种经济学的解释”；就对贫困的原因用有限的文字做了有意义的分析。说到根本还在于体制上。对于经济学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无论是教育产业化，还是产权；无论是富者更有诚信，还是穷者更有诚信，等等，他都讲了自己的分析与见解，但应该承认，他有自己的分析与依据，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当前与卢周来先生持相同观点或者发表类似文章的人不少。但我读他们的文章总感到有一种缺憾。那就是批评并分析当前存在的确问题多，而提出建设性的，有可操作意义的建议少。其实对这些问题，从上至下都承认。但关键是如何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仅仅同情改革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鼓与呼”固然有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是如何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在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弱势群体方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如湖北实验改革乡一级机构，压缩人员，就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如果卢周来先生能把眼光转向更为积极的这一面，我想他的文章就会更有意义。这也是所有抱有人文关怀的人，应该重视的最大问题。
　　卢周来先生的文笔相当好，文章流畅而朴实，娓娓道来，亲切可读。他的许多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仍爱读他的文章。卢周来是市场经济改革坚实的支持者，只不过他谈论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种声音是重要的。岂一个“吃”字了得——读《快餐国家》
　　一个精通饮食文化的朋友曾对我